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拨付巨资启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意图是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中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与灵魂就是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和生产实际出发，寻找保障社会生产力主体——劳动者权利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中，就需要研究社会财富创造者如何能够凭能力创业，公平竞争；如何能够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参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决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核心任务，就是改革我们传统体制的弊端，在新的体制的运行中让普通百姓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公平正义价值。

    然而目前严峻的现实是不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反思：

    就凭能力创业，公平竞争而言，诸多非能力因素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很难说竞争是公平的。在创业过程中的金融支持而言：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是不争的事实，新36条的出台正是为了解决民营企业创业中的国企垄断困境；从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流动中，户口制度以及依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也在阻碍着农民与居民的公平竞争；而在初入社会的大学生等年轻人的经历里，可能已经烙下了关系、背景、家庭对竞争的影响力超过能力的印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的判断，“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至于企业、政府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 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言：劳动者的辛勤劳动的成果没有在他们的劳动收益中体现，劳动者的收益被人为压低的现象比较严重：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下降到40%以下。在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就劳动者工资的行业比较看，又存在行业差别与劳动付出不符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 .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 .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而欧洲与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我国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甚至还有专家指出，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就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参与相关决策而言：无论在私人财产权决策还是公共财产权决策上劳动者的决策权保障都不到位：在私人财产权决策不到位的线性例子是房屋拆迁。行政权对财产权的强势十分明显。作为财产权主体的普通民众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城市拆迁血案频发，5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针对拆迁血案频发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通知中规定，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要求各地不能强行实施征地，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妥善予以解决。民众个人财产权决策只能依据国务院的行政指令，恰恰说明个人财产权决策的法治保障的缺乏。就公共决策而言，劳动者作为纳税人在公共财政中的话语权缺失：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年升高，1994年为10.39%，2008年上升至19.99%，如果算上土地出让金等各项收费，政府每年实际收入大约占当年GDP的30%。5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至4月，全国累计财政收入27552.73亿元，同比增长34.1％，而财政收入中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支出却大约只占到15%。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受惠，让人民群众生活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从目前社会在公平竞争、按劳分配、民主决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是否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脱离百姓呢？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方法是否有一定的偏差呢？需要思考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何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