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期间逮捕劳教人数必须“大幅上升”？
盛大林

从6月20日开始至年底，昆明市将集中组织开展为期7个月的严打整治行动。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日前宣布，该市公安机关2010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是：加大打防盗窃犯罪的力度；毫不动摇地打防“两抢”；大力推进打黑除恶工作；切实加强重点工程安全保卫工作；深入推进实有人口清查登记工作。此次严打整治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加大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严打整治期间，逮捕、劳教数与去年同比大幅上升，刑事警情破案率环比上升15%以上。（据6月21日《云南信息报》）

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当然是一件好事儿。但要说严打期间逮捕、劳教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必须“大幅上升”，却是大可商榷的——

首先，逮捕人数的多少并不是公安机关所能掌控的。根据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拘留违法犯罪嫌疑人，但逮捕嫌犯则需要报经检察机关批准。昆明市的此次严打是公安部门部署的，并不能约束检察机关，何况检察机关还负有监督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如果公安机关报请逮捕的人数大幅上升，而检察机关批准的人数没有大幅上升，怎么办？

劳教的人数倒是公安机关可以掌控的，因为劳教的批准权就在公安机关的手里，但这也正是让人担心的地方。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名义上，劳教只针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分的”的人，但实际上劳动教养往往比“刑事处分”更加严厉，因为劳教的期限最长可达到4年！由于非经司法程序，是否劳教以及期限的确定都非常随意且缺乏监督。近年来，各界对劳教制度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强烈。那么，在劳教人数必须“大幅上升”的明确要求之下，公安机关对劳教的把握能做到公平公正吗？

也许有人要说，既然是“严打”，标准当然比平时更严格，逮捕劳教人数同比大幅上升也是必然的。殊不知，运动式执法以及执法的“双重标准”本身就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在法治社会，司法应该始终秉持一个标准；在法治国家，也从来没有“严打”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