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书，我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

——我想拿的是版税，不是嫖资

作者：米米七月 

当作家很难，当女作者更难，当有点姿色的年轻女作家，更是难上加难。

常有人会问我，“你写的是自己吗？或者“书中有多少是你的影子”。人们容易将“为文”和“为人”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安妮宝贝、张悦然、春树等年轻女作家被无数次问及同样的问题。我很荣幸也被这样提问。

女人天生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缺乏架构能力，其写作多少都依据自己的经验。张爱玲如此，三毛更是如此。我也无法幸免。

但是，问题在于我作品中关涉到性，关涉到个人隐秘。人们对号入座，一边阅读，一边将我当成书中的角色——人类有丰富的联想，却又常常缺乏想像力，需要一些具象的人和事做对应。如同手淫，需要画面才能达到高潮。

于是，我便成了受害者。他们将我作品的情节当成为我的生活，将本来是虚构的小说，当成了非虚构的自传。当然我并非没有瑕疵，俗语说，苍蝇不盯无缝鸡蛋。我是一个喜欢表现的女孩，甚至有点暴露狂，常在博客上展示胴体和身姿“艳照”，以及我“被二奶”的血泪史。我也审视自己的动机，究竟是心理病态呢，还是在寻找一条出名的捷径。坦率说，我真的很渴望出名，却又不敢脱得彻底干净。与模特和明星们不同，“文学”之“文”，与“纹饰”之纹相通，总有一张遮羞布扯不下来的。

但是，人们却总是将我创造的作品和博客上的心情文章相互印证，认定了我就是自己所写的那种人。其实我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不好。每个人都在做苟且之事，却将表白者当成奸夫淫妇。

我不在乎读者如何看待我，如果因此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成为公众情人，成为大众意淫的对象，也离成功不远了。

但是出书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简单，先是编辑筛选，然后是编辑部主任评估，再是主编审查，然后是总编辑拍板。一次又一次的邮件往来，电话交流、见面沟通。毫无意义，却又必须应付。他们是我的管道，也是我的瓶颈。我必须穿越他们，才能与那些渴望我的读者见面，出版商审查我的文字，审视我的思想，我透视我的身体。他们是我通向读者的门户，我也成为他们要进入的门户——尤其是那些男性责编和主编们，他们容易将自己的欲望掺杂进工作中，工作也为他们的欲望提供了便利。所以，我麻烦总是不断。

我写书时只有16岁，在天涯舞文弄墨混，写一些奇怪的文字，被一个中文系硕士读到，惊为天人，推荐给了导师。导师也觉得不错，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在学校宿舍里接到这个电话，受宠若惊，视为神旨。导师将小说热荐给自己熟悉的一家大出版策划公司，于是与出版方面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而且是和该公司的主编。彼此在网上你来我往，聊得也很热络。最初谈一些作品本身的问题，视频之后，也许看到我多少有点姿色，便直截了当发起黄色图片来，赤裸裸，言辞也不再有任何修饰。

民营出版圈混杂，诗人尤多。诗歌写作穷困潦倒，难以激发女性的崇拜，出版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他们的思想能够落地变成金钱，他们的身体也能在文学女青年那里得到安放。这种情形从来如此，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

总编约我上京签约，左思右想，没有去。该总编坚持不异地签约，这事就黄了。他的意图很明显，而我却不明就理。面对版税8%、首印50000册的出版条件，的确有些可惜。那时我虽有过一些人生经历，但一直偏居湘西，自卑又胆怯，不知道如何面对外面的世界。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纯女孩，性经历与是否单纯无关。文字写得放肆，说话有时口无遮挡，未免让人误解。那本书在网上连载时叫《他们叫我小婊子》，名字很另类，情节多少有些色。以我当时的年龄，给人遐想一定很丰富。

三年后书终于面世，是一个小书商出的，名字改成了《他们叫我小妖精》，封面做得很恶俗。出来后不久就被查封，罪名是有伤风化。然后是书商抵赖版税，中学老师起诉，人总是喜欢对号入座，将作者与作品对号，将自己与作者中的角色混为一谈。我告人家，人家告我，弄得筋疲力尽，真是很失败。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就是如此倒霉。

想一想，如果当初接受大书商大总编的“潜规则”，也许……我不能这样想，它与我的价值观有悖。

一位知名策划人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现在的读者太挑剔，不仅要吃鸡蛋，还要看下蛋的母鸡。似乎漂亮母鸡生下来的蛋更香一些。现在的媒体太浮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娱乐化。没有明星气质的作者总是被冷遇。韩寒的超酷、郭敬明的精致，所以才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现在的渠道太功利，不做活动，书就卖不动。拉着作者到处跑，没有一张脸，没有一副好身子骨，根本就吃不消。炒书不如炒人，但炒人需要题材。光有一张脸还不行，作者还需要有故事可讲。故事不能太传统，经历必须与众不同。最好是能编出“知音文”来的故事。

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注定要红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信以为真了。权且将所发生的当作成名旅途中的小段子吧。包括今天写这篇帖子。

我的新书《肆爱》出版也是这样曲折的故事。

第一次出版遭遇失败，但我依然是幸运的，有许多关心我的人，吴虹飞就是其中一个，（我甚至怀疑他们为什么会关心一个从未谋面的女孩）我的新作《肆爱》（原名《小城不雨亦不语》）刚写完，她就推荐给了朋友，朋友又推荐给旗下的出版公司。张恩超、王小山、杨文轩，都是文化圈人，好为人师，有长者的风范，对年轻人关心和提携。中肯的意见，优厚的出版条件，还有一份全版权的长约。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孩子，有些飘飘然。

出版公司制作一个全面的推广计划，安排我参加各种大赛和研讨会活动，教我调整心态，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一点一滴去积累人气。年初公司还特意印刷了2000本《肆爱》样书，寄给N多作家、评论家、媒体以及我的文友指正，据说是全国首例。订货会期间，海报也印了大大小小几万份满场飞——好一个热热闹闹的新书发布会。

然而，热闹之后却是长久的沉寂——持续半年多的沉寂。

我开始是等待，但是终于丧失了耐心。从签约到出版，已经9月有余了。开始催问具体负责的事业部主编。得到的回复含糊不清，最初是封面一直未能通过总编辑审查，然后是纸张生产延迟，逼急了，又被告知出版社审查未被通过。所谓“格调不高，宣扬及时行乐思想，许多句子都有待删除。”

我依然抱着期待，与这位主编交流，探讨字句语法、封面设计以及营销问题。他最初言辞谨慎小心。一来一往，又开始放肆起来，话语有些轻薄。不过这次不是给我发图片，而是不断向我要照片，说是宣传需要，越暴露越好。

来京参加活动，第一次见到这位主编。超乎寻常的热情，周到的安排，却让人不安，明显小动作和言语暗示，虽反感却只能勉强应付。直到他突然深夜来访，大谈成名和畅销的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尴尬。我又被认定是书中的角色——那个与四个男人周旋，那个放纵、放肆的小县城的女孩——那个充满了热情，却惶惑缺乏安全的女孩。

社会充满了各种潜规则。它存在于官场、职场、生意场，存在于演艺圈、社交圈、出版圈，存在于每个拥有权力的男人和需要名利的女人之间，即便只有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作为筹码，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想一想真是悲观。

某主编也许并非一个坏男人，他身上甚至有我喜欢的气质才华。但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彼此的交往。我是一名作家，他是一个出版人，彼此之间有交易。但并非所有的交易都是妓女和嫖客的交易。我不是小姐，想拿的是版税，不是嫖资——一个是智慧所得，一个是身体所得。尽管我并不歧视这个行业，但二者必须有清晰的界限，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我拒绝他的深夜到访，也知道相应的后果。他开始对我失去了兴趣，或者有意冷落我。《肆爱》出版也变遥遥无期了。我为了成名，签了一份长约，惟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其间发生另一件事，也令人哭笑不得。一大名鼎鼎的通俗杂志编辑，要用××体来写我的故事，开始委托一作者写一篇关于我的长文，真是惨不忍睹，考虑到巨大的发行量，以及高额的稿费，我便自己亲自操刀，我总是容易被名利诱惑。但是他似乎更看中我的人。承诺刊登，同时恬不知耻纠缠、骚扰，要求见面，与前面几位比，更直接、更无耻。

怎么男人都这样啊！有文化的男人怎么更是这样啊！

与圈内闺蜜私聊，多见怪不怪。“当红的年轻女性作家中有几个没有被潜规则过，严格意义上，张爱玲就是被胡兰成潜规则了。只不过大家不愿意承认而已，更愿意以为自己是在玩感情。”这打击面也忒大了。我心单纯，宁愿相信那本身就是男欢女爱、两情相悦。

引用毕淑敏老师的话自勉：“一个女作者，不必趋炎附势，不必迎合潮流，不必卑躬屈膝，不必委曲求全，不必‘潜’和‘被潜’，依然能够沉稳地写作并安然地坚守。”

毕老真的幸运，她“初学写作的年代，还有那样诚挚负责的编辑，还有那样温暖公平的选刊”，所以她无须“猝不及防地见诸重重晦暗”。而今，我所遭遇也许是“致命的”，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继续坚持写作。

继续等待中。希望等待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拒绝被潜。

希望某主编不要让我丧失对他仅存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