听说杨箕村拆迁在即，忽然想起该写些东西。对于广州的城中村，是许多初到的外来人落脚之地，还在上世纪90 年代中，我也是漂泊的一员，便选择在这里居住了，而唐都的创业也是在此，所以更是值得纪念。

图：广州杨箕村的全景照。相信许多人都会对它抱着深切的怀念和感情。

    当时的广州，天河区才刚刚兴起，居者稀少，政府将原有的农田菜地收归国有，于是农民们便也聚居而为城中村，所以杨箕村当时并不在城中，而在城市东头的边缘，向南渡江，便是后来新兴发展起来的华南板块了。现在的杨箕村，原住民概有四千余人，而外来人则是数倍，做什么的都有，而身份，大多都是外来务工和公司的基层人员，工资不高，只能选择租金低的城中村居住。而十余年发展，城中村却也有了另一种繁荣，各式各样的服务都有，令生活十分便利。在广州，这样的城中村也有百十来个。我在杨箕村住了不下三年，后来公司发展了，才换到了石牌村，又住了数年。所以，对于城中村，我是有感情的，而与当地的居民，也可谓是深厚无猜。

    最好的光景，记得是带着妻儿和父母一家子的。每天都走着村里的小道，那种楼与楼之间留下的窄小巷道，时不时还有一辆摩托车穿过。村子后面便是华南大道，对面便是后来的珠江新城CBD，当兵的时候，那一大片还是我们的石牌村海军农场呢，只是过去，没想过自己还会与这片土地有如此更多的联系。从杨箕村出去向西，便是梅花村了，接中山一路，再前行，便是繁华的中山四和北京路了，当时的广州，承担着全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风，也接纳着全中国下海创业者，所以繁荣无比。

    很久之后，我也开始从事有关于城市研究和地产开发，思考可持续和人本城市的未来，加之城中村在全国各地城市普遍出现，所以，有了另外的一些观察角度，也更深地了解了政府、村民、租住户以及开发商之间的多种利益和博奕。而城中村的产生根源，尽管有不少专家作过研究，而在我看来，更为根本的乃是中国城乡二元化矛盾结构下所次生的产物，从历史观来看，我们不能说城中村好或者不好，而只能从中国社会政策上找原因。显然，处理并妥善解决城中村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拆迁与开发问题，而涉及到城乡共生与社会价值重建的更大系统，对于政府来说，更是对中国城乡二元化失当政策的一种历史补偿，基于这一思路，拆迁让农民一夜暴富，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中国的农民都不富，我们也就很难指望普罗大众真正步入小康了。所以，我是很赞成对农民的补偿的，与其让开发商赚到超额利润，不如先让农民们拿到更多钱，因为他们毕竟更弱小，更单薄，他们是被社会所改变的那一群人。

    同样，城中村在现实功用中还收纳了众多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新兴人口，而城中村也在相当长时间中代替中国政府职能并填充了廉租房阙如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白，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还应当感谢城中村，感谢那些善良的村民，因为这些善良，是我们亲身体验到的。某种意义，我更信赖村民而不相信政府。因此，在城中村改造这一话题上，我相信维护村民利益更胜于顾全政府的所谓大局。所谓的大局，无非是某个执政官员们的政绩而言，他有他的官员待遇，要什么有什么，他怎么懂得失去历史土地的村民之苦和那些勤劳打工者的境遇之忧呢？

    我在昆明探访了许多个城中村，和那里的租户和原住民们攀谈，同样，我见到的都是如广州杨箕村相同的善良甚至无奈，更多人们的生活还停留于仅够温饱，他们的收入极其低廉，他们所受的教育十分贫乏，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还有国际化，不仅没有让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受益，就是对城市中的城中村们也没有输送更多一点点。这就是事实，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事实。因此，尽管我们在表面上的成绩很好看，让世界都称赞，但在实际的内里，我们是失败的，而且败得很惨。当城中村拆迁去了之际，那些租住的青年们，那些还有贫困线上努力奋斗的人们，他们又将去到哪里生活呢？我们的社会，真的还没有为弱者作好更多服务的准备，我们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所以，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和社会，重新检索我们的政府服务，重新定义我们的发展纲领，重建我们的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对于执政党与地方政府而言，是比搞一场两场世博会要重要得多的首要工作，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公共事业的伟大精神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