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民主，计划与专制，这种对应关系几乎已经是定论和常识了。但是，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市场和民主、计划与专制之间并没有对应的必然关系，相反，市场与民主之间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不融洽。
要论证这个论点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什么是民主？民主制度当然就是指民众当中的多数决策的机制。
其次，我们要搞清楚在市场机制下民众当中的多数所处的必然的经济地位。
之前的帖子已经论证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单独作用必然导致民众经济地位的两极分化，分化的结果就是众所周之的“二八现象”，即百分之八十的财富集中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中，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财富。
拥有百分之八十财富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会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来主导这个世界吗？当然不愿意，而且他们的的确确拥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作为资本说“NO”。
“财大气粗”这个“气”其实就是指政治话语权和政治地位。这个词语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原则的最通俗的表述。
推翻这个论点的方法更加简单：只须证明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共同富裕。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当中，当初的商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脱节的，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么回事儿。即便是商人非常富有，依然在政治上要屈从于士大夫阶层。
吕不韦可以说开创了用金钱左右政治并进而统治世界的先例。《战国策》记载：吕问其父：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利几倍？曰：无数。因此，富甲一方的吕不韦便毅然决然舍弃“珠玉之赢”选择了投资于“立主定国”，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了落魄的异人身上，扶起一个“始皇帝”并最终一统天下，进而把自己的可数之赢变成了“无数”之利。
吕不韦显然对“吕丞相”这个无冕之王的称谓要比对“吕老板”的称为更满意。自吕不韦之后，“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日渐衰败，从此，政治就开始以经济为基础了。从此，衙门就变成了朝南开门了。
现在，无论中外，凡是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是“商而富则仕”，有钱就可以打通仕途，可以当选民意代表、可以竞选议员、可以当总督，直至问鼎总统宝座。屡创天价的总统竞选开支、天文开销的总统就职仪式、来路不明的政治献金、让普通百姓咂舌贿选丑闻等等等等，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这个市场经济的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有的只是金钱和权力的不解之缘。“商而优则仕”已经成为显得不能再显的潜规则了，入仕之后，再以仕途地位按照“特权分配律”（《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的原理去攫取更多的财富，如此这般正反馈式地发展。
泰国正在发生的红衫军革命的背后，就是远躲在异国的前总理他信的巨大私人财富。
宏观总是以微观为基础的。宏观当中这种政治依附、受控于金钱的现象也是具有其微观的基础和原因的。在社会的微观组织层面，“金钱说话”早就是直截了当的，是显规则而非潜规则。例如股东的权力，董事会主席的职位等等，都是由资本大小所决定的。微观上这种权力决定机制必然导致宏观上“政权听命于钱权”的局面产生。
人是要有信仰的，但是不可能有多重信仰，尤其是相互矛盾的信仰。既然这个世界是货币拜物教的社会，那么货币之神统治一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民本主义，是让资本做主的社会，而不是让民做主的社会。在一个社会当中，不可以同时推行两种主义。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民主，实在是别扭。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国家在阶级结构上都由三个部分组成“非常富有的人、非常贫穷的人和中间阶层。”而且认为这个社会的稳定性取决于中间阶层，“如果中间阶层在数量和质量上被公认为是最好的，那么这个社会将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容易遵循理智”。
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如果不限制富人无限制地敛财行为，财富分配势必无法形成正态分布的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而导致两极分化的产生。
一般大家都承认，富足的阶层是保守的，他们希望社会能够稳定在这样的状态，而贫穷的阶段是改革的，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自己当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就是
市场必然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就是用钱说话，即便是民主，也是民众的钱在做主，而非民众的思想在做主。即便是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且具有政治决定权，但此时所谓多数人都富有而且享有民主权利，背后的本质依然是“钱在说话”。只不过亚里士多德预想了一种人权与钱权可以和谐统一的模式，这听起来非常不错，但是却远离现实。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了，市场机制不可能导致出现一个亚里士多德所期盼的富有的人占人口多数的局面。
而在问题的另一面，并不是说计划=民主。经济制度其实是在政治制度选择之后才能够展开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众当中的多数有权利选择何种事情不适宜让市场染指。
颇具玩味的是，原本具有自由精神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用高压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推广，这在发展中国家刚刚踏上市场化道路的时候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