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法》即将修改，部门预算将加速推行，等待多年之后，预算公开真的要上路了。

　　虽然财政的历史悠长，但预算的存在却不过300余年。它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如恩格斯公正评价的那样，创造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因此自然而然提出，要限制国王的权力，王室的每一笔开支，非经议会批准，不得执行。各国纷纷起而行之，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

　　预算隐含的基本假设是，公共部门的人员有着自己的利益，而可能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所以监督是必要的，而监督的前提则是公开预算信息。

　　对于我们来说，既然财政的收入“取之于民”，当然应该“用之于民”，财政是最典型的公器，不是私事，向公众公开财政的收支的计划即预算，天经地义，没有任何理由推诿或者隐瞒。

　　当前，预算公开有些实质进展，比如好几个部委公开了部门预算，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比以往更加具体。这当然值得欢迎，但是，所有这些离真正的预算公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预算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预算公开必须做到完整、详尽，否则公开与否没有两样。公众需要看到完整的预算，以了解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到了该去的地方，比如提供公共物品、促进公平，有无挪作他用及浪费等。如果只是公开一部分，秘而不宣另外的部分，公众就难以做出上述判断。光完整还不够，预算还必须是详尽的，也就是让公众知晓，每一笔支出，究竟做了什么具体事情，何人获得了财政的帮助，如果仅仅列明大概的去向，公众同样不明所以，监督也就无从谈起。

　　有人说，预算很复杂，公开了大家也看不懂。预算确实涉及某些专业知识和背景，不了解它们，当然看不大懂。但是，这些并非高难度的知识，预算远不是“天书”。重要的是，多年以来，有意无意的模糊，在公众和预算信息之间筑起了樊篱。退一步讲，即便一些人看不明白，也不是不公开的理由，懂不懂在我，公开不公开在你。不要低估了公众的智慧。

　　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都与财政预算改革的相对滞后密切相关，比如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内需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本来，财政应该优先保证社保支出，关照民生，然后才能安排其他支出，可是，因为预算结构的不尽合理，一些项目支出过多，实际上压缩了社保支出。

　　要提高内需，就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降低政府收入或者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是，只有将预算信息公开，才能搞清楚，这种降低的空间究竟有多大。而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诱因，是部分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以央企为例，央企做地王，进而推高房价，是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是因为央企太不差钱，除了获得资金容易，还因为央企每年庞大的利润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挣钱自己花，而不是用于公共福利。停顿了14年之后，2008年开始，央企利润要重新上缴中央预算，但是，各家企业究竟执行得如何，谁交了，谁没交，公众无从知晓。如果这些本来该公开的信息能公开，地王能否少一些，进而让高房价得到某种抑制呢？

　　能够想象得出，有关部门一定是有些苦衷，因此不便公开预算。这或者是财政部门自身工作有缺陷，或者是某些体制和制度因素在掣肘，但是，无论责任在谁，预算公开，都可以促进这些痼疾的解决。如果问题不披露，等待内部自我疗伤，那不知道要拖到几时。

　　中国的财政正在向公共财政转型，这个过程是否顺利，将极大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程度，增加预算过程的民主性，推进预算公开，建设透明财政，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