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农民工”
                       文/马跃成

     深圳市政府在通报富士康跳楼事件时称，相关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深圳市政府负责人李平说，从个体来看，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从企业来看，富士康集团43万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加上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容易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应”；从社会层面看，这些员工远离家乡，缺乏亲人朋友的关心，社会服务关爱、支持援助也不够，容易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虽然政府、企业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许多努力，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并未能有效防止坠楼事件的连续发生，对此，我们感到十分痛心和不安。”
     不能说深圳市政府的认识不正确，但是这些看法开起来还像是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现在的青年工人，与过去老一辈的农民工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很多就生在城里、在城里长大。有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与父辈的成长经历有了本质的不同。他们向往城市生活，习惯城市生活。但是，社会上却总是把他们当成外来务工的打工仔看待。
     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他们更愿意成为城市的一个分子，他们不愿意让人们再把他们当成农民工。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生代农民工”。
     最近全国总工会要求加大维护职工权益，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提高一线职工报酬，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胡锦涛在春节期间，亲切看望慰问节日期间仍奋战在工地上的农民工。温家宝总理亲自督办农民工工资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首提“新生代农民工”概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但是为什么问题好想看起来却是越来越多呢？可能农民工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特别是对新一代的农民工开说，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他们只愿意成为自己为之工作的城市里的正常市民。
     也许当我们重新考虑这个概念性的问题时，就会恍然发现，如果城市里没有“农民工”，问题就容易解决多了，因为城市里不种地，本来就没有“农民工”。
     家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的武娟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一年半前开始在深圳一家手机液晶显示屏生产企业务工。现在的她染了头发，穿着时髦，完全没有农村姑娘的感觉。她说，“在城市，我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回来过年。”回家不到半个多月的武娟说，“但在农村也待不住，毕竟城市的条件要好得多，也习惯了城里上班、下班、逛街的生活，回家倒感觉不适应了。”
     也也许是中国许多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尴尬：农村不想留，城市难安家。
     另一位“青年农民工”说，“留在农村已不现实。”“我不会种地，也没种过地，什么时候该种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年青的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中的多数将务工视为赖以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作为农业收入的补充。
     但是在城市生活那是那么容易的，以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要想真的在城里生存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房子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难题。
     据调查，主要是80后和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大约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已经成为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
     陕西宝鸡的农村女孩苏梅说，“我的理想是流动群体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和资源”，她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叫农民工呢？这是很大的歧视。”苏梅觉得现在社会都认为农民工没素质、没文化，思想道德败坏。“同样是打工的，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我们是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不熟悉农村和农业，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的取向，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的提升，也使一部分农民工很快地融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他们更愿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都要围绕这一点来制定，并考虑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多方面的发展要求，要创造条件让他们飞的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