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杰专栏

晚清名妓赛金花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晚唐诗人杜牧的名句。其实，在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之后，犹自在寻欢作乐的不止几个歌女。那些以所谓的“修齐治平”为终身职志的士大夫们，又何尝停止过他们那文娱武嬉、优哉游哉的快活日子呢？

即以大清朝在农历庚子年所经历的那场巨大的浩劫来说吧，虽然囿于列强们的勾心斗角，大清朝最终没有亡国，但对于大清朝的子民而言，确可以称得上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了。

先是本国的底层人士利用“义和拳”的名目纠集在一起，搞得直隶一带乌烟瘴气，不得安宁。而清政府的最高层不但不制止，反而十分荒唐地认为这些乌合之众“人心可恃”，竟然做起了指望拳民的“神术”驱逐洋人在华势力的白日梦，以至于置国际外交的最基本精神和中国自古以来奉行不移的诸般战争原则于不顾，在向１１个东西方列强宣战之后，公然指使政府军和拳民一起对北京使馆区之内的外交人员和逃难来此的外国人大张挞伐。此一耻也。

后来，列强合纵连横临时拼凑了一支军种杂陈、肤色不一的多国联军从天津登陆，出兵干预。面对这样一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沿途参与围追堵截的政府正规军和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竟然不堪一击，不到两月时间，联军即连战连捷，最终登堂入室，一举占领了大清朝的政治中心北京。而昔日在北京城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慈禧皇太后，只能扮作村妇模样，裹挟着光绪皇帝和一班朝臣，一路颠簸，“西狩”去了西安。此二耻也。

最后，一枕黄粱惊醒，主动哀求列强罢兵停战，且为此专门从广州搬来了“老汉奸”李鸿章，配合同样被义和团内定为“汉奸”的奕劻，与列强折冲樽俎展开“议和”，被迫签署了赔款丧权的《辛丑条约》，为后世遗下大患。此三耻也。

三耻毕至，古之罕有，可谓“耻之大者”也！

然而，在时过境迁、街市太平之后不久，对于那些躬逢其乱、躲过一劫的部分“长衫党”而言，庚子年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乱局，遗留在他们的回忆著作中的并不是哀婉悲戚的“黍离之悲”，而是被极端夸饰而成的关于北京名妓赛金花和联军总司令、德国将军瓦德西的一段风流韵事。

在他们的生花妙笔极力铺陈之下，庚子年那黑色的质地被人为地染上了一丝暧昧不清的绯色，本来十分沉重的民族记忆里旋即融进了一股莫名其妙的香艳气息！

百年后，关于历史上那个真实的中国女子赛金花的一切，可以说已经十分模糊，不可能被完整地复原了。但历史上确曾有过这样一个被北京人称作“赛二爷”的人物，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根据“长衫党”们的一些野史笔记，我们大约可以为赛金花这个历史人物粗线条地画出如下影像——

赛金花，大约出生在西元１８７２年，卒于西元１９３６年。赛金花本名傅钰莲，又名傅彩云（一说姓赵，小名三宝，又叫灵飞），江苏盐城人（一说为原籍安徽黟县）。少时因家贫，遂堕入娼门，西元１８８７年，赛金花时来运转，被同治十年的状元吴县人洪钧相中，由妓女摇身一变做了洪状元的“如夫人”。 

同年６月２３日，洪钧被朝廷任命为驻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公使。当时，清政府正式向外国派驻驻外公使的历史只有短短１１年的时间，很多人对于这个在今人看来十分晃眼的差事尚存在着很多偏见，驻外公使由此经常被称为“鬼使”。再加上厕身于国际外交界的许多场合，势必不能不遵守“国际惯例”，带着公使夫人一起参加，这于是成为清政府许多驻外公使的一块心病。在洪钧之前出使英、法等国的曾纪泽，甚至为此专门和法国外交机构协商，要求允许他的夫人不出席公开的外交活动，不行外国的握手礼等外交礼节。而洪钧则更为聪明，他知道一旦进了“洋鬼子”的地界，是很难洁身自好的，入乡随俗在所难免。于是，他干脆不带他的夫人外出，而是直接带上了这个妓女出身的赛金花，冒充“正室”。这样，即使带着赛金花参加各种外交活动，和外国人摩肩接踵，也不会有“失节”之忧，无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赛金花阴差阳错地跟着洪大人出使欧洲国家，演出了一回“公使夫人”的活剧，而且一住就是三年多。据说，这期间竟然在欧洲各国的上层混出了些名堂，德国的皇后甚至称其为“东方第一美人”，她的倩影也常常出现在欧洲的一些报纸上。

其后，洪钧和赛金花回国。但做过大清外交官的洪钧的仕途越发蹭蹬，遂于１８９３年病逝。洪钧去世后，赛金花重树艳帜，先后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从事色情行业。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赛金花正在北京的石头胡同为妓。一些有关她和联军总司令、德国将军瓦德西的荒诞不经的香艳故事，由此被编排出来，并很快在坊间流布开来，成为上至“长衫党”，下至贩夫走卒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一大谈资。

(本文分三部分 在《中国经济时报》专栏刊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