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在抽屉里的父爱”

孩子打电话来问候“父亲节快乐”，我才知道西俗6月的第三个周日是“父亲节”。此前看到湘牛先生、震亚先生的博文，已知今年的父亲节是6月20日。

震亚兄的博文题目是《父爱，我们读懂了吗？》，开篇就说：“母爱，无疑是天下最真的爱。而父爱呢，同样是一本很厚的大书，需要我们一字一句地细读。”接下来又连举鲁迅、朱自清、叶圣陶、傅聪以及法国文豪大仲马对父爱的阐释和评论，令我对父爱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动。

我在震亚兄的博客中留言说：“写得真好！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每当我有进步时，他嘴上不说，可是我能察觉到他的欣喜。我在中、小学所得的每一张奖状，都被他收藏在家里唯一一只上了锁的抽屉里！——那里锁着父爱！”震亚兄回复我：“是否你就此写一篇《锁在抽屉里的父爱》呢？一定感人。”

我很想写这样一篇文字，可是我还没准备好。我只能先零星地写两句，以抒发我对父亲从未停歇的感念。

父亲是1911年生人（刚好是民国元年），2003年去世。明年是他的百岁冥寿。

我的爷爷是位私塾先生，家里孩子多，父亲排行第四。由于穷，父亲小学没读完就到布店做学徒，那年他才十二岁。记得他曾对我说：少年时身体弱，伺候老板晚睡早起，有时外出办事，人走着，居然打起瞌睡来，听到巡警、车夫的喝斥，才猛然惊醒。

每周发薪，父亲都如数交给爷爷、奶奶，帮衬家里的生活，自己只留几个铜板。五年学徒期满，他当上正式店员，颇受老板倚重。以后又跟一个朋友出来单干，家里的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父亲和母亲都是自奉甚薄的人，但对亲朋的求助，一向是来者不拒。我还依稀记得小时的饭桌上，永远有几位亲戚在。而每年春秋开学时，又会有亲戚拿了学杂费的收据或是买文具的发票来“报销”，父亲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如数付给。

后来他因病退休，又积极参与街道工作，和他的朋友杨梦游先生（原中法大学教务主任，我们称他“杨大爷”）一同开了一间图书馆，利用杨家的老车库，请木匠打上书架，图书则是由东城区图书馆供应。父亲拟定了一套简便又有效的借阅规则，周围所有的居民、学生都可免费借阅。而父亲和杨大爷则是纯义务为大家服务。其实那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很乐观。

改革开放时，父亲已年近七十，仍然服务于街道童装厂。从工厂的筹建，到购买原料、推销产品，以及种种提高效率、鼓舞干劲的规章的建立，都是老爷子一手操办的。这种小厂的产品最后能打入百货大楼，据大楼的人说，是独一份。而父亲只是象征性地拿一点工资，比一个熟练工人还要少。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个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工作，曾主动提议，每月捐出一周的工资，支援抗战事业。他跟几个朋友一直坚持这样做，直至抗战胜利。从他对家人、亲戚、朋友、社会的一惯态度来看，他精于金钱的计算，却又从不看重金钱。把钱花在别人身上，似乎比花在自己身上还高兴。

父亲是个“小人物”，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业”。但他的聪明和勤奋让我由衷佩服。他到八十多岁时，心算还比我快得多。他常以未读完小学为憾，一生曾多次参加补习班，进修会计专业，我见到他四十二岁时的两份结业证书，平均成绩一为89，一为95！

他为人真诚、乐观向上，屡经坎坷，却没有因此变得颓唐。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坚信未来是光明的。靠着他的勉力支撑和培养，我的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我中学毕业赶上了文革，没能升学，他似乎觉得亏待了我（其实跟他毫无关系）。因此七十年代我结婚时，他一下子拿出600元给我“办事儿”——这点儿钱就是在当时也是很寒酸的，但我知道，那是他能拿出的最大数目了！

父亲自己一生十分简朴，不吸烟不喝酒，生活上很容易满足。他说学徒时唯一的期盼是年底发奖金，能买一顶上面带一个红疙瘩的帽子，后来愿望实现了，高兴得什么似的。

他的另一个终身不辍的爱好是听戏。学徒时，只要攒够钱，就买一张最便宜的票，到戏园子里听戏。什么“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他都听过。他自己也爱唱，最喜欢的须生是杨宝森。他八十几岁时，还每周定期到茶馆跟“票友”聚会，而且每逢登台，仍能唱得字正腔圆、神完气足，听的人没有不叫好的！

父亲九十岁以后有点糊涂了。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听听，窗外正教唱《六月雪》呢。”我听了听，什么声音也没有，是“幻听”。——老人去世后，我和哥哥、姐姐跑了很多地方，最后为老人家选中一处墓穴。那里背倚山峦，面对草坪，很像是希腊的扇形露天大剧场。而父亲最景仰的京剧泰斗王瑶卿先生的墓碑，就矗立在草坪中央。

我想，一生喜欢京剧的父亲，从此可以跟母亲一块常年在“包厢”里看戏听曲，或下到草坪跟瑶卿先生聚首聊天了。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一定也如生前一样快乐吧。

照片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照片二：父亲所保存的我的中小学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