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疴疾成疾-----我的90年代
人说，回忆意味着老去，所以我们不屑回忆，但在无所事事之时，恰见凤凰网征文，故不如应征，打发时光。
时光真快，瞬间，已经两鬓斑白过了中年。
人，生活在时代的变迁中，从茹毛饮血，游牧部落，农耕社会、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魔力推动着社会加速度的变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在世纪之交的90年代，中国与世界风云变幻比以往数千年更为莫测。无论个人如何拼搏挣扎，命运永远在社会变迁的漩流挣扎，所以，生活在时代之中的个人经历，可以同时折射出一些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的轨迹。
第一节 热 血
90年代，我还在《自学报》社，《自学报》是重庆团市委办的一张周报，70年代末，触及国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人心中滋生出理想，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尊重科学、渴求知识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小平一个讲话以及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黑猜想》激起的巨大热情，让人感到科学的春天来了。恢复高考给文革后期以来上山下乡的十届学子开了一道透出希望之光的缝隙，但相对于积存于乡村十届的大量下乡知青们，能挤进这道缝隙的，毕竟只是少数，“自学成才”便成为时髦。在80年代初，《自学报》牵头向人大代表进言，人大会议上形成提案，“鼓励自学成才“就写进了文革后颁布的第一步宪法里了。可见 80年代《自学报》曾经十分的火红，《自学报》还出过一些人才，在《自学报》磨砺过的同仁，出去创办的《中华英才》至今还是国内很知名的一大传媒。
我是一个下乡7年的知青，16岁离开城市，身体与观念的发育期是在农村度过的，所以对中国要从农业大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很是向往。返乡不久，改革开放开始了，先是80年代初农村的土地承包，落户之地的老乡进城来讲，土地承包后现在农村可好了，天天能吃饱大米饭。
我被招到重庆二轻局一个企业工作，那样时代，返乡知识青年容易热血澎拜，读到重庆作为全国计划单列城市和商业改革的试点城市的报导，便向二轻供销公司领导递交了要承包二轻展销门市部的申请，居然获准。于是若干措施出台，效益提高了许多，承包单位职工收益比同单位其他未承包的部门高出了若干倍。
现在看来，当年那些提高效益的所谓“措施”，起到实质作用的就是制定了“按效益提成”的计酬办法，就是这条多劳多得的规则管用，其他的，无非是些想当然的行为。可是，就是这些当时甚为看重的“想当然”的行为，后来成了“众矢之的”成为更多没有实行承包的部门那些人害红眼病的抓手（“抓手”这词现在政府工作会上常用，）比如我们给采购人员配置计算器，有人就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算盘，不能打算盘咋能当采购员，比如我们安排一些人参加带薪的文化补习班，招聘临时工暂时补充柜台售货员不足，被指责为招工属于人事管，不通过人事部门就是目中无人等等，最终导致局领导不得不提前终止了我们门市部的“承包”，最后门市部闹出关门罢市的风波。当时并没有经济庭调解纠纷，解决争执还是由市体改办的人出面调停，这场风波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我也因此而辞去正式工作，“下海”自己办公司去了，个中细节需要专著小说叙述。不是本文要义。
80年代第一批下海办公司的人，出过几个风流人物，浙江一个做服装的步金生，傻子瓜子、和与前苏联换飞机的牟其中南德集团等等，那批从小做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现在已经基本没有踪迹了。
自己办公司从批发麻袋到从南方进电器服装信息咨询啥生意都折腾过，始终艰辛而无多大积累。
80年代做得比较好的往往是一些低调公司，这些公司从价格双轨制中批得计划内的物质，用计划外的价格倒卖，他们与体制内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不能高调，在中国办事，经商潜规则多，低调可以和隐秘建立默契。从历史看，其实在中国一直以来还是低调做人低调做事的好，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和浙江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就是影响了历史的“莫干山会议”。会议代表120人是通过征文产生的，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讨论内容是关于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经过激烈争论，形成了“双轨制价格”的共识，最后形成会议纪要向中央作了汇报。双轨制主张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以后《世界经济导报》牵头成立了一个青年改革联谊会叫金三角俱乐部常常讨论一些改革的议题，后来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联谊会解散）
知青出生的我仅凭一腔热血下海打拼，经商、用传真机汇聚各地市场信息，编印市场电讯，买信息，几经折腾后1986年找到自学报许东河总编，说：新闻出版业的改革要开始了，，财政拨款要逐年减少，报纸要自办发行，自谋出路，我也在自谋出路，能否给我一间办公室几个办工桌，我来创造一些效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效益，于是，起草一个举办自学人才评选活动的报告，先是跑重庆市总工会、团市委、妇联、科协、邀请他们共同来办，然后又跑北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解放军总政、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半年下来盖了几十个公章，就登报发活动启事。
评选活动报名费每人100元，全国几千人报名就汇来了几十万元，这个事业起步了，80年代末几十万元不是小数字，我们把自学成才者的档案大致按文理两类分类归档，按曾经发表的成果获得的奖项评分，最终有2000多人的事迹被被编入《中国自学成才荟萃》，2000多人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看见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的自学成才者们兴奋的拿着书本以载有自己事迹的页码相互打探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热血与辛劳换来的成就感。
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在整个日益看重文凭的时代，我们肯定自学成才者的价值，并取得他们的信任，以他们为基础，建立一个人才与智慧资源交流的网络。当时的理念是唯有人才与人的智慧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本以为建设中国最大的智库的事业可以起步了。
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为组织活动，89-90年年我常常往返京渝两地。80年代双轨制下低调与隐秘交易滋生的腐败终于激怒了敏感的热血人群，北京天安门前学生反腐示威演变成一个严重的事件，各地学潮泛起，重庆学生开始声援，社会各方面也不同程度的介入，打开电视报纸人们焦虑的议论着，今天是天安门的学生绝食第几天？学生们实在反对贪污和腐败呀报上刊出照片，南京的学生竟核然用自己的躯体在广场上摆出两个硕大的汉字“民主”。
一次上街看游行，面对人民广场那群静坐无语的学生，写下一张字条“不能哭着要民主，跪着乞自由，到产业工人中间去”的旁边一位女士夺过字条撕毁，用自己的笔记誊写一篇，说你的笔迹不能留下，要交，也用我誊写这张，仅管不知道这位女士是否交了那张纸条，我会一生记住这位善良而女性的伟大。
事件被平息了，自学报由于在此事件中有人上街，还写信恳请伟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接见学生而受到内部通报。本人因是其中较为活跃者之一，被通知停职反省，不能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和发表文章。建设中国最大的智库的宏远就此夭折。
其间，有朋友带来消息说，重庆社科院下面，设立了一个社会形态研究学会，觉得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似乎十分强大了，是应该分流一部分智慧来研究社会形态本身的科学与合理性，就前往参加活动，两次以后被会长点民委以该会秘书长要职，殊不知该会有人认为研究社会形态不应该有地域界限，是全人类的事情，就到处招募会员，看见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即将来华访问并给重庆山区一所小学的小学生回了一封信的消息，就异想天开的给戈氏写信介绍社会形态研究会的情况，全不知戈氏给小学生回信是作秀，也不知戈氏不久后就要宣布苏共的解散。上层社会对此已有警觉，因此很快招国安部门前来调查，调查内容从给戈氏的信开始，最后没有查处啥危害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但社会形态研究学会被宣告解散，近两年的时间花在这个学会的热情，可以算无所事事而告终。
那一年的学潮让很多人的热血与热情被不讲道理的浇灭，至今也是一个留在人们心中情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