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经济模式

　　看看海外学者如何评论中国经济模式，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论点如下：

　　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经济体。人们在谈论中国经济惊人表现的同时，发现很难明确地定义中国的经济模式。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所走的道路与其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中式资本主义(Sino-Capitalism)是对中国经济模式更加准确的描述。中式资本主义诞生于全球化背景，融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和推崇自由市场的英美资本主义有明显区别。

　　中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国家在资本创造和积累过程中扮演的主导角色。这个特点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乃至社会生活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和对市场力量缺乏信任等方面。

　　历史数据显示，当一个经济体制已经资本主义化，但却仍然由政府主控的时候，很难确保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东西方中心的中国研究专家麦智滔认为，这些其他因素中，宪政和法制的完善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他认为，即使中国不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也仍然需要通过宪政来确保机制的稳定。

　　麦智滔认为，全球化进程使中国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没有显著提高家庭收入的同时却大幅度增加了产出，这是中国经济成长适逢其时的一种幸运。但是，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预测，未来10年里，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考验是能否成功完成从出口向内需的转移。（美国之音网站日前发表报道文章，题为《美学者探讨中国经济姓社还是姓资》）

　　中国的软实力有庞大的盈余和外汇储备为后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印度作为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的主要经济体，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应该是在软实力方面，然而它在全球争取类似的影响力方面却不那么成功。公平地说，印度面临中国所没有的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印度的外汇储备不如中国；二是印度公司跟政府的联系不如其中国同行跟政府那么紧密。(印度《金融快报》2010年6月21日文章，原题：猎取善意)

　　“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经济以及社会问题，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

　　   “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尽管中国并非实现长期发展的唯一国家，但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1/5、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奇迹。但“中国模式”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环境严重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官员的腐败问题未得到有效遏止，内需也没有得到有效拓展。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日益增长的失业率与尚未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一起，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动荡。（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月刊文章，原题：“中国模式”能否安然度过全球经济风暴？）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投入型，即持续加大资金和资产的投入，以经济规模的扩张带动经济发展。不过，中央已经意识到这种发展的弊端，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转型，变成以提高生产效率，加大创新来发展。

　　中国在制定第十二个五年经济计划时面临重要选择，中国决策者的目标是支持高增长，并维护社会稳定。

　　金融危机和迫在眉睫的全球衰退，正前所未有地挑战着中国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但“中国模式”赋予政府避免出现对中国经济、社会不利后果的工具，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相信中国创新的发展模式可以帮助它克服还在恶化的金融危机等问题。如果中国能安然渡过这场风暴，其作为新兴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是一系列改革进程的谨慎排序，其中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这一模式大大解放了官方的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同时也保留了主要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基础，并以此作为“经济的稳定器”。（新加坡《联合早报》）

　　日元升值使经济依靠出口的日本引发了一场危机。为了重振经济，日本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中充斥着泡沫。日本房地产业的泡沫于1989年破灭。随后日本经济迅速倒退。日本经济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减速和衰退，通常被称作“失去的十年”。

　　上世纪90年代，日本通过巨额财政赤字资助大型公共建设项目，但也没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及本世纪初期，日本通过结构改革才促使经济缓慢增长。日本国债已接近日本GDP的200％。中国可以继续实施它现行的经济策略，但这将越来越困难。然而，改变它的经济模式可能意味着相对缓慢的增长。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日本碰到的问题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

　　《易经》里讲的“天地之交而万物通，上下之交而体制通”：“2010年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2010年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不管下步金融危机向何处，都要战略性关注以下五类企业。一是会引起资产膨胀的企业，比如土地能源和自然资源类企业；二是能够拉动内需的产业，比如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三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四是与新的一轮产业革命相关的企业，比如中国的比亚迪，他的新能源汽业的时候引起了美国很多公司的关注；五是与互联网高度相关的企业。”

　　19世纪的英、日、德、法，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如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

　　一些学者把中国经济成功解释为“私有化加市场化”。然而，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众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三要素”指的是劳动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币(资本)。土地加劳动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动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经济四要素，劳动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可以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学视角。从经济四要素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概括为由四大支柱组成：

　　一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公有，民间主体拥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权。二是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类企业及事业机构。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三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它们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四是自由的商品 资本市场。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完全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就运作机制而言，“国”与“民”两部分是矛盾和利益的统一体，它们不断调整互适，维持动态的平衡。当“国”的部分势力太大，引发了“与民争利”的问题，可以适当收缩国有经济，引入民营经济。当“民”的部分因缺少基础设施发展乏力，“国”的部分就要有决心、有手段去提供这些设施。当“民”的部分势力太大，甚至在基础部门寻求垄断高价，影响了民生，国家就出手干预，保持物价稳定，比如住房、高速公路、自来水、公交、医院、学校。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的模式。 （潘维：中国经济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 ）

　　突尼斯《新闻报》5月8日《“中国式共产主义”顺应民意》：

　　中国模式之所以能成功，一是中国人民创造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不是从国外引进的，也不会对外输出。所有针对“中国模式”的批评都是徒劳的，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既没有乞丐，也没有躺在街上睡大觉的人。

　　二是中国拥有独特的文化。中国人行事积极主动、守纪律、有条理且富有奉献精神，坐以待援从来不属于中国文化。

　　三是教育普及，人口素质及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丰富的人力资源是中国最大的财富。

　　四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在当今时代，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已无法大行其道，发展才是硬道理。很难说清“中国式共产主义”和美式自由主义谁将最终取胜，也不能笼统地认为腐败和官僚主义是专制体制的通病，自由主义是危机、不平等的根源。

　　任何体制都有不完美之处，中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外人不应对此妄加评论。兼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民意。“中国式共产生义”折射出中国民众身上独特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和文明印记，并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