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想就立刻跳进去，

不是站在岸边一直空谈，一直感叹。

热身动作都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热完身后你要跳水。

而不是虚晃两招，

然后回到更衣室洗澡

 

第一份工作

我在MTV失败的原因，从之前十年职场的过程就可看出端倪。所以这个故事，要从我第一份工作开始说起。

我的职场路，一直走得很顺。商学研究所第一年结束前，我在洛杉矶的“葛雷广告公司”（Grey Advertising）找到实习机会。虽然待遇微薄、工作繁琐（包括影印和资料key-in），但因为葛雷是大公司，可以学到很多，我还是去了。LA房租生活费都贵，那三个月我算是赔本上班，但却赚得了人生最宝贵的职场态度。（参照《史丹佛的银色子弹》P90）

商学院第二年毕业前，我开始在美国找工作。因为在西岸的加州念书，所以想换个环境，到东岸工作。最向往的城市，当然是在电影中看到无数次的──纽约。

一个台湾人在美国找工作何其容易，有礼却坚定的拒绝信像报纸一样，每天准时送达。收到了近百封的拒绝信后，我得到两份纽约的工作：一份是在“Lintas广告公司”当AE（业务代表），另一份是在“Dun & Bradstreet公司”做储备干部。

Lintas（大陆翻作“灵狮”）是美国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Dun & Bradstreet（大陆翻作“邓白氏”）是美国最大的金融信息集团。两者都是好公司，但产业截然不同。该选哪一家呢？

应该去灵狮吧。不管从里子和面子来考虑。

里子来说，我虽然念MBA，但热衷文学艺术，对广告的兴趣，自然超过金融。在洛杉矶“葛雷”的实习经验，是我能拿到灵狮工作的原因，也是我将来能适应灵狮工作的证明。

面子来说，广告界光鲜亮丽，能在全球广告的首都纽约做广告，是爱情电影中男女主角才有的特权。看看《绝配冤家》的马修、麦康纳、《纯属虚构》的珍妮弗、安妮斯顿，我也想过那种生活！

但最后，我选择了“邓白氏”。

 

工作vs生活

为什么选择和自己兴趣较远的“邓白氏”？

简单地说，因为我“玩心太重”。

学业、职场一路走来，我在选择学校或工作时，一向不在乎“学习、工作的内容”。我比较重视的，是读这个科系、做这个工作，能玩出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我认为生活方式，比学业和工作重要。所谓“生活方式”，就是当你选择了某一个科系和职业后，你的衣食住行育乐自然会发展出来的风貌。

学业和工作是手段，好好生活才是目的。生活应该用“过”的，更应该用“玩”的。所以我选择的标准是：哪个科系或工作，能创造我想要的生活？哪个科系或工作，能让我玩得过瘾？

所以当初外文系毕业，也考上外文研究所，但当兵时一想，念博士当教授的学术生活，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当时我想要的生活是：出去看世界，从看世界的过程，认识自己。

于是我出国念MBA。这不代表我弃文从商，或对商业有什么专长。我只是想到国外，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认识另一个自己，发掘自己另一方面的兴趣。

本着同样的动机，我选择“邓白氏”，进入我比较没有兴趣的金融业。因为那里的工作，可以让我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邓白氏”是一家金融和市场信息的集团，当年旗下包括了做债券评级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做消费品销售调查的“尼尔森公司”（A.C. Nielsen）、做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尼尔森媒介研究公司”（Nielsen Media Research）、做企业债信评等的“邓白氏债信公司”（Dun & Bradstreet Information Services）。

我进入总公司两年的主管储备计划，公司把刚毕业的MBA在全球不同子公司轮调，学习不同事业，希望全方位历练后，他们有朝一日成为公司的领导人。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美国企业的领导人，但想假公济私地环游世界，所以我兴高采烈地进了金融圈。

 

在7—11上班

求仁得仁，我轮调的第一回合就在华尔街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穆迪做的是债券评级。什么是债券评级？政府或企业要募集资金，主要的两种方式是发行股票和债券。投资人买了股票，股价每天波动，随时可以用市价卖出，赚取价差。投资人买了债券，则定期收到发行单位付的利息，债券到期时拿回本金。

穆迪分析债券发行者的财务状况，然后给债券一个等级，供投资者参考。债券等级愈好的发行者，偿还本利的能力愈好，投资人的风险较小。债券等级愈差，表示公司偿还本利的能力愈差，投资人就要小心。

穆迪和其他信用评等公司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形象大伤，因为他们没有看出许多次级房贷债券外强中干的假象。不过在1994年我加入时，穆迪就像债券界的大法官，专业而权威。甚至连股神华伦·巴菲特后来都投资穆迪，买下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我在穆迪做了半年，负责搜集各新兴市场的金融信息。我们得到这些信息，一方面可以给公司的分析师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包装成其他的信息产品转卖。

我的工作内容是打电话给中国大陆、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的股票交易所，希望借由他们取得该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财报。

这份工作本质上是做业务，我要说服对方免费或用极低的价钱把大笔信息给我们。拿人手短，要成交，我必须要有谈判技巧。我之前没做过业务，只能跌跌撞撞地从实践中学。此外，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常要在亚洲的上班时间（纽约的晚上）打给客户。我感觉自己在7—11上班，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

累是累，但这份工作培养了我职场的基本动作：找客户、打电话、沟通、说服、谈判。这些是在任何产业、任何公司、任何职位都需要的技巧，我有幸在第一次轮调中就学到。

 

宇宙的主宰

我喜欢在穆迪工作，因为除了学到基本动作，也就近见识到了华尔街。

穆迪并不在华尔街的核心，华尔街的核心是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史坦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倒闭。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

投资银行一方面帮企业客户进行并购或股票债券上市，另一方面运用本身的资金在市场上投资或投机。金融海啸的源头，就是投资银行设计出跟次级房贷连动的证券，自己买也卖给客户，最后当贷款者还不出钱来，这些证券变得一文不值，整个金融市场就崩盘了。

虽然投资银行在2008年人人喊打，但在过去和未来，依然是诱人的行业。在投资银行做事，经手的钱大、赚的红利也多，有面子也有里子，所以是MBA毕业后的第一志愿。班上最聪明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投资银行。

比尔·盖茨曾说：“微软最强劲的竞争者，不是任何软件公司，而是高盛银行。”一家软件公司的竞争者怎么会是银行呢？因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IQ，比尔·盖茨认为只有高盛员工的IQ，足以跟微软媲美。

我在穆迪时经常跟投资银行中高IQ的客户或同学联络，听他们讲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投资银行中气焰最盛的是交易员，因为他们借由买卖股票、债券、期货和货币，替公司赚进大把钞票。他们上班就像赌博，只不过赌本由公司提供。赌性坚强的交易员，任何事都能赌。他们走过公司的会议室，看到一群同事在开会，立刻就在门外赌起来，“我打赌十分钟内有人会去上厕所。”大家纷纷下注，赢多少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赌赢”的感觉。

赌性跟个性成正比，成绩好的交易员，脾气也大。他没有时间和耐心跟你沟通，你跟他意见不同，他就对你破口大骂。没有人敢顶嘴，老板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是公司的摇钱树，摇钱树就是老大。

老大不遵守传统公司的规范，各种奇怪的行径都发生了。他们上班时间打色情专线，并将淫秽的声音用扩音器放给全公司的人听。钱和性，总是相辅相成，或狼狈为奸。

无怪乎在20世纪80年代，这批华尔街的交易员被称为“宇宙的主宰”（Master of the Universe）或“摇晃的大老二”（Big Swinging Dick）。别以为这是羞辱，他们觉得这是光荣。

 

当李安的学弟？

我不是交易员，身上也没有任何大到会摇晃的东西，但我也有一种幻想，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不只是我，事实上，在纽约，不管是交易员或流浪汉，都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因为在纽约人心中，纽约就是宇宙的中心，全世界最好和最坏的人、事、物，都聚集在这里。纽约不是世界的缩影，她是世界膨胀数十倍的结果。

我大老远来到宇宙的中心，当然要把握这地利之便。于是玩心一犯，开始在穆迪的工作外，拈花惹草。我走到公司附近的纽约大学，报名了纽约大学“进修教育推广部”的电影制作密集班。

我从大学时就喜欢电影，和很多文艺青年一样，也想拍电影。于是大学写小说，在史丹佛念研究所时写电影剧本。我MBA的毕业证书，夹在我写的第二个电影剧本《如何变成美国人》中。我梦想有一天，能把电影和商业这两项兴趣合二为一。

拿到MBA后，缺的就是电影这一块。于是我决定去学电影。纽约大学，这是李安、马丁·史柯西斯，奥利佛·史东、史帕克·李的母校！我好不容易住在纽约，怎能不来这里学习！

我上的进修教育推广部当然比不上李安上的正规研究所，所以我并不算是李安的学弟。但只要能来到“麦加”，血统不纯也没关系。

“进修教育推广部”给社会人士下班后学习一技之长，班上同学从会计师到出租车司机，无奇不有。既然是“密集班”，上课时间当然紧凑。每周一、四、五晚上六点到十点、周六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上课。上下学期，总共半年。而既然是电影“制作班”，教的不是某部影片的内涵，而是实际拍摄和剪辑电影的技术：如何把胶卷装上摄影机、使用摄影机、架镜头、打灯光、剪辑、配音等。

 

翘班烂招

当时我在穆迪上班，很难每周一、四、五晚上六点准时到纽约大学上课。于是想出许多偷鸡摸狗的招术。周一晚上五点四十五分，眼看上课要迟到了，老板还在，怎么脱身？

我把大衣挂在座位旁，办公椅从桌面下拉出来、计算机开着、台灯开着、故意把桌面弄乱，营造出我还在工作，可能是去上厕所的假象。此时我穿着薄西装，摊子上买份热狗，在大雪中赶到纽约大学，上四小时的课。下课后，再回到公司，把工作做完，穿上大衣回家。

“Tom，你到哪去了？”老板还在加班，看到我走回来，忧心地问。他并不是要揭穿我翘班，而是担心我出了意外。

“没事，”我摸着肚子，皱起眉头，“拉肚子了！”

就这样，我“拉了半年的肚子”。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当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精力。唯一的解释是热情。后来我常以“没时间”作为拒绝别人或自己的理由。但我深知真正的原因不是“没时间”，而是“没热情”。当年在纽约时我真的没时间，但因为有热情，一切都变得容易。

 

隔岸观火vs消防队员

但光有热情不够，热情不能供在家里，热情要用在街头。你想拍电影，就去学、就去拍，不要只是窝在家里看DVD，或坐在咖啡厅埋怨怀才不遇。去学、去做、去借一台DV，去到片场当小弟，这样你就会学到技术，得到人脉，然后有可能从小弟变成场记，从拍DV变成拍MV。慢慢地，有一天，拍自己的电影。

一旦实做，就比较可能了解到：你对电影其实没有兴趣，你只是对电影明星有兴趣。那你拍电影干嘛？看看娱乐新闻就好了。或是你了解到：你对电影有兴趣，但兴趣是在于电影欣赏，不是录音打灯光，那你去学拍电影干嘛？你应该去学电影评论（纽约大学有电影评论的硕士班）。又或者你了解到：你真的是对电影拍摄有兴趣，但你并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很不幸，这行业需要天分。这时你就要考虑，你要把青春花在一个有兴趣但没天分的行业，还是去找另一件既有兴趣又有天分的事情？

但不管最后是哪一种状况，你都要先跳进去，而不是站在岸边一直空谈，一直感叹，一直问别人，一直做市场研究。这些热身动作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热完身后你要跳水。而不是虚晃两招，然后回到更衣室洗澡。

学业和事业是这样，爱情也是。很多人，包括我，说的比做的多。我们会从各个角度来分析爱情，但却没让自己或任何情人快乐过。这算什么东西？这是隔岸观火，不是打火英雄。

我当了消防队员，把火灭了。我在纽约大学学了电影后，发现我不必急着拍电影。

为什么？

 

虚荣心骗了我

那半年，下课后十点坐地铁回家，在阴冷破旧的月台，我想通一件事：

电影是一种高度技术性的说故事方式。一个好故事，未必能成为一部好电影。因为电影中有摄影、音效、剪辑等技术环节，都很专业。我会写作，但不会技术，离能做一个好导演，差得太远。

想通这点，我沮丧但清醒地走下车。我不得不承认：我一个刚毕业的MBA，对技术没有天分、兴趣或能力，怎么拍电影？

出了地铁站，走在家附近的街道，我也体会到：我真正有兴趣的是说故事。至于用哪一种媒体说（文字、广播、电视、电影），并不重要。过去会以为一定要用电影，难免是受到了虚荣心的影响。哇，声光效果、俊男美女、国际影展、一夕成名，这些跟创作毫无关系的东西，让我误以为电影是我的真命天女。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很少电影让我想看第二次，但很多小说我已读了十几遍；很少电影让我想买回家收藏，但很多漫画却是我家最值钱的宝藏。

所以上完半年的电影课后，我重新界定了电影在我生活中的地位：她像老朋友，认识最久，一辈子都会联络，但不需要立刻追到手，或急着骗上床。太早上床，往往不久后就分手。太早实现的梦想，往往无法持续下去。

学完电影，我的电影梦暂时熄了。但我仍然常看电影，也持续写小说，《61×57》、《倒数第二个女朋友》的故事都从那时候萌芽。我也把履历表丢到好莱坞的片厂，自费飞到LA去面谈，但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不久后，我被公司派到东京，看了那年东京影展一半的片子。后来，我回到台湾，进入了电影公司上班。是啊，老朋友，不需要整天黏在一起。但天注定，这辈子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