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蝌蚪”政府


经济发展中的”蝌蚪”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的开放性和市场化。改革开放只是政策性的出台与实施的完美结果。实践也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性长远意义。这两句通俗的话看似简单其实有其在当时建国初期的“生存基因”(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新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可寻),这两句话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皮层”问题,其所反映的“机理价值”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色社会主义。于是就把当时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矛盾搁置不问,把争论带有什么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与什么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矛盾给搁置、而是把一切精力、财力、人力、物力集聚在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使中国更加“开放”,“开放”适时的适应了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需求。由于资金具有流通的禀赋,当资本与成本成正比时,资本就很难产生更多的资本,这时候资本的禀赋就会站出来,寻找资本与成本成反比的国家,而中国的廉价资源、劳动力得到西方国家资本流通的青睐是应该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改革开放的业绩普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尤其是2005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更是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发展是动态的、不确定的,由于我国的国情及经济发展模式与建国初期相比大相径庭,那么改革开放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还能继续独领风骚呢?是否会基业长青呢?答案不言而喻是否定的。以前的开足马力搞经济的弊端已初现端倪。这种弊端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畸形、脱节、政策性惠及不足。释解(国家就像蝌蚪的头部——肥的臃肿。脱节——经济发展过快与社会目标、福利脱节——就像蝌蚪的尾巴突然变“瘦”。政策性惠及不足——政府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比如:幸福指数、精神、文化等软实力建设不足——蝌蚪虽然有尾巴但是还不足与长到惠及幸福指数、精神、文化等软实力。)
    畸形:
1)、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美中不足的是其背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地理区域上划分,东、中、西部出现了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二: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以至于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像欧洲,农村面貌像非洲”的真实写照。造成今天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其最主要的两点分别是:以经济特区结合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的早期政策性倾斜和东部地区特有的天然地理上的禀赋,比如:优良的海港、地处平原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开放的时间较早,思想转变彻底、和环境的宜居等等。<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这不作详谈。>
2)、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内需不足,影响社会稳定
3月2日,全国“两会”还没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地产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就对媒体说:“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附和声随之四起。有的说“泡沫不破就不叫泡沫”,也有的让买不起房的人“回老家”。距茅永红发言一周多后,北京市政协委员、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还在挺他:“买不起房子就别指望 房子降价。笔者也不批判任何人,也不用自己 的语言片面的去评价别人的观点是与非,以免发了主观上的错误,陷自己与不利的境地。笔者只想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 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过的财富主要聚集在政府与少数人的手里。消费的大小主要是看不同阶层的所拥有的财富多少来决定。没有财富讲消费,是在说梦话。由于国有资本过多的分配到市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这样就把原本藏于民间的财富给取走了一部分。工薪阶层呢?收入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使其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房价的增长速度。企业是唯利是图的,而政府的禀赋是政权。如果国民连最基本的住房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原本国民为了生活的幸福,所遵循的社会契约就会消失殆尽,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动荡。这种动荡的变现就是:犯罪率上升、社会出现歧视、阶级矛盾激化等等。这是对政府的影响。然而对经济的影响仍然不可蔑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外部市场的萎缩只是客观因素,内需不足才是产能过剩的主观因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匀,使国民没有办法去消费,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产品挤压,最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产能过剩,而仅仅以少数富人消费,是远远不够的。“让买不起房的人‘回老家’”这简直是屁话,更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世界上最悲哀最愚昧的事情,就是一些人自以为自己说了一句经典的话,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的响应者,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欣赏和并不知道自己被人所唾弃的言论。就像放了一个屁,除了臭一阵子,别无用处。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房价促使中国被逆城市化”。主要就是介绍房价过高,抑制住我国城市化进程。如果没有能力买起房子的人都回会老家,那么我国就是在走没有城市化却逆城市化,这是任何国家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买不起房子至少有两种危害:第一,大量的新生人才,被拒之门外不利于我国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把人力资源赶回老家去种地可谓是“金扇子拍蝇子——浪费”;第二,如果大量人口进驻城市,不只是给经济带来了人力资源,并且人本身在城市生活就需要刚性消费,可以增加城市自身的消费需求,不像农村可以靠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生活。财富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消费出来的。大量的人回老家,制造业出现员工短缺,出现“民工慌”。而回家的劳动力在老家没有工厂可以生产,没有生产就不会产生财富,而且大多数的人在老家处于失业状态,可谓是在消耗国家的财富,而不是为国家创造财富。
3)、中国制造市场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挤。
    曾几何时,美国的一位作者写了一本关于:假如没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世界会成什么样呢?她充分肯定了“中国制造”对世界人民作出的贡献。所以“中国制造”也曾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名字。因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环节中,切入点相对容易,对技术、资金、知识的要求比较低,而且进入的门槛也比较低,只需要购买几台机器,就可以走进制造业的“俱乐部”。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通常选择制造业为切入点;为什么把制造业作为增加国家原始积累的原因。可是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敲响了一次警钟。金融危机使整个世界的需求趋于萎缩,对于中国制造这种靠外部市场消耗的产业,是极为不利的。金融危机期间订单急剧减少,所以中国制造又转而向内需进攻,但是内需又不景气。以至于中国制造,在外部市场萎缩,内部市场不景气的夹击下,出现了“三明治”的尴尬局面。金融危机不仅给中国制造上了一课,也给西方发达国家上了一课,西方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虚拟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依托,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的危害。所以有关专家呼吁,西方发达国家要发展第二次制造业,从新夺回制造业地盘。一旦西方发达国家再次发展制造业,那么我国的制造业就会在海外多了个强劲对手。我国的制造业之所以备受世界的青睐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我国的制造业主要优势就是价格低。而价格背后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租金、廉价的原材料等等。可是近年来东南亚和南美洲国家出现了“廉价中的廉价”,以比我们更低的价格跃进世界市场,使得中国制造黯然失色。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主要靠制造业,如果我们失去了制造业,犹如关公没有了大刀,还如何叱咤风云呢?
4)、国富民穷
“国富民穷”是我国目前经济转型中的典型问题。到底存不存在国富民穷呢?这是个基本国民常识,不作概论。且说为什么国富民穷。我国是社会注意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利弊影响。笔者认为政府是社会的服务机构,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不应该采取政治手段强至于经济。政府的性质是服务,必定政府不是盈利性的机构。而如果政府非要利用特有的行政手段利益化,与民间企业争夺市场上的财富资源,那么很容易形成垄断。我国政府也在积极的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效果却不尽人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央企还是以其“行业资本家”的臃肿身躯直捣房地产业。以至于让民间企业隐隐约约的看到了央企的股份制改革其实是“变脸不变心”,最后政府还是要采用行政手段,迫使其退出房地产不了了之,以平媒体、舆论、民间的愤慨。国家财富的水涨船高和国民的财富持续下降,央企做了不小的“贡献”。目前国内主要利润高的行业还是在央企的控制中。比如:烟草、银行、石油、医院等等。这些行业几乎是处于垄断状态,要知道垄断价格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是所能获得的最高价格。相反,自然价格和自由竞争的价格虽不总是,但在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可能有的最低价格。央企的垄断地位不仅让它赚得个盆满钵满,而且它所垄断的行业具有自然与政治上的排他性。自然的排他性主要体现在,一旦行业被垄断,其他的竞争对手就很难进入同行业内。一旦有竞争对手进入同行业,那么垄断的企业就会操纵价格,以价格等垄断特有的做法击垮竞争对手。政治上的排他性主要体现在,业内人士都知道国内垄断的行业都是央企,而央企的性质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所以民间企业对于央企来说也是望而却步。一旦民间企业不能进入这些高利润行业,那么假设在财富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的利润被央企拿走,民间企业所分的利润自然相对减少了。就拿银行和医院这两个行业来说吧。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融资难,这是业内人士有目共睹的。银行没有市场化,所以银行变得也不好“伺候”。银行把大量的资金贷给大企业和央企,而不把中小企业放在眼里,即使是大企业不缺乏资金,银行通常还是推出各种优惠政策给大企业,可是从来没有眷顾过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银行和央企的关系作何解释呢?可以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阐述“银行和央企其实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儿子拿老子的钱做生意亏本啦,还有还钱的这一说吗?”。医院呢?医院的利润高的让人流口水。而且医院也有自己的专用“语言文字 ”,去过医院看病的人都搞不懂,医生为什么开的药方让患者看不懂呢?为什么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呢?这又作何解释呢?医院本来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利用人民对病理的恐惧感,肆无忌惮的把人民辛辛苦苦赚的钱再赚回去,国民能富吗?
    脱节
1)、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供给、环境自净脱节
      我国经济增长一路飙升,得到了世界的羡慕。不仅有“金砖四国”的美誉,更是被默认为未来唯一一个可以在军事与经济上对抗美国的国家。这是我们作为中国的国民应该庆贺的大喜之事。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100年所走的道路,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后发展国家”的优势(在后进发展国家中,我们可以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经验。而不是自己研发、实践,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与成本),但是我们同样付出了代价。其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靠掠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是靠暴力征服掠夺,主要掠夺别国的黄金与资源(其中包括对奴隶的掠夺---在这里把人也作为一种用于创造劳动价值的资源),而社会主义是通过资本掠夺与本国的资源(不包括人力资源),有所不同的是对象和手段的采取方式上的不同罢了。作为社会主义的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掠夺了,可用于我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资源。而当我们自己的资源远远不足与满足我们经济发展所需时,我们就会用“资本交易的方式”获取更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经济的飙升已经越来越让我们意识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不再完全是资本、技术、制度的不足,而是环境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凸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供给短缺、环境自净能力的速度严重脱节,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弊端。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以透支环境、资源的愚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环境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含金量大打折扣,也带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以后要想经济能够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要把经济发展方式的侧重点转移到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生物经济等新经济政策上来。
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
     国家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本来应该是经济的“两条腿”,如果任何一个腿得了“小儿麻痹症”。那么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必要“倒下”。只有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国家经济发展才不能倒下,才会跑的更快。可是由于我国制造业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连带效应。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目前制造业已经很难再有利可图,国民把资金从制造业的实体中转向以房地产为主的虚体经济中。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经济体。因为房地产可以属于虚拟经济,也可以说是属于实体经济。其判断的标准主要是“价格”,当价格过高超出了房子的真实价值与使用价值时,它就可以归属于虚拟经济中;房子不像股票那样看不见摸不到,必定房子还有一堆水泥和钢筋,而且房地产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房地产又可以作为实体经济的范畴。当国民把资本大量用来投资房地产或是炒房是,房子的价格就虚高不下,于是泡沫就越吹越大,最终导致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对接不上,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一旦泡沫破裂,国民经济必定会波动震荡。所以如何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以粘合虚拟经济的虚拟利润,亟待解决。
3)、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脱节 
 过去以“做大总量”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尤其是政府把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集中于经济领域,实现了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是目前显示的问题是,实行增长至上,“以增长代替发展”,强化了分配失衡、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的制约经济发展的新因素。面对这些新的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以GDP是宠的时代是否该成为历史。
我国政府是个“蝌蚪”政府,“头部”出台的好政策,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头部与尾部脱节。国家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比如:低碳经济、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但是地方却根本没有执行,而是把政府的政策当作耳边风。依然是各自搞各自,向土地要钱、死咬这GDP不放、大搞项目经济、形象工程。再好的政策没有好的执行,顶多算是口号。这主要的弊端还是,政府把GDP当作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因素。
 
     政策性惠及不足
1)、我国GDPGNP等经济数据上升病态的影印出幸福指数降低
       笔者认为,经济学的最终发展结果对个人来说是:“让生活更美好。” 对一个国家来讲,政府最终追求的是国民的幸福,而不是GDPGNP等经济数据的总量。我们希望每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有GNP的增长指数,更重要的是国民的幸福指数。因为经济数据必定是经济数据,它只能作为研究经济用,却不能给国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活质量提高与幸福指数的提高。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把研究目标定位于怎么样实现人的财富最大化,而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财富仅仅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
之一。我国的经济总量与发展速度上去了,但是国民却没有体会到经济发展、总量上升带来的好处。经济的总量上升、发展顶多是对国民心灵上的慰藉,而没有产生任何事实用价值。如果财富不是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而是带来幸福的唯一指标,那么国民的幸福指数依然不会提高,要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畸形在于——国富民穷。财富不在国民手中,在政府手中,幸福指数又何曾谈起呢?
     财富具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举例说明(来自:李高产博士的烧饼解说):某个人每月工资100元,当他得知要增加100元工资时,这时工资的边际效用相当的大,他获得的快乐指数为100%。几年后,当他的月收入达到10000元时,得知要增加100元的收入,这100元产生的快乐指数为1%,表明他获得的快乐感觉与前几年相比具有天壤之别。所以,令人感到幸福的不是财富总量的最大化,而是快乐指数的最大化。我国把经济上的财富增长,作为国民幸福的唯一要素显然具有偏见性,把经济建设过高的提到战略高度,把国民的幸福指数置之不理。
      如今, CPI指数也是居高不下。由于我国居民消费具有规范的模(国民的工薪阶层往往把钱存储起来,主要消费在房子、子女教育、养老、婚姻等上来),而CPI指数上升,让国民以前通过辛苦存下的钱,拿到现在消费,降低了钱的使用价值。普通的居民是不懂得CPI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有抱怨与疑问:“为什么钱不值钱了”。笔者提议:国家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不要只关注“物”的增加,而应该多关注一下“人”幸福指数的增加。
 2)、政府的政策惠及到社会福利方面力度有限
 把城府比作蝌蚪很恰当,因为政府政策的“蝌蚪尾巴”,没有延伸至增加社会的福利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个经济建设的政府,还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政绩。社会福利建设,需要政策的涵养,需要财力的支撑。如果政府的“蝌蚪尾巴”还是延伸不到社会福利建设上来,那么这与经济发展会带给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