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倡导:构建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经济发展论坛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共同构建
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经济发展论坛
公民序言与圣训故事
公民续前1与寓言故事
公民续前2与哲理故事
公民典故与逻辑应用故事
公民圣训与哲学史知识
公民语录与心理推理
公民修养与经典幽默
公民圣经与公民格言
公民论语与公民知识
公民哲学知识与科学博识
公民逻辑知识与笔者点拨
公民哲学故事与成语典故
公民逻辑故事与中华养生知识
笔者三言两语与五谷文化
续中与笔者提示
寄语与人类发展常识
作者随笔与续后
古训故事与后记
草案
柏立东(冬)
三十二
序言：等待与希望通向人生理想和目标，苦难和挫折是一种人生的激励，自卑和苦恼是生活的困苦，来源于人类生命自身的性格。即：基因的遗传和后天的环境(自身的修炼)，思维和观念决定人生未来成功的程度，心态主导人生行为和思想，可以快乐也可以悲伤。（引自作者《和谐圣训》）
续前1：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本土化，构建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综合视角，研究生产分布，即：经济结构分布和生产力分布的规律，研究不同类型、不同模型经济区域或地域，纵向横向生产综合体的形成过程，地域分工，区际联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科技经济、物流经济、金融经济，达到城乡公民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合理布局，研究合理利用自然生态资源与生命科学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主体整体结构的区域性、综合性和普遍性，产生以生命生存与发展为本，达到科学发展新资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边缘科学，构建一曰：综合地理学科结构，研究生态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或地域的组合，达到地域经济性，经济与新资本相结合的体系、与经济相统一的联系。二曰：以载体经济的地理学结构，生产单位载体平台分布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构建农业经济地理学，工业经济地理学，物流经济地理学，金融经济地理学，科技经济地理学，文化经济地理学。三曰：区域和地域经济地理学结构是研究世界各地和地区，提高生产力的新资本分布结构、内容、方式，达到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本土化结构、内容、主题、主体、方式、程序化。
续前2：经济社会产生经济活动至上，金钱最大化，物质享受张扬，私欲至上，狭隘自私的思想意识，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从文化大革命崇拜领袖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破除个人迷信。进行经济改革，金钱崇拜、物质享受成为唯一的理想，这样就失去了阳春白雪的君子文化。人是有思想、有逻辑的，不能与动物的生存享受相提并论，人们应该在生存中以为己利他道德善正德福利为原则，进行德以事利，以德以优于事利，义在利的矛盾冲突则合利取义，义是要追求更大的利。因此，首先是科学仁道主义逻辑生成贵义贱利，其目的有利于遏制人性向唯利不择手段之途滑行，消除只要有利就就没有人格的唯利益至上主义贪欲最大化、谁挣钱谁就是英雄、不择手段的世俗文化。
（引自作者《人本价值治国方略》）
公民典故：清贫交真情
利益伤人心
笔者解释：真正情投意合的朋友交往如品茶，吃牛肉干，古代老先生教诲：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在人世间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生死之间就知道交情的深浅；贫富之间就知道交情的态度，贵贱之间就知道交情的真假，情投意合的朋友交往重视的是情趣和信念的价值观。然而，各得所需的交往，只是在利益计算中达到相互满足的需要，一旦双方利益的欲望程度无法满足，就会弃之不顾，转而寻找适合的“寄主”，这时利益的朋友进行的是尔虞我诈，不是情投意合的人生信念价值观永远的探讨人。
公民圣训三十二曰：人世间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人们都在大千世界争强好胜，充分发挥人性本性属性，为生存中盐菜和窝头——猪肉和大米——海参和鱿鱼彼此竞争，当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已经能够满足生存结构、内容、方式、程序化，人类必须构建人性形成到人性回归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结构、内容、方式、程序化，支配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立体多元全面发展结构、内容、方式、程序化，达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创新型公民政体，福利型公民国家，文化型公民社会，和谐型公民家庭，安居乐业型公民载体。人性也还有其他生物所不具有的贪婪，面对五颜六色你争我夺却还不自知，丢掉了最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等真情，一切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大千世界，人们却忘记了除生存的物质享受外，在人世间还有更多、更重要、更美好的东西。
一言以蔽之，让比我强的人和不如我的人超过我，让我活的更加自由和快乐，这样反而不容易在心中积下忌恨，当你比别人有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豪华的车子，将有难以预料的灾难等候着你。一个人可以伪装一时，但是不可以伪装一世。无论你在舞台多么会演戏，但终究是戏，也终要露出马脚，羞耻与伪装。
公民语录三十二曰：判断人世间是是非非，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哪些是自己不应该做的，哪些是对自己有利而对社会对他人不利不道德也不应该做的，要学会在内心有把尺子，在行为活动有个坐标，既不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也不要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要学会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首先理顺头绪，要从五颜六色中看出本质的颜色。在人生道路的旅途中的问题是永恒的，关键学会判断处理、解决、总结，引以为戒，不要谴责，要在问题中学习休息、放松，只要让情绪轻松下来，达到是也笑笑、非也笑笑的方法自然就出现良好结果。
公民修养三十二曰：嫉妒别人、仇视异己就等于把生命交给他人，独断独行、自以为是就是无知的愚昧，要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人事物都在变化，只有经常勤奋读书，不断更新知识，在实践中运用，才是永恒的真谛。反之，由于资讯发达，信息来源丰富就会被想要知道的东西冲击的头晕目眩，忘了自己是谁。无论是信息还是知识都要根据自己选择的人生目标和生活准则来吸取和把握，你自己是就掌握事态的主动权和主导地位，在与人们来往时要学会有条不紊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要学会选择适当的语言、语趣，会根据对方的的反应，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说话内容、方式和语调，要将两只眼睛看着对方讲话，要不断的微笑点头显示自己关注对方。
总之，与人交往使用清晰的声音说话、说话的声音和语调，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气质、修养、文化内涵，把握讲话的速度、声音高低粗细、有时比实际的内容更能传达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在与人打交道时，举止表现一个人的修养，说话内容体现一个人的文化逻辑，因此要懂得与人交往中，距离是友谊的持久，给自己与他人都留有余地。同时，以相对稳定的方式和多变的话题进行交往，使自己保持一种自然、亲切、友善、大方、沉稳向上、不卑不亢的态度，千万不要在别人讲话时打断别人正在兴致勃勃的“演讲”。要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温雅深沉面对可能和已经发生的问题。
公民圣经三十二曰：人们应该在生存与发展中，避免世俗对知识与行为的判断，加大彼此衡量的宽度，对人类社会的各种价值观要作同情的理解。摆脱物质欲望，世俗名利，价值观念的束缚，达到科学仁道主义和谐现实生活的怡然自得。
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当你们喜欢的宝贝，在成长的道路上应该看他天生的“本性”适合从事何种专业学习，学习的“技能”可以在什么行业得到发挥的机会；他所具备的“器用”可以在什么地方施展开来，而且这种才能可以用在何处，家长一定要明白，为宝宝们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比找到一个别人羡慕的工作更为重要。
人们在生存与发展中，要学会通过条理，明白权宜，懂得外物如何不会伤害自己，能够防火，不被烧伤；防水，不被淹没；防严寒酷暑，不被损伤；防飞禽走兽，不能侵害自己，其最重要的是明察安危、善处祸福，谨慎进退。自然存于内心，人为表现在外，天赋就要立于自然之中，了解人的行为来源于自然而成的天赋之中，就可以在进退时屈伸自如，回归根本而体悟源头——万物相通一体，人世间得意与失意，其实是多种原因，是一连串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是以“天网”的大自然生命或宇宙生命的万物所形成的“天罗地网”，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理由或莫名其妙发生的，是人时、地利、人和不知道哪个细节出了差错而造成的结果。因此，明理产生智慧，明理和智慧产生理智，一种感悟的理性，激情中充满着感性，通过自我修炼，从整体来看待自己的处境，将过去——现在——未来看成一个整体，达到无数真理的总和。所以，人们不要随着身外的形势而喜怒哀乐，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能看书、能写字，这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标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比上千千万，比下万万千。孝敬是第一位，以诚心和忠心为主导，不必考虑自己待遇多少或以何种方式奉养父母，只有在家奉养父母的人，才能报效国家。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敬，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怎么能报忠国家呢?因此，人要有真情不要有情绪；反之，“刻意”就是情绪的根源。一旦刻意就会带来情绪上的压力，因为做到了当然喜悦，做不到又要生气。
法道文化不仅是人性的修炼，也是人性的升华，达到智慧的觉悟和行为活动的明理。要以长远完整的眼光，看待一切人事物，避免一时一地状况的局限，用自然的条理和本来的面貌、充分的准备与足够的能力对待一切人事物，称为头脑清楚、行为条理、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公民论语三十二曰：
一曰：上高山，入深林，空回溪，幽泉怪石，无处不到；到则拂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意亦甚适，梦亦同趣。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
二曰：兴来醉倒落花前，天地即为衾枕；扒息忘却磐石上，古今尽属蜉蝣。
三曰：俯欢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薄萍二豪侍侧，焉如螺赢与螟蛉。
四曰：若能行乐，即今便好快活。身上无病，心上无事，春鸟是笙歌，春花是粉黛。闲得一刻，即为一刻之乐，何心情欲，乃为乐耶。
五曰：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染，虚室有余闲。
哲学知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基本派别。它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了准确回答，承认宇宙统一于物质、精神和意志是物质的产物；客观物质世界脱离精神而独立存在，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唯物主义通常总是反映先进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的。在中国，唯物主义的代表有战国时期的苟子，东汉的王充，南朝的范缜，明清之际的王夫人，清代的戴震等，在西方，唯物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古希腊罗马的朴素唯物主义；16-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19世纪以来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逻辑知识：逻辑——英文logic音译，源于希腊文logis，有“思想”、“思维”、“理性”、“言语”等含义。1902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将logic意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逻辑一词是多义的：(1)思维的规律性；(2)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3)客观的规律性，如“事物的逻辑”、“中国革命的逻辑”；(4)观点、主张。一般用于贬义，如“霸权主义的逻辑” 。
逻辑分析：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用语。在逻辑原子主义中，罗素用以指从逻辑上“批判并澄清”那些常被当作基本的而不加批判就接受的概念，即不能被还原为感觉经验的概念(心、物、因果性)的哲学方法，以消除模糊与混乱，弄清概念的真正意思。维特根斯坦用以指从逻辑上对普遍语言进行“澄清”，以消除以普通语言不精确，不充分被人们误用所产生的歧视性解释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在逻辑实证主义中卡尔纳普起初也认为要分析命题的意义。后来他的思想发展到句法学阶段时，则要求取消对意义的分析，而只对科学命题的语言进行句法分析，他们认为逻辑分析就是“句法分析”。
公民哲学故事：老子：《晋书•庾亮传》曰：“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 。做父亲解，陆游《老子庵笔记》卷一：“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倨傲的自称，如：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一说起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收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隐退，著有《老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作，历来有争论，一般认为书中所述，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老子》书中的道是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但认为“道”是“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的，所以说“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可以解释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有着“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绝对的本来意义。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并意识到对立面的转化，如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乃福之所倚，福乃祸之所伏”。但忽视了对立转化的必然条件，也没有把事物向反面的转化看作上升的发展，只看成循环往复。还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在认识论上，认为“道”不可道，不可名，不可“视”、“闻”、“搏”，主张“塞其说，闭其门”，通过虚静冥想直觉万物，甚至提出“绝圣弃智”，抨击当时政治者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物质生活上强调“知足”与“寡欲”，憎恶工艺技巧与知识，提倡“无为而治”，甚至幻想人类社会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去。在美学上，以“道”的自然无为来观察美学的问题，认为符合道就是真、善、美，违背了道就是假、恶、丑。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声”等观念。老子的学说对中国的哲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后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吸取了他的思想。书名亦称《道德经》、《老子五千文》，是道家的主要经典。相传春秋末老子著。但丛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看来，该书可能编定于战国中期，基本上人保留着老子本人的主要思想。提出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保存了许多古代天文、生产技术等方面资料，还涉及军事和养生。注本有：西汉河上公注、魏王弼注、明清之际王夫人《老子衍》、清魏源《老子本义》及今人马叙论《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等，1973年长沙马王维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为古代的《老子》抄本。
公民逻辑故事：德谟克里特：古希腊哲学家，与留基伯并称为原子论的创始人。生于古希腊北部阿布德拉城，相传写了大量著作，柏拉图曾想把他们全部焚毁，现仅存极少数断片。其内容涉及知识的各个领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页第146页)，他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运动为原子所固定。不同形状、不同体积的原子在旋涡运动中以不同的排列次序与位置结合起来，产生物体与物体的性质。原子分离，物体消灭。一切皆由必然性决定，由于无知，人们才认为有偶然性的存在。在认识论上，将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发展成为“影像说”。在逻辑学上，被认为是西方归纳逻辑的奠基人，著有《论逻辑》一书，已失传。在政治上，拥有奴隶主民主制。在社会伦理观上，宣称幸福是人生的目的，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感官的享受而在于心灵的宁静，幸福与否不是神之所赐，而是人自己的选择。在数学上，首次提出圆锥体的容量等于同底同高的圆柱体的容量三分之一的定理，并曾进行动物尸体解剖等。
三言两语:道家其本，社会化后成为权术。儒家和法家，社会影响极大。儒家社会化后成为精神支柱，法家专制，墨家侠中存留，阴阳五行与医道相结合，亦为儒，相为谶纬，与道家为道教，名家破落，农家兵家实用，纵横家与法家同流。佛家与道家结为禅学，与儒家结为新儒家，社会化后成为佛教和近代西方思想民主、平等、自由，达到人性形成到人性回归理性自然属性意见一致性。
命题一曰:科学仁道主义。
命题二曰:法道文化。
命题三曰:为己利他道德善，正德福利。
命题四曰:象、数、理，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内中外，长宽高，立体多元，无限变化，“有为”与“无为”，阴阳平衡，对立思辨，统一理性自然属性意见一致性。
命题五曰:中庸之德，矛盾的道德行和矛盾的法律性。道德制度、政治文明、法治社会。
命题六曰:科学共有主义，生命科学基因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
演绎归纳一曰:科学仁道主义法道文化法权(人性仁道文化道德自然属性——人性圣道文化良知、礼制、规则和秩序、生物属性和物理属性——人性天道文化、生命科学基因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制度和法律)。
演绎归纳二曰:科学仁道主义伦理学人性真善美。
演绎归纳三曰:科学仁道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制度政制文明、法治社会，迈入利他主义博爱为人民服务左中右仁治社会。
演绎归纳四曰:科学仁道主义生成民主、民权、民生。
演绎归纳五曰:科学共有主义城乡公民吃饭平均主义法制——住房平均主义法制——看病平均主义法制——养老平均主义法制——受教育平均主义法制，迈入联合体法人公民、科技公民、操作公民、体能公民、管理公民、智能公民创造价值和自我理想完善，按劳分配各尽所得，股份所有权。
演绎归纳六曰:科学仁道主义生产关系。
演绎归纳七曰:科学共有主义生产方式。
演绎归纳八曰:科学仁道主义逻辑生成权力资本、金钱资本、物质资本、科技资本、人脉资本、形象资本、艺术资本、文化资本、知识资本，达到公民、资本、能量、信息、计算、利益、理性、为己利他道德善正德福利自然属性、仁道契约法制意见的一致性，产生资本与需求互动矛盾的道德行和矛盾的法律性。
演绎归纳九曰:科学仁道主义中庸之德宪治与势治法道文化法权。
逻辑推理三曰:司马迁说：“老子所贵，虚无，因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之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法家之本是道家，这一点是学术界普通认可的。
那么法家在那些方面继承了道家呢?冯友兰说:“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比如韩非说，君子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照，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君王自己不需要有作为，而应该让下属去作为，才是最称职的君主。君主自己有为于一方面，就必然有所偏倚于这方面，另一方面就会有所忽略。这和《庄子》中的说法很类似:“故古王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庄子•天道》)
“无为”并非法道的观念，相反在本质上，法道是非常有为的。法道的精神是人定胜天，要积极禁区，这完全不是什么无为的态度。法道要求君王“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确是受到道家的“无为则无不为”思想的影响。从道家那里学习，法家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一个君王不守自己的本分，运用智力去做不该自己做的事情，则会干扰整个国家正常运行，如果君王“私人感情”影响到他的判断，则更是一种负累。因此，法家在使用技术层面，要求君王避免自己的这些行为，以避免对“法”的消极影响。
汉初名相陈平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什么叫做“不以智累心”。汉文帝问陈平，天下每年处死多少犯人，收入多少钱粮。陈平回答:“各有主管的人。如果问刑罚上的事，可以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可以问内吏。”如果丞相这些事都直接管，那就是以智累心了，而聪明的丞相不会这样做，他只需要管好大臣就可以，这些事情都不累心。
“不以私累己”则有更多的例子，两千多年来，正直的的大臣们一直要求君王公正无私，即使是皇亲国戚、受宠的重臣，犯了法也应该一样惩罚。即使是君王很厌恶的人，有了功劳也应该同样奖励。这就是韩非所说的“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道家的无为，是顺应自然，顺应大道；而法家所谓的“无为”是顺应“法”。如果合乎于道的，我们固然可以说道家和法家在这一点上一致，但是如果这个“法”本身就并非合乎于“道”，则法家和道家所说所做就完全是不同的事情。虽然，法家是吸取了道家一些技术层面的皮毛，但是并没有得到道家的根本。反过来说就是，虽然法家没有真正理解道家精髓，但是也吸取道家的一些皮毛，用于政治，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法家并非只用“法”，有时候他还用“术”，而是用“术”的时候，法家的理想君王不应该“无为”的。“术”是有为的，就应该有私心，大公无私，坦坦荡荡是无法玩弄权术的。
法家用的“术”，也就源于道家。道家对自然之道的探索，法家人学习后则称为权术。“将于取之，必先予之”是道家的发现，但是法家则用于权术。
如果一个君王刚好是达到了道家最高境界的真人，或者至少是达到儒家最高境界的圣人，如果他确立一个非常好的合乎于道的法，如果他使用权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亲友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大众的公益，那么法家的思想也可以使世界异常的美好。但是，实际上皇帝远远不可能如此，甚至就是技术层面的似乎公正，也往往做不到，而官吏也绝大多数做不到。
从前有一个官吏喜欢吃鱼，但是从来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他说如果我接受送的鱼，就可能会做事不公平，以后被罢了官，那不但没有人送鱼，自己也买不起鱼了。这就是发家式的公正无私。但是多数官员和皇帝连这个都做不到。因为腐败到了骨髓，变成不治之症的癌症。
逻辑推理四曰:说道家是中华文化之本，似乎暗示墨家也源于道家，但是也许墨家并非如此，墨家的出发点是“兼爱”，也就是我们应该爱一切人，理由是“天”和“鬼”(名为鬼，实际意思是现在的神)要我们相爱。这固然可以说也类似与道家的“慈”，但是我们却看不出“兼爱”是否直接来源于“慈”。当然由于墨家出现比道家要晚很多，所以墨子多少受到道家的一些影响，也是可能的事情。而墨家的其他观点，都是在“兼爱”原则下，突出了一些实用原则而已，这些原则和道家的原则也颇为类似。比如墨家提倡节用、节葬，就颇为类似道家所说的“俭”；而墨家在军事上强调防守而非进攻，也符合道家“不敢为天下先”的训导。不过在我看来，道家的“俭”，意思比儒家的节俭要更丰富。举一个例子，一个武术高手的招式中，不会有一点不必要的动作，能用省力的方式不用费力的方式，这就是在用力气上的“俭”。正是这样的“俭”，使道家思想指导下的太极拳可以“四两拨千金”。即使这个高手的力气还有富裕，也不轻用其峰。道家的这个“俭”是一种智慧，而墨家的节俭，是考虑到大家节俭的习惯，形成了就可以节约物资，也就不需要发动战争互相争斗了，是出于一种爱心。同样，道家不敢为天下先，不仅是一种不愿和人争先的态度，也还是“后其身而身先”的智慧。而墨家的军事学绝不先发制人，是因为儒家不喜欢战争，只到不得以时，才进行防御作战。墨家并不重视理论，因此也看不出墨家在理论上和道家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证明墨家是从道家演变出来的，至多我们说墨家和道家是相容的。不过，墨家的思想大致不出道家的范围，这个说法还是基本立得住的。
名家和道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庄子和蕙施的故事为例，是一种相互砥砺的关系。道家强调逻辑、语言的有限性，强调对这些东西的超越，而名家则相反浸淫于逻辑和语言之中。道家思想不会绝对逻辑，语言有相对的价值，也就是说有时候也有用，只不过道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足以达到最后的真理而已。
阴阳家固然以巫术为根源，但是更是大量传承了道家的思想，因此也看作道家传人。道家宇宙观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可以说从无形之道生出两个最基本的形(而没有质)。阴阳变化的法则，当然是道的运行法则的具体体现。例如:阴尽则阳生，阳尽则阴生，这就是道家所谓的“物极必反”的体现，另外，道家对养生之道的精湛理解，也是后代阴阳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兵家纵横家，起策略机谋，无不是运用道家提出的原则。许多道家人物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军事家，比如:黄帝、力牧、风后、封胡、伊尹、姜太公、管仲、文种、范蠡诸人，据说都有军事著作。其中有些人的战功现在已经没有证据了，但是，至少黄帝、姜太公、管仲、文种、范蠡等军事成就还有历史记载的。道家由于对万物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在战争中善于捕捉战机、发展形式转变的要点、有适当的方式引导战局，而又有最从容的心态，当然最容易成为优秀的军事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无不源于道家的思想。例如，避实就虚的战斗方式，和道家“庖丁解牛”的决不硬砍而随着牛的关节缝隙而用刀的方式，实际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政治家的政治权术，什么欲擒故纵之类的策略，也是运用道家的原则和智慧。只不过，兵家和纵横家都有具体的应用技术，而不像道家是宇宙观、人生观等方面的知识、伦理和道德体系。道家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于道的人生，也关心什么时候不得不战斗，或者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而兵家和纵横家告诉我们如何战斗和政治战斗，并不涉及战斗和政治战斗的终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家包含着兵家和纵横家，而后者只是道家思想的应用。
除此之外，在中医、文学、艺术等文化与生活的各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道家的影响。即使喝一杯茶，也有所谓的茶道。西方人在天热的时候吃冰激凌，用冷的食物对抗热的气温；而中国人的精神则相反，在热天反而需要喝热的茶，物极必反，热茶疏导了人的散热渠道，反而使我们感到凉爽，这就是生活中的道家。随着茶、酒、食物以及其他种种，道家的精神已经融化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续中：从信息产业带动资本结构，科学发展农业工业，发展信息产生的高科技产业，科学仁道主义技术生成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信息产业价值链为主体的资本经济时代，即：新资本的经济特征：
一、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城乡一体化。
二、大型跨国公司以全球化并购。
三、市场全球化：贸易、金融、投资、科技、管理。
四、科学仁道主义生成生命科学基因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的人性形成科学共有主义经济一体化：消除排他性，以宽容和包容互赢互惠、相互合作、相互渗透，是以经济为主体的全球市场贸易规则，以劳动者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公民文化体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进行经济全球化发展。
五、建立人性形成科学共有主义资本人性化技术生成新资本经济机制。
1、自然资源公民。
2、实物资本公民。
3、金融货币公民。
4、科学技术公民。
5、专利技术公民。
6、商品公民。
7、无形资本“资产”公民。
8、智力资本公民。
9、智能资本公民。
资本是以利值为目的的经济学，任何经济学均用于支配一切达到理性资本的程度。
新资本经济的的中枢是网络经济，社会就像一个磁场，而网络触击中心，能使整个磁场产生共振，而网络产品注重性能、规格、质量、价格、售后服务。
一曰以敝之:，新资本概念认识论科学共有主义生命科学基因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达到科学共有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物关系、人与人关系，国家资本、集体资本、个人资本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立体多元全面发展，不同阶段资本主体发挥不同作用，形成科学仁道主义逻辑生成人的物质生产社会劳动和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增值，演绎归纳理性自然属性意见的一致性，产生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新资本发展论坛详细分解。
寄语:科学共有主义生命科学基因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生产方式和科学仁道主义生产关系，构建科学仁道主义逻辑生成法道文化(人性仁道文化道德自然属性、人性圣道文化良知、礼制规则和秩序生物属性和物理属性、人性天道文化生命科学基因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制度和法律)矛盾的道德行和矛盾的法律性，进行公民、资本、能量、信息、计算、利益仁道契约法制的为己利他道德善正德福利，资本与需求互动演绎归纳迈入仁治社会左中右:生命意义机制是思维的对象，规范和价值产生本质的求真务实，“有为”与“无为”阴阳平衡对立思辨，理性统一自然属性意见的一致性，产生科学仁道主义生成科学理想、科学理论、科学文化、科学知识、新的理念和新的信念加到以往原始和原理的信念之上，从而重新编制信念、理念、愿望之网，用哲学文化对传统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对传统概念的结构。结构属于构造，本质上，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认为，基于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可靠基础以及认为有某些推理程序。使人们能从这种基础中可靠的推理出科学理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判断是全面的陈述。进行历史反思，以史为鉴，产生人的睿智、人的理性、人的激情，构建原始创新、原理创新。同时，沿着原有逻辑线索的研究和创造，形成人的知识扩展性和人的知识补充性，使人的知识在原有逻辑的基础上得到延伸、扩展、完善。只有跨越逻辑知识创造，才能称得上非凡，才能称得上最有价值的创造。使人的观念、人的意识、人的精神、人的意志，充分地调动储存在大脑深层的那些隐性知识。促使思想飞跃产生新的念头、新的思路、新的知识，使创造意识的知识在人的大脑中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出现敏感和顿悟，并将新的知识在灵感和顿悟中延伸，也就是充分调动隐性的生产要素，使新的隐性知识促进潜意识灵感和发明创造构建理性创新、发展的与时俱进理性、良知、礼仪、理智、德行产生为己利他道德善正德福利的博爱为人民服务，形成人的伦理行为最终的评价，这就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哲学文化求知，构建人的古典文学基本特质的统一的内在和谐，与当代的科学文化与哲学文化，获得生存意义和发展方向，获得灵魂，产生人的智力和人的良知，达到探索真理获得成就确立人的固定价值，即:在人心灵最初最简单的活动产生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理。一曰:人们热心的关心幸福和自我保护。二曰:人们看到各种有感觉的生物，当人们同类遭受灭亡和痛苦的时候，人们都会感到天生的憎恨，这就是人性的二重性和人的二重理性。人的感视觉形成人的知觉，产生真理，相对主义的真相。人的逻辑可以使人正确的应用自己的理性，发现尚未得知的真理。人的良知在人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现的越多，人类就知道的越明白，构建了科学仁道主义逻辑生成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类统一、人类团结，迈入劳动者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保护大自然生命、保护人类生命和大自然生命和谐发展，创造生命价值意义具有科学的对象，科学是关于任何实际存在人事物普遍性的知识体系，是关于自然界人事物普遍性的知识体系，是关于社会人事物普遍性的知识体系，是关于人类思维领域普遍性的知识体系，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科学，是关于宇宙生命一切人事物普遍的知识体系。以普遍的真伪为目标的学说都是科学，也就是说生命是同等的，是理性生物、是感性生物、是潜在的物理性，为人类创造价值、为社会文明发展创造价值，构建科学仁道主义生成人类发展进程的道德科学。以立体多元道德科学完美知识为前提，达到人类最高智慧和明理，确立人性不断提升发展、人心不断发展、人类本身不断发展。
引自作者《人本价值科学发展学说》
作者随笔：沉思状态是人们经常存在的最高级活动，一种灵魂的活动，只有在内心自由、独立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这种活动。
古训故事：人性束缚的封建社会，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说：“我整天孜孜不倦，不对百姓爱怜操心，也是想使你们长久保持富贵。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仍兢兢业业畏惧天地。你们如能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常像我畏惧天地那样，不但百姓安宁，你们自身也经常得到欢乐。古人说：‘贤明的人多财会损伤志趣，愚蠢的人多财会产生过错。'这话可以作为深刻的警戒。如果徇私贪脏，不止破坏国法，损害百姓，即使事情尚未败露，内心里岂能不老是恐惧?恐惧过度，也会因此丧命。大丈夫怎能随便贪图财富，来危害生命，使得子孙常感到羞愧耻辱。你们应该好好深思这些话。”
圣训故事：知识是一回事，美德则是另一回事。好意不是良心，优雅不是谦让，广博与公正的观念也不是信仰。无论多么富有启迪或高深莫测的哲学，都无法左右感情，都不具有影响力的动机，都不具有使事物生动活泼的原理。文科教育造就技能知识与道德修养、文化内涵，达到有修养的才智、优雅的情趣、公正而冷静的头脑、高雅而彬彬有礼的举止——这些与渊博的知识一样，都是生而固有的品质。这正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我倡导它们，并加以阐释和坚持。不过我要说的是，他们仍然不能确保圣洁，甚至不能确保诚实。他们可以附庸于世故的俗人，附庸于玩世不恭的浪子。当他们用它伪装起来时，就更增加他们外表的冷静、快乐和魅力。就其本身而言，他们似乎已经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成为一种只可远观的美德，只有经历长久的观察方可探究真相。因此他们受到广泛的责难，被指责为虚伪、伪善。我想要强调的是，这决不使他们自身有什么过错，是社会的环境把人们弄得面目全非，达到为经济至上、个人欲望最大化物质享受张扬，而且还殷勤的献上其本身并未要求的赞扬。如果说用剃刀能开采花岗岩，用丝线能系住船只，那么你就可以希望用人的知识理性这种美妙而优雅的东西去同人类的情感与高傲那种庞大的东西进行抗争。
寓言故事：从前，楚国有个人带着仆人去朋友家做客，他与朋友聊的很投机，朋友便留他们主仆二人在他们家里小住。谁知，仆人行为不检点，他悄悄偷了那主人的鞋子，楚人对这一切都不知情。
回家后，他吩咐仆人去集市上给他买鞋，仆人就偷偷的把钱留给了自己，把之前偷来的那双鞋子给了楚人，说是自己买的。又过了好久，好友一起相聚，当中就有之前的那位朋友。楚人穿着自己新买的鞋子就去赴宴了，可是，朋友之间刚刚见面，他的朋友脸色就全变了，完全没有往日的温和友善。他发现自己丢失的鞋子竟然在楚人的脚上!他非常生气，暗暗地想着：“原来我就怀疑是他偷了，果然如此啊!没有想到他这个人人品这么差!”想到这，他便故意冷落楚人，任凭人家怎么和他搭话都不大理睬。聚会以后，那朋友也不常往来了，楚人一看人家态度也不好再上门打扰；慢慢地两个人就断绝了交情。
楚人一直蒙在鼓里，他心里虽然很难过，但也无可奈何。不知过了多久，仆人偷鞋的事情暴露了。朋友才知道冤枉了楚人。于是赶紧上门道歉；楚人呢，这回才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没有责难朋友，而是与他又像以前那样做回了好朋友。
寓笔点拨：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是由误会所引发的，就像故事中的楚人和他朋友一样。对那个朋友来说，他不应该无辜怀疑自己的朋友，既然是好朋友知人就该知心，切忌扑风捉影，不调查清楚就妄下结论；对于楚人来说，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不急不怒，“不知者无罪”，不计前嫌，原谅朋友，这种态度很值得城乡公民生存与发展进程中很好的学习，因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哲理故事：心静则清，心清则静。清静思明，宁静至远。
远离喧闹的人群，静下来认真想一想，或许更能够领会人生的真谛。直到有一天“机器”支撑不住了，躺在床上静下来，才觉得繁忙的背后似乎没有什么内涵。也惟有静下来，才能够有机会透过纷纭的表象看到真正的内里，认真体味“静下来”的意境。疲惫时静下来，你会更有信心的走好后面的路；愤怒时静下来，你更能和风细雨地化解矛盾；紧张时静下来，你会拥有一份从容和镇定。不要因年轻，就冲动的与你不爱的人结合；不要因为高薪，就从事你不喜欢的职业；不要因为美色，就放弃与你同甘共苦的爱人。静下心想想，再做一个客观的决定。
失意时，不要盲目悲观，静下来，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优点；得意时，不要得意忘形，静下心，你会发现这点成功实在微不足道；痛苦时，不要解酒消愁，静下来，你会发现看淡了一些，快乐其实离你并不遥远；绝望时，不要意气用事，静下来，你会发现生活的另一面正阳光灿烂，繁花似锦。
无论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经历多少生离死别，经历多少酸甜苦辣，只要静下来，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时间久了，悲伤和痛苦就会褪色成一朵轻盈的云。
来去匆匆的人生旅途中，停住脚步静下来是件幸运的事，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校定方向，再从容起程，或许能走出一个崭新的自我。
逻辑应用故事：一个老和尚打从山脚下走过，见一个女子在一座新坟前哭泣。和尚见她哭的十分伤心，便问他哭的是什么人?
那女子一边揩着眼泪，一边答道：“我爹叫他爹小女婿，他爹的岳母叫他好外孙。”和尚点头说：“他外婆是你外婆的女儿，你外婆是他外婆的亲娘，是吗?”这个女子点了点头。
亲爱的读者，你一定猜的出这个女子是在哭她的儿子。倘若她简要回答和尚，那么只要说：“他是我的儿子”就够了。可是她却转弯抹角，说了一串话。“他是我的儿子”是一个判断，所谓判断就是对客观事物有所断定的一种思维形式。它是由主项、谓项和联词三个部分组成的。上述这个判断，“他”是主项，“我的儿子”是谓项，“是”是联结主项，“他”和谓项“我的儿子”是联词。我们知道：概念是由词语来表达的，而判断则是由语句来表达的。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同一个断判可以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在这个谜语里，那女子不直接说“他是我的儿子”，而用的是“我爹叫他爹小女婿，他爹的岳母叫他好外孙”这两句话来回答。其实这两句话与“他是我的儿子”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这位老和尚说的更妙，他不直接说：“他是你的儿子”，而是用“他外婆是你外婆的女儿，你外婆是他外婆亲娘。”，和尚说的话与“他是你的儿子”所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同一个判断，有时候需要用这种语言来表达，有时候由于场合不同了，或者为了某种需要，往往用另外一种语句来表达。《囚梦》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道理。
《囚梦》说的是一个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人把他的牙齿全拔光了，皇帝惊醒后再没有睡好。第二天，他把梦讲给大臣们听，问谁能解。丞相说：“陛下全家将比陛下先死。”，皇帝听后，大怒，把丞相给杀掉了。这时正好有阿凡提来到皇宫，皇帝又把梦景说给阿凡提听，问他是凶是吉。阿凡提说：“陛下将比您所有的家属长寿。”皇帝听了非常高兴，赐给阿凡提一件锦袍。
其实，“陛下将比您所有家属长寿”这句话与“陛下全家将比陛下先死”所表达是一个意思：皇帝家属将死得早，皇帝将死得晚，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个丞相不看场合，不懂得皇帝的心理，傻里傻气的说了句不吉利的话，结果落个“不得好死”的下场。阿凡提才智过人，同样意思的判断，他却说出了吉祥话，结果使皇帝非常高兴，还得了一件锦袍，效果大不一样。
这个故事说明，搞清楚判断与语句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做了一个判断时，就要根据场合的变化和需要的不同，寻找最合适最恰当的语句把他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哲学史知识：随着商周奴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自然界变化发展和人类社会政治交替、福祸转化等现象。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相传，当周文王征伐黎国，进入殷地界内，殷纣王的臣子祖伊惊惧地报告纣王说，天(上帝)将终止殷命(政权)了，怎么办?纣王却回答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相反，周公旦在周取代殷政治后，即总结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思想。这里虽然两者都以“天命”为最终依据，但从一个承认变化，一个否认变化这一点来讲，还是有所不同。
人们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中，逐渐萌发了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但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最终是在宗教神学的体系下萌芽发生的。现存《周易》一书中《易经》部分，原来是周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原始而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现存《周易》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周人卜筮的部分卦辞和爻辞；另一部分是《传》，记载着后人对卦爻辞的各种解释和理论上的发挥。下面将关于《易经》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萌芽作一概要的介绍。
《易经》成于何时，历史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又说“西伯(周文王)羑里演周易”(《自序》)。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重叠八卦成六十四卦)，只是一种传说，到目前还没有可靠的依据。但据《易经》部分卦、爻辞中记载一些殷末周初历史故事来看，此书的一些基本内容可能在西周初就有了。另外，由《国语》、《左传》等书中多处引用《易经》卦、爻辞以解释时事看，似乎《易经》到西周末，已编辑成为一部典籍了，因而为人们所引用。
《易经》中已经包含了某些关于“对立”和“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首先，《易经》中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叠演变出来的，而八卦又是由阴(--)、阳(—)两爻，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易经》把阴、阳两爻作为两个基本的“对立”势力来看待，《易经》中所有卦象的变化都归结为阴、阳两爻的变化。周人运用六十四卦问祭祀、战争、商旅、婚姻、生产等事情的吉凶祸福，而据以判断吉凶祸福及其变化，则均视六十四卦中阴阳两爻的变化而定。这也就是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最终归结为阴、阳两种势力的消长，这正是最原始的，关于“对立”面及其变化的思想。
据《易经•系辞》解释说，八卦作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八卦。所以，易经关于阴阳的观念，很可能是从观察天象、地理的变化或人类男女两性、禽兽雌雄的不同中概括出来的。但是，在《易经》中并没有把阴阳作为某种具体的事物的两种对立性质，而把阴阳当作一切具体事物共同的、最基本的两种对立性质提出来的，并用--、—两种抽象的符号表示。这是由《易经》作为占筮之用的宗教神学体系决定的。所以，《易经》中关于阴阳的概括，在人类的认识史上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它的这种概括，反映了古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的提高。如19世纪德过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讲到我国《易经》思想时曾说：“中国也曾注意到抽象思维和纯粹的范畴。古代《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了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其次，易经中关于“对立”的思想，也反映在某些卦象相反的吉凶对立上。如泰卦和否卦，两卦的上下卦象恰好相反，是对立的卦。泰卦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意思是说，所得大而所失小(或说由小利而变为大利)，因此要大吉大利。而否卦卦辞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又如剥卦和复卦，也是两个相反的卦。剥卦卦辞：“不利有攸往”，意思不利于出门。而复卦卦辞则为：“利有攸往。”
再次，《易经》在一些卦中，包含了一些由低到高的变化发展思想和“物极必反”的思想。如乾卦，初九的爻辞为“潜龙，勿用”。九二的爻辞为：“见龙在天，利见大人。”十九的爻辞为：“亢龙有悔。”对于“龙”的解释，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龙”是古代原始部落图腾崇拜物，象征统治者。有的认为“龙”是龙星。但撇开具体字义解释不论，爻辞借“龙”所处地位的不同，说明由低至高的发展变化过程，则是显而易见的。如，在渐卦中，也以“鸿”(水鸟)所处地位的不同，说明由低至高的变化发展。如初六爻辞说：“鸿渐于干(山涧)。”六二爻辞说：“鸿渐于磐(崖岸)。”九三爻辞说：“鸿渐于陆(平地)。六四爻辞说：“鸿渐于木(树木)。”九五卦辞说：“鸿渐于陵(山陵)。”上九爻辞说：“鸿渐于阿(大陵，‘阿’字原作‘陆’，与九三爻辞重，据王引之等改说)”等等。
《易经》在描述由低至高的变化发展情况中，也表现一种转化的思想。如以上述乾卦为例，它在讲由低至高的的发展中，“龙”由“潜”到“飞”都是吉利的。然而到了上九，则“亢龙、有悔”了。这是说，发展到顶点，就会由吉变凶，转向反面，这里多少包含一些“物极必反”的辨证思想的萌芽。再如，泰卦九三的爻卦中，有这样一句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种话也可以作多种解释，或解释为：没有平地也就没有斜坡，没有去就没有回。或解释为：平总要转变为不平，去了总要回转来。但无论何种解释，都说明《易经》在这把平与陂(不平)，往与复这两种对立的事情或概念联系了起来。而且认为两者之间可以转化。
《易经》中包含着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他把事物的对立和转化抽象化、神秘化，认为人们对事物变化发展是无法认识和驾御的，而只有乞求于神的启示，然后再来决定人们的行动。因此，《易经》的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因素，带来严重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变动激烈，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大变动的过程中，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也表露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如：晏婴对奇景公(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论“和”、“同”，其中所谓“和”就包含着对立双方相济相成的朴素辩证法因素。如他举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就是把“可”、“否”两种对立的意见，看成相济相成者。又如，公元前510年，晋国史官史墨，在评论鲁国季氏赶走鲁昭公这一事件时，曾提出：“物生有两”、”各有妃耦(配偶)”的观点。他认为：“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不仅如此，这种对立是会转化的，所以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在这里虽然只是就季氏出鲁君一事而论，而且对“物生有两”的观念也没有作更多的阐发，但在他的论述中所表露出的关于事物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的地位可以发生转变等思想，却包含着可贵的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
《易经》中关于阴阳对立，“物极必反”的思想，晏婴关于“相济相成”的思想，史墨关于：“物有两生”的思想等，虽然都还是十分简单，只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些萌芽，但在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商周时期，虽然宗教迷信占统治地位，但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也向前发展。随着冶铸技术的提高及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改革。目前出土的商代兵器、农具、器皿就达数以万计之多。商代后期的司毋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通耳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形状雄伟，花纹精美，是世界青铜器中所罕见的。司毋戊大方鼎足以说明当时的冶铸的水平。随着农业实践的深入，人们在和自然的斗争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农业知识。天文历法的推理及计算方面的需要，使商周人都具有一定的数学知识，已经从整数的计算到分数的计算。经过时代的创造，商代已经有了文学。从殷墟中发现，甲骨文已有三千多个单字，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奴隶社会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天”在地上的代理人——天子权威的下降，“天”、“上帝”、“鬼神”的观念也逐渐动摇，在自然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
当时提出世界万物由“五行”即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尚书•洪范》篇中曾提到“五行”这一名称，以指金、木、水、火、土，似乎周初已有五行的思想。但《洪范》这篇著作经后人考证，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此，我们不能肯定作为唯物主义观点的五行思想已在周初出现。但据《国语》记载，西周末史伯对郑桓公的一次谈话中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一种元素和另一种元素掺和，就能产生新的东西并得到发展，假如用同一元素相加，则不能生物又不会有发展。又说：“故先生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史伯把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这不能不说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此外，宋代的大夫子罕也曾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左传》相公二十七年)，子罕说的“五材”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他认为这些元素都是自然而生的，对人民有重大作用，缺一不可。这和史伯讲的用金、木、水、火、土构成万物的意思是一样的。史伯在谈话中提到了“和”与“同”两个概念。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呢?他有一个简要的说明，“和”是“以他平他”，“同”是“以同裨同”。春秋时晏婴对“和”、“同”作了具体的比喻和解释。他说，如果在水中再加上水，那味道还是水的味道；如果弹琴，相同的音调，也不会产生乐声，还是单一的音调，就是“同”。如果在水中加上鱼，肉和各种作料，再加上烹调，这种就可以做成与水味完全不同，味道鲜美的汤；音乐也是这样，只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相成相济，才能成为一曲动听的乐曲，这就是“和”。从晏婴的两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同”，就是简单的重复；所谓的“和”就是对立的掺和。就其对立掺和为物而言，包含了一些辩证法因素，有一定的道理，但史伯和晏婴所谓的“和”，归根结底还只是一种调和。
“阴阳”说是在观察天文气象、时节变化的基础上萌发的。周人用两种不同性质的阳气和阴气来解释四季的变化和万物的繁茂与调衰。他们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便不能茁壮地生长。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蒸发是上升的，这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发生灾难。周幽王时的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当时在今陕西地区发生的地震现象。他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这就是说，阴阳二气的流转具有一定的秩序，如果发生秩序紊乱的现象，阴阳二气各失其位，就会发生地震。又如，周内史叔兴在解说陨星现象时也说是“阴阳之事”，而且认为这种现象与吉凶无关(《左传》僖公十六年)。伯阳父和叔兴等用自然现象和自然知识来解释自然的变化，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这些观点之所以称为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是因为它们用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或猜测去解释自然现象本身的规律性，这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神”和“天命”的观念是完全对立的。
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积累自然知识相适应的，但它不是建立在正确科学的基础上的，特别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很低下，人们自然知识很狭窄，再加上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又往往是贵族出身的史、巫、祝等，因而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带来很大程度的神秘色彩。史伯虽然认为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但他又搬出了先王，先王成了造物主了。伯阳父把地震发生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人事，并以此论证周王朝将要覆亡。这就把自然的规律神秘化了，又用以附会人事，最后就要不可避免地倒向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
春秋末年的范蠡，参加过越王勾践灭吴的兼并战争，后又弃官经商。在这些活动中，他初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一些关系，他对“天道”作了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解释。他认为自然现象变化是有“恒制”的，也就是说有经常不变的法则。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就像“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也就是说像太阳一样，升到正中就要降落，像月亮一样由圆到缺，由缺到圆，与四季更替一样，发展到顶点，就要向它的反面转化。他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了下述三点说明：(1)他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事情变化需要条件，在条件不具备或不成熟时，不可盲目。否则，“强索者不详”(同上)，也就是说盲目就会失败。(2)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是互为因果的，必须相互配合好，也就是说天时和人事的条件都具备了，事情才能获得成功。他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同上)。(3)客观条件也是在变化的，成熟可以变成不成熟，具备可以转化为不具备，因而必须抓住条件成熟的时机。他说：“得时不怠，时不再来”。不然“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同上)，这就是说错过了时机反要受害。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范蠡的这些思想是和有意志的“天”和“天命”的观念是相对立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但范蠡的发展变化观点，基本上是循环论。
周王朝的建立，经过短短的“成康之治”以后，就每况愈下。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平民的统治和野蛮的掠夺，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思想上，奴隶和平民首先对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进行了指责。他们说：“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洹兮?”(《诗经•巍风•伐檀》)，对地上的国君、奴隶主贵族进行诅咒，接着便是对“天”的责难。他们说，上天啊，你们为什么连饭都不给我们吃?为什么逼的我们走投无路？责难的发展就变成对“天”的怀疑，他们就说，灾难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由人造成的。思想上的解放往往是行动的前奏和继续，奴隶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首先用逃亡来反抗，接着便参加平民的反抗斗争，公元前841年，国人利用奴隶的反抗心理，联合了奴隶把周厉王给驱逐了，从而出现了历时十四年的“周召共和”局面。
在春秋这个新旧社会更替的过程中，无神论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这里的“主”是凭借、寄托的所在。所以他认为圣王应先治民后祭神。虢国的史器也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就是说听老百姓的话，国家就兴盛，听神的话，国家就要灭亡，那聪明正直的神，是按民意而行的。从人是神之主的观点来看，虽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已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肯定了民是神的寄托之处。公元前645年，宋国发现了陨石，又发现了六只叫做鹚的水鸟倒飞的奇特现象，于是有人说这是灾祸之兆，周内史叔兴则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叔兴把自然现象看做是自然本身产生的，它和人的的吉凶祸福是人为的，这和神的赏罚警告毫无关系。在建周城的问题上，宋与薛展开一场争论。宋人以鬼神为据，薛人以人事为证，弥牟在评论这场争论时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左传》定公元年)。从叔兴到弥牟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唯物主义思潮对人和神的关系，不仅认为人是神之主，而且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还要把神完全驱逐出去，这样人的地位就得到一定的提高。
春秋时具有无神论倾向的还有一个郑国的子产(公孙侨)，他最早公布的刑书，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他在驳斥裨躁通过对星辰出没的观察而断定郑国将发生大火灾时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躁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把天道和人道作了比较，认为天道是虚无缥缈的，人道才是接近具体的，只有用人道来解释吉凶祸福才是合理的、可信的。他反对祭龙，他说：“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左传》昭公十九年)，龙人无关，何必去祭呢?
春秋末叶的无神论者，有些是当时进步势力的思想家，郑子产就是其中的思想代表。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他们把吉凶祸福的根源归结到人事方面来，表明他们对神的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看出了，社会生活的问题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天”、“神”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争取民心与奴隶主贵族对抗的政治斗争相一致的。这在客观上，起到将人从“天”、“神”权威下解放出来的作用。
心理推理：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科学。心理既研究动物的心理(研究动物的心理主要是为了深层次的了解，预测人心理发生、发展规律)也研究了人的心理，而以人的心理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总而言之，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科学。按照科学的方法，间接的观察、研究或思考人的心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想像和言语等过程)是怎样的，人与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不同，即人的性格或个性，包括需要、动机、能力、气质、性格和自我意识等，从而得出适用于人类的、一般的规律，继而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实践。
青年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心理健康教育
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受家庭、学校、社会和自身等影响。因为现在青年根本脱离不了这些环境，所以青年的心理健康与否，与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学校教育的失误
学校是培养社会建设人才的基地，是少年健康成长的摇篮。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以及教育艺术和教育学生的态度、方法是否得当，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不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以及某些教师教育学生的态度、方法低劣等等而形成的教育失误，也是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2、社会不良影响
社会不良影响的特点在于它更偏向于直观性、形象性、潜移默化性，更能影响和迎合一部分学生的需要，因而具有更大诱惑力。社会不良的影响包括许多方面，对学生影响最直接的有：
（1）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
（2）不健康网站对学生的诱惑使之心理畸形。
（3）散在社会上的同龄人或团伙的勾引。
3、其他耳濡目染的不良信息、行为的影响。
青年的信念每时每刻都在形成，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刺激无时无刻都在刺激着他们的感官。都在引起他们心理及思维活动。人所处的环境对于人的心理的直接影响是永恒相关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与社会学习的模仿、抄袭、认同、暗示等方式有着直接因果关系，如果教育者只重视课堂学习，而忽略社会学习，或者社会学习脱离了课堂学习的主导作用，学生就有可能受到非认知心理的影响，而成为心理有问题的人。
4、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内因
内因即内部心理矛盾：一方面是由社会要求转化而来的的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已有心理发展水平尚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两者的对立和统一，构建了青年发展的根本动力。当这一个矛盾通过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得到解决时，青年的心理发展就会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阶级，这就促进了他扪心理的正向发展。反之，就会步入到心理发展的反面即心理健康问题。所以了解青年的心理矛盾，对于了解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是非常必要的。
5、家庭关系
如何与父母相处，是青年的心理负担与困惑之一，随着思想方式的变化，青年改变了对父母的看法，开始批评父母的言行，甚至看不起父母，形成隔阂。假如父母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亲子关系冲突。青年追求独立自主，力求减少依赖父母，而有些父母却不关心孩子的自主精神，造成争吵甚至家庭不和睦。
6、朋友关系
与同学、朋友交往是青年的一种需要，在交往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会增加知识与加深情感。青年的情感非常浓厚，自己是否被别人喜欢，是否被朋友接受很重要。对于朋友或朋友的言语接纳很敏感，很容易产生嫉妒和争夺别人关心的对象。有时，受到群体朋友的压力，必须采取某种行为，唯恐被大家排挤，也是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7、社会适应
青年对自己的社会环境常常很敏感，崇尚时髦，追随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也容易批判传统的社会观念。当他们的思维和社会现状、价值观念、传统人文生活相抵触，就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另外，生长、适应和发展是个体成长与成熟的三大基本心理机能，如果这三个内部心理矛盾和谐，就会使个体得到健康发展，反之，就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不良局面。
青年大多具有好动、好奇、求新、求异的天性，随着体能与精力的增强，他们表现的尤其突出。如果教育、引导不当或者盲目压制，就会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抵触，久而久之便步入心理健康问题的行列。适当的需要与其能否得到合理的满足的矛盾比起来，他是属于更高一级的心理机能。
人为了适应环境与生活，必定要去接触、去探索。如果青年在环境与生活中的行为得不到维持和加强，往往就形成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发展的需要与其能否得到合理的满足的矛盾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是发展的，于是发展也成为了一种需要。
8、自我心理
随着心理的成熟，青年的心理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青年最关心的就是对“自我的认识”，即怎样认识自己的行为、性格及心理上的表现。在日新月异、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觉得时时刻刻都要去摸索自己，即去发现自己的性格如何，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在何处，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等。由于对成长变化的自我常摸索不清而感到烦恼，同时也对别人的批判与反应非常敏感，只要别人稍微批评就反应强烈，而且很难过。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并增强自己的信心，是青年常遇到的内心顾虑。
9、性心理
随着生理的发展日趋成熟，青年性心理也随之发展。随着日趋增长的性兴趣与愿望，如何适应社会文化的要求而加以控制，是青年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性格性别”。生理上的性别区别于人的解剖与生理现象。但是在心理及行为上，每一个青年要学习如何按“生理性别”角度去讲话、动作、穿着，怎样才能引起异性的好感与喜欢，如何与异性朋友结交相处等，是青年必须去学习并且建立的“心理性别”。只有“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相统一，才能完全定义为男性与女性。这些心理上的问题，也常是烦恼、压力的来源。
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青年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以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开发心理潜能，提高心理适应能力，促进个性发展，维护心理健康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活动。健康心理既是整体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时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只有将心理健康教育植根于素质教育的土壤中，才有可能使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发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能动作用。心理健康教育必须面对全体青年，以心理发展、心理保健、心理适应为主，心理治疗为辅，遵循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和特点，优化其心理素质，促进整体素质提高，实现在德、智、体等方面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达到自我发展，自我预防，自我矫治的目的。
心理健康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青年良好的心理素质。青年正处在心理发展变化最强烈、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矛盾、焦虑、困惑、迷惘、抑郁、强迫、恐惧等症状时有发生。因此，全面提高青年的心理素质，不但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青年健康成长的需求。
一曰：开发心理潜能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任务。人的心理是以具有复杂结构和特殊功能的大脑为物质主体的。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是脑的机能。随着脑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脑机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脑的潜能是非常巨大的，充分开发人脑的潜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脑潜能的开发和机能的发挥有赖于心理素质的提高。所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二曰：预防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发生，矫治心理疾病，增加心理免疫力，这是心理健康教育又一重要任务。人的心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过程，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概括起来应是有其个体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认真做好青年心理健康教育，预防不良行为的产生，是当前学校、家庭和社会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青年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共同特征，但是，由于遗传、环境、教育和各个主体主观努力不同，又存在着个别差异。因此，心理学健康教育既要有统一要求，又要因材施教，以使每个青年心理素质能健康有序提高，心理潜能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青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根据他们心理发展的规律，大致包括学习心理指导、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个性教育、人际关系和升学就业指导、青春期健康教育等。
三曰：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途径
为了全面促进和发展青年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提高对心理问题的免疫力，维护其心理健康，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对策，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在教学中要求教师根据学科特点，有目的、有计划、适时、适度地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促进学生优良心理品质的形成。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卓有成效地渗透到学科教学中，首先要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是活跃课堂心理氛围，开发学生创造潜能和为学生提供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的基础。学生能在一个既有民主、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中学习，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每个学生都能在愉快的教学中全身心投入学习，从而使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得以疏导和淡化。这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有助于个性特长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其次，教师要根据学科的内容和特点，灵活而恰当地渗透相应的教育内容，不能牵强附会，无的放失。三是要求教师具有一定心理学知识，能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心理发展规律进行教学。在教学中要实行启发式教育，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上的活动，使学生不但喜欢学习，而且会学。只有这样，课堂教学才能焕发出生命活力，学生的整体素质才能得到提高。
和谐内容的人际关系，健康多彩的文化，严明的校风校纪，不但能美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的灵智，还可以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积极乐观、愉快的情绪。学校要营造优美、高雅、文明的校园环境，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净化、美化、绿化校园。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娱乐和社会活动，使学生能在优美的社会环境里和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氛围中，思想得到提高，认知得到深化，意志得到磨练，情感得到升华，人格得到完善，使之不因外部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内部心理矛盾的冲突，而在迷惘中徘徊，在挫折中沉沦。
青年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于他们心理发育尚不成熟，不完善，承受挫折能力较弱，一旦遇到挫折，情绪容易波动，身心健康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加强青年挫折教育，不但对其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而且能更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21世纪是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参与竞争者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面对现实，在失败、挫折、困难、逆境面前，仍然保持积极的心态，用坚韧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但有的青年，从小就受到过分溺爱和保护，在生活中很少受到挫折，家长和学校也很少为其提供适量的挫折锻炼，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往往采取越轨行为，或自暴自弃，冷漠退让，甚至出现轻生或犯罪的极端行为。因此，加强青年挫折教育，提高他们挫折容忍力是非常重要的。
挫折是个体在某种动机推动下，所要达到的目标受到干扰和阻碍，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反应。
所以向青年进行正视挫折、承受挫折和克服挫折的教育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挫折观。教育学生懂得在现实生活中，挫折是客观存在的，要用辨证的观点去分析。一方面要认识到挫折是难免的，不必逃避，也无法逃避；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挫折是可以战胜的。受挫后，只要能够正确对待，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会反败为胜。
其次要引导学生正确分析挫折的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找出挫折的真正原因，发奋图强，克服来自内外的一切干扰，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挫折承受能力。挫折容忍力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考验。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多参加实践活动，在实践中磨练意志，培养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身心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愉快、乐观、自信而稳定的情绪，不但能增强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能使人精力充沛，思想开朗，豁达大度，使人的智力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大大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而焦虑、忧愁、恐惧等不良情绪，不仅会降低智力活动效率，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持续时间久了，还会引发各种疾病，直接危害身体健康。有时甚至会在消极情绪驱使下，做出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因此，教育青年调适自己的情绪活动显得非常重要。具体的办法是：
只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会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柱。能多方面想问题，分析事物，并能用理智调控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
青年阶段是情感发展的时期，心理矛盾错综复杂，情绪表现两极化十分明显。如果没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就会使一些烦恼的事情难以排除，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久而久之，会使人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甚至悲观绝望。
一个心理健康的学生能理智驾驭自己的情绪，排遣、宣泄、控制和调适不良情绪，使自己的心理生活永远充满阳光、希望和欢乐。
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及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许多青年都存在着心理困惑。应试教育加大了学生的精神压力，这是当前导致我国中学生心理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直接原因。要减轻中学生的压力感，首先应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应把学生的心理健康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来看待，充分认识培养健全的人格、良好的情绪和适应能力对学生学习活动、掌握知识和技能的重要作用；把日益增多的中学生的心理障碍问题同思想品德加以区别，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解决学生日益增加的心理困扰。
作为家长应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给他们充分的自由空间和自由民主权。既注重孩子自主性的发展，也注重培养孩子遵守纪律和规则，积极鼓励孩子平等地交换意见，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孩子。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随着身体的成长，第二性征快速发育，精神上攻击性增强。不正确的家教是构成中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又一个直接原因。中学生的心理发育尚未达到成熟，他们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不和谐的生活环境会在孩子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并造成心理问题。
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年时期是精神疾病的多发时期，更是不健康行为的孕育期。由于中学生心理活动状态的不稳定，认知结构的不完善，生理成熟与心理成熟的不同步，对社会和家庭的高度依赖等，使得他们比成年人有更多的焦虑，会遭到更多的挫折，因而更容易产生心理障碍。若暂时性的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排除，便会产生不良的反应，很可能影响以后心理的健康发展，甚至会酿成日后难以挽救的心理疾病，所以中学阶段是容易产生心理异常的关键期。
焦虑现象：遇到困难时或考试前，显得精神恍惚，紧张不安。
情绪不稳定：随着考试成绩的好坏，情绪忽高忽低、心理十分脆弱。
人际关系敏感：与别人不合群，同学之间、邻里之间、亲戚之间情感不能沟通，性格内向，孤僻。
适应性差：由于生活自理能力差，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不适应学校生活和老师的指导方法及团队活动。
生存压力：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心理压力过大。
自卑现象：受到挫折后，表现出情绪低落，孤独感、自卑感严重，没有上进心。
偏执现象：以自我为中心，在家庭和社会中处处都以自我为中心。
心理不平衡：常常忌妒别人，别人各方面比自己强。忌妒达到忌恨是一种可怕的心理，是一种痛苦又十分有害的心理。
敌对现象：在受到批评时，容易抬杠，产生敌对现象。
科学学科的出现和发展总是从简单的问题开始逐步推广到复杂的问题。当然，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循环反复而逐步螺旋上升的过程，本来以为简单的问题，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可能又在新的高度重新深入认识，人类心理现象的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复杂性决定了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时间远远晚于物理学类的学科。
经典幽默：有两个大学生在公园谈恋爱，走到湖边，女生问男生：“当我和你妈妈一起掉进湖里，你先救谁？”旁边一个看报的老者听到后，对女生说：“你简直说的是屁话，你连动物慈爱的本能都不懂。”说完以后，老者扬长而去。男生和女生看看老者的背影，又相互看看对方，沉默地离开湖边。
格言：人世间，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人生都意味着艰辛和苦难，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拼搏；人世间，最需要提倡的是自信，因为这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人生坐标。
公民知识：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学体系的建立者，代表英国工厂手工业高度发展产业革命开始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讲授文学、逻辑学、道德哲学。一度游法，结识魁内和杜尔哥等。1776年发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从人类利己心出发，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相当正确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关联，但又把它的外表现象庸俗地加以叙述。认为劳动是财富源泉和价值尺度，是他的一大功绩；但又说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则为庸俗的生产费说开先河。在分配论上，科学的成分和错误的见解亦同时并存，既说利润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又说利润是企业主服务或资本职能的报酬。主张自由竞争，抨击重商主义，对英国经济政策曾起过重大作用。另一著作是《道德情操论》。
科学博识：赫斯定律，亦称“盖斯定律”，热化学的基本定律，由化学家赫斯（1802——1850）在1840年提出。化学反应的热效应仅与反应物的最初状态及生成物的最终状态有关，而与其中间步骤无关。例如，将1摩尔的碳直接燃烧成二氧化碳，或经过一氧化碳后再变成二氧化碳，放出的总热量都是相同的，在25摄氏度时为-393.51千焦。
笔者点拨：数学，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古时候，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由于比较物体的大小和数量多少的需要，获得了数的概念；同时也从物体的形状和位置获得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概念。这样，早在人类文化的初期就积累了一些数学知识。到了16世纪，包括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和三角的初等数学已大体上完善了。17世纪，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前进，人们获得了变量的概念，这是数学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数学不仅研究不变的量和个别的图形，而且开始研究变化中的量与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图形间的相互变换，从而使运动和辩证法进入了数学。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愈来愈多地要求对自然现象作定量的研究，还由于数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使得数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数学的理论往往具有非常抽象的形式，但它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深刻反映，因此可以广泛地应用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各个部门，对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计算技术的发展，这种作用显示得更清楚了。从内容上说，现代的数学在习惯上分成数理逻辑、数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函数论、泛函分析、微分方程、概率论、数理统计、计算数学、组合数学等分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运筹学、控制论等。经济数学的模型运用数学方程式反映经济现象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按经济变量的数值发生时期产生的模型。一曰：静态经济模型——经济变量的数值都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模型；二曰：动态经济模型——经济变量的数值是在一个以上时期发生的模型。按照所描述的经济范围可分为：宏观经济模型——设计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型；中观经济模型——协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模型；微观经济模型——具体生产经济载体的经济模型。达到宏观控制、中观协调，在变量中的经济微观现象中，使主要变量与非主要变量的因素，达到排除次要变量因素，构建命题、假设、假说、演绎、归纳，建立经济模型的逻辑推理，从而才能分析已经发生的经济问题和现在存在的经济问题，健全和完善未来发展的经济模型，这就是宏观、中观、微观运用数学方程式的经济现象，构建经济数学模型分析方法。
成语典故：道不拾遗
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子产，主张依法治国，制定了刑法，铸在鼎上，公布于众。他的主张和做法，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偷东西的盗贼没有了，路上丢失的东西也没人来拣取，路边的果实，也没人偷摘。真正成了”道不拾遗，民不妄取”。
后人以”道不拾遗”形容民风廉直，政治清明。
中华养生知识：气、血、津液是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生理活动的产物，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
从气、血、津液的相对属性来区分阴阳，气具有温煦、推动的作用，属于阳；血和津液是液态物质，具有滋润、濡养作用，属于阴。
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生活的场所称为“气交”，“气交”是下降的“天气”和上升的“地气”相互交汇的地方。人既然生活在“气交”之中，就必然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是由气构成，并且是气体中最精微的部分构成了人体，其运动变化也就是人体的生命活动。气聚则生，气散则死。
“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离血死，血离气枯，气无血不存，血无气不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气血通过经络血脉，外连于肢节，内属于脏腑，气血有变，则肢体有变，脏腑功能不和，出现不同的内症。“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故要疏通气血，方能健康延年。
气血是人体阴阳的主要物质基础，人体各种虚实之证都不能舍气血而言虚实。不论何种虚证，多兼有气虚或血虚，不论何种实证，皆与气血淤滞有关。气血正平，则阴阳平衡，疾患消除。气血不平则外邪侵入，阴阳失衡，加之外因诱导，身体就会生病。由此可见，各种疾病离不开气血，与气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治病之要诀，在于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之何物，它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气有虚实，实者邪气实，虚者正气虚。血有亏淤，血亏必有亏血之因”。把病理变化归因于气之虚实，血之亏淤。由此可见，疾病的调养，无不与气血有关。尤其是慢性病的调养更离不开气血。
五谷文化：糙米——糙米保留的胚芽只占米的百分之三，但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却占到百分之七十，特别是维生素B1。糙米膳食纤维丰富，能帮助消化和排除毒素，并能很好地控制食量，适合便秘者、减肥者食用。
笔者提示：一曰，万物不仅生于水，而且复归于水，从绘制地形图和天体图将日晷引进希腊写成论文《自然论》，只有断章残节留给后人。二曰，万物本质是无限，即：一种永恒正反的实体，故万物由它构成又复归与它。三曰，所谓无限是指一种无穷无尽充满空间的活泼质料，未明确规定其性质，因为认为一切属性都是以它产生。四曰，它是无限的，如果不是这样，它在创生万物时，就会消耗殆尽，由此可见，发展不是无限的，是科学的理性、人性形成到人性人道主义逻辑生成“有为”与“无为”阴阳平衡和谐思辨理性以人为本自然属性科学发展意见的一致性。
人类历史发展常识：人们通常都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实际上每一次壮观的人口剧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产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随之提高，从而使得可以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人类在实用技术上有很大的进步，这就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 000人，而到了距今10 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总人口已增为532万，人口增长42倍，这一增长比率足以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即在技术革命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群人口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得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口可以分散到更广阔的领域。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与人类学家M.D.萨林斯（M.D.Sahlins）和E.R.塞维斯（E.R.Service）所提出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该定律认为：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会在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并不断地扩展其活动范围。因此，只拥有原始的卵石工具且有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也就始终无法使其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相比之下直立人则因掌握了更复杂的技术，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所以他们不仅能够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还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人类拥有的高超技术也部分的表现在他们能够建设不同类型的渡水设备。依照所运用的自然条件的不同，这些设备可被分为四个基本类型：皮划艇、树皮船、浮筏和独木舟。有了各种船只，早期人类也就能够横渡河流、湖泊，甚至能够从非洲到欧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从西伯利亚到北美的广阔洋面。这一迁居活动在冰河期进展的更为顺利，因为在这一时期，大量海水结了冰盖，海平面降低，大陆之间形成了陆地桥。至此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从而和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
在人类向各地迁徙的同时，也逐步开始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各有显著特点的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其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相互隔绝。关于人类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分类发生得很晚——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形成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人类特征十分明显的同一祖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天生的智力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类学者的赞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与其他任何种族一样，只要能有机会接受教育，也都有希望从大学毕业。
不过各地区种族形成时的确切情形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永远也无法了解清楚。考古学家在人类起源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接受“非洲起源”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从这里迁徙到其他各个大陆。但是该理论和其他理论一道都正在受到质疑，因为几乎每年世界各地都会出土一些新的人类活动遗址。比如说，最近从澳大利亚北部发现的石制工具显示出人类早在176 000年前就在该地区活动，这就推翻了一些传统理论所宣称的人类是在50 000到60 000年前才迁移到这里的说法。同样地，传统理论所宣称的人类最早迁移到中亚的时间，也因为最近在该地区出土了年代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制工具而不攻自破。
由于在传统理论与当今考古发掘的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巨大差异，所以考古学家正在修正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假设，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另有人类多起源论者则认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找到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因为全人类的发源地不是唯一的。相反，他们认为人类在不同地方独立进化的人类多起源理论要更可信一些。
尽管现在在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约10000年，即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的分布已经和现在大致一样。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水源比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到公元1000年时，全球各种族的分布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还愈演愈烈并一直延续至今。而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之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换句话说就是，1000年前白种人与布希曼人的人数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的人口却仅及白种人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其实际原因均在于此。
布希曼人的历史相对于高加索种人和其他种族的历史来说有着天渊之别，但这并不能反映出各种族天赋才能上的差异。我们将在第四篇的结尾“历史中的种族”一节中再度谈到这一重要课题。在那一节中我们将探讨造成不同种族的历史不近相同的原因。
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类分成了不同的种族，但是各个种族的身材却都在日益增高。人类早期祖先的平均高度是4英尺6英寸，而现在人类的平均身高则是5英尺10英寸，人们认为这一增长应归功于两点：一是人类获得了丰富而稳定的食物供应，尤其是充足的动物蛋白的供应；二是现在的小孩都接受免疫，这就抑制了妨碍生长的疾病的侵袭。目前人类的身材还在继续增长，像中世纪骑士们的盔甲现在的成年人就挤不进去。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学会如何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而进化成了“人”。这些本领使得他们远远地胜过了他们周围的其他动物，但是从另一个基本方面来说他们与其他动物仍然十分相似：他们仍像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杀猎物为生，仍像完全依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而且由于人类当时依赖大自然，所以也就受到了大自然的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而且由于一个地方能够提供的食物也很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便是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产物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1-2名食物采集者；如果是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地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采集者则需20-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本章将重点研究这一转变出现的原因及其后果。
当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生产者之后，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也就展现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一方面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另一方面是他们食物来源的大半或全部都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去获得的。而在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中，后者尤为重要。在前一方面，新石器显然较旧石器要更锋利也更经久耐用，像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用磨过的石头作成的各种切削器加工而成的，所以使用起来才会更为便利。但是把打制的石斧磨成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石斧技艺，相对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而言，其意义远不能同日而语。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德们突然顿悟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一声“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人们确实是早在农业革命之前就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像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就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就像现代的原始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幼苗，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些土壤里能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里却不行。对现代原始人来说，这一类知识的获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生存就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反倒有大量证据可以佐证，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可是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那么为什么人类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将这些知识付诸实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乏这样做的动力。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忍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其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作为游牧群体，他们经常处在迁徙过程中，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由于没有畜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母乳来哺育每一个孩子。由于母亲无法同时为两个孩子哺乳，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孩出生后不久很快又生了一个小孩时，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母亲们还是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杀婴惨剧的，因为哺乳会抑制排卵，所以他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中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一计划生育的天然形式失效了，我们的祖先们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堕胎和停止哺乳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这样一来，狩猎社会也就能够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产生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
在正常情况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拥有充足的食物，而且他们的食物品种还很丰富。生活在南非的布希曼人就提供了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这些捕猎者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但是他们的食物却也包括多达85种可食用的植物和233种动物。因此，他们食用的食物比起农民所吃的、自己种植的谷物和植物根茎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要多得多，从历史情况来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的食物来源最可靠，因为他们能够从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中获取食物。相反，如果天公不做美导致庄稼歉收的话，农民就会经常面临挨饿的危险。
较之种养食物的农民，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着更好更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他们获取食物所需的劳作时间也更短。再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当中的布希曼人为例，他们当中的成年人每周平均仅花15小时去狩猎和采集食物。这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会对他们超常的健康状况感到惊奇了。事实上，有10%的布希曼人能活过60岁。当然游牧生活也有助于他们的健康，由于他们不断地搬迁，所以他们能够避免在不卫生的环境下感染上疾病；而农民们却在集满了人粪和垃圾的村落中度过一生。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了如何种养食物，但是直到10000年前他们才转向于采用农业。人类之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则只有几十种。而且适于栽培的植物还必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收不到什么成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约200000种开花植物中，只有约3000种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作为食物。而就在这些作为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过30种是主要作物，它们包括4种草本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和甘蔗）、淀粉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树薯粉和香蕉）以及被称为“穷人的肉类”的豆类（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黄豆）。
同样的道理，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够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而不能一见人就逃之夭夭。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够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做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由于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而使得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综上所述，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狩猎社会安逸舒适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够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而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在距今10000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显然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转变，因为没有一个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会自愿抛弃他那舒适而又可靠的生活方式，去做终日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或牧场上无休止地劳作的农民。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的压力。上万年前，人类的数量增长缓慢，但还是造成了非洲、亚洲、大洋州乃至美洲的人口迁移。最后，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满了人。随着此后人口缓慢但不断的增长，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以自己种植的食物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并不喜欢呆在一个地方种庄稼或者养牲畜，但事实是，就每平方英里所能养活的人口而言，农业远远超过了食物采集。
农业首先在那些少数有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的地区成为主业。在这一驯化过程中，野生动植物长得越来越大，从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食物。这样一来，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也就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食物生产者，而不是食物采集者——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居住在村庄的农民。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就从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逐渐传播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
从狩猎到农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独立地进行着。农业独立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以东海岸地区和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秘鲁。而每年发掘出的新证据则显示，在东南亚、西非以及其他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我们现在已经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大致指巴拿马以北的美洲的热带地区）是两个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这两个地区都拥有种类繁多的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和大麦，以及山羊、绵羊、牛、猪等物种均起源于中东。而中美洲的两个小国家哥斯达黎加和萨尔多瓦，其面积仅为美国的1%，但其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少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这是因为中美洲的海拔高度、气候和降雨量的分布使得即使是在一个极小的区域内变化也非常大。因此在中美洲能够成功地栽培出几十种植物品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玉米、蚕豆和南瓜等。
经过了许多世纪之后，人类已经能够让各种植物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并远播它方，从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和使人类生存有保障这两个显著优点。在这种地区，即便一种作物因为气候原因不能生存，其它对生长环境要求不同的作物却仍可以生长，从而使得密集的人口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人类文明也有了延续发展的基础。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度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即“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结束。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则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0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获取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该类食物也只占食物获取的三分之一。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利用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其产量大大提高，它才成为当地人食物的主要来源，由此也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
从中东和拉美着两个已经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从中国北部地区，从其他现在还不确定的农业发源地出发，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这一传播过程由于早期农业的低效率——植物栽培时断时续，经常要转换地方——而得到了促进。一块土地经过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8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得被放弃（即休耕）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比例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5：1到10：1之间。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人类必须不断地进入新的区域。因此人类不断地“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其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
不过农业在这一阶段还远没有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较晚，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完全是由各不相同的当地环境所决定的。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根本不可能产生。在非洲、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于种植业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不发达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农业的出现也因此而被推迟到了很久之后。而当铁斧取代了石斧之后，清理森林的工作变得更加有成效，从而使得植物栽培的疆域也就被大大扩展，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
对于农业在各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了解得很不够。农业大致是以中东为中心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向北传播到中亚和东欧，向西传播到中欧和西欧。在中国，小麦和大麦是在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则有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就已经驯化了当地生长的植物，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中国人栽培出的植物包括中国南部地区的水稻和茶叶，以及中国北部地区的栗、高粱和大豆。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要算是桑树，它的叶子可被用来养蚕；还有漆树，它可被用来生产著名的油漆和漆器。
非洲的农业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和公元前4000年时在尼罗河流域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不管其源头在哪里，非洲农业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都被局限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上的栗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但是到了公元元年之后不久这些障碍就被两个重大发明给克服了：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新的植物物种——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一种植物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由于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也就和铁器的传入一道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在近代，非洲被各西方帝国所瓜分，非洲的农业也因之而遭受了挫折。欧洲的传教士、官员和科学家从欧洲带来了他们熟悉的作物，如小麦和谷类，并把他们所不熟悉的非洲作物视为低等作物。通过现代的包装和广告，欧洲作物被普遍接受为真正高等作物。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1996年美国科学院开始发表一系列名为《非洲丢失的作物》的报告，报告称非洲有比任何其他大陆种类都多的原生作物，包括一系列的非洲稻谷，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的埃塞俄比亚薯以及高粱。高粱在美国主要被用来喂牲畜，但它也可被用来制成一种高质量的面粉。报告总结说：“非洲被称为饥饿的大陆，但它又是许多未被利用的食用植物的聚生地。”
农业在美洲大陆的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和秘鲁两地，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墨西哥的玉米。玉米与小麦等其他作物有所不同，它的谷粒聚生在玉米棒子上而不会自动落到地面生根发芽。因此玉米需要人工栽培，这一点已经从考古现场出土的玉米中得到了印证。墨西哥城发现的玉米花粉化石表明，一些野生的玉米为现代栽培的玉米提供了基础。现代的玉米品种是古代玉米与野生蜀黍杂交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种杂交品种在墨西哥开始人工栽培。墨西哥地区最早开始人工栽种的作物还包括南瓜（约公约前7000年）和蚕豆（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
不过墨西哥的许多农作物也并不是同时开始驯化的，其向农业过渡的时期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该地区的人们一边种植已有作物，一边寻找新作物。
大约在公元前5600年时农业在秘鲁的山区已经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一地区人工栽培的作物包括番茄、花生、利马豆和土豆。而且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秘鲁还出现了不同于墨西哥品种的玉米。农业就是从这一中美洲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开去的。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之前，玉米的传入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因为那时的玉米还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反而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同样，直到约公约800年时，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促使人们去栽培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作物。小麦和大麦是中东种植最为普遍的作物，但是当农民们向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却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人们就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当农民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在那里，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于是燕麦又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与之相似，农业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了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则使得橄榄树成了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但是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则标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中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地区，降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由于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也就被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其中稻是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而在南美洲则有带甜味的和均是“爱尔兰”品种的木薯和马铃薯。
一般地说，上述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就是形成了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在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最近小麦已经取代水稻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这一超越应该归功于农业科学家培育出了具有更强的耐酷暑、耐严寒、耐干旱、抗虫害能力的小麦新品种。现在可以栽种小麦的地区要比过去多得多，1995年全球小麦总产量已经达到了5.42亿吨。
早期的农民不但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种植了不同类型的作物，还发明了种植作物的各种农耕技术。最早的农耕技术被称为“刀耕火种”技术，这种技术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利用这种方法清空树丛和灌木以便播种。但是在人类历史早期，对于只有石制工具的农民们来说，清空树丛也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于是农民们就利用火烧光树丛，以开辟出空地来从事农业。然而由于活树本身存在有大量的树叶，并不容易烧着，因此早期的农民们就先围着树干削一圈，中断树汁的输送，让树木死去。干枯的树木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后的灰烬也是很好的肥料。然后农民们就在已经清空、肥力又增加了的土地上播种，为种子发芽长出来的作物浇水、除草，并建起篱笆防止野兔或鹿等野生动物闯进田地，最后则要在作物成熟时收割它们。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使得农业得以大规模地拓展到原本是森林覆盖的地区。而且这一技术至今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得到沿用。
另一个在所有大陆上至今都仍被运用得相当普遍的技术是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一旦下起大雨洪水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时农民们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农民们在山坡上筑起石头墙，并收集来泥土垒在墙后。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聚积。当泥土多到足够积满梯田时，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在这些小块的平整田地上耕种作物，而不必担心洪水会把它们冲走了。这一技术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土豆，中国北部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玉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地区的国家的农民则用它来种葡萄。
第三种农业类型是块状根植物的种植，这一技术在热带地区应用得比较广泛。在这些地区有许多有块状根的植物，如芋头、薯蓣、树薯等。它们的根茎有一部分埋在潮湿的地下，并形成体积很大的隆起的块茎。这些块茎被采出来后，可以通过烤、煮、焙等烹调手法，制成菜汤、面条或蛋糕。这些纤维类的粮食作物搭配起来种植，可以一年到头不间断地提供食品。（这些淀粉类食物与鱼肉等肉类食品的搭配，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们的主要膳食结构。）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大约3000年前秘鲁山区农民发明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其后这一农业技术逐渐失传，并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人们忘记。科学家们之所以又对这一古老的农业技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当人们发现了它的奥妙之后又重新用它来种植秘鲁当地的作物时，却惊奇地发现这样种出的作物比用贵得多的、采用化肥和机械的现代农业技术培养出来的作物要大得多。
这一技术中使用的培高的田地宽为13——33英尺、长达33——330英尺、高约3英尺，它们由渠道间隔成大小基本均等的几块泥质平台，作物就种在这些泥质平台上。而培高这些泥质平台的泥土实际上就取自于挖渠道时所挖取的泥土。农民们之所以要在这些培高的田地而不是在周围的平地上种作物，是因为采用这一培高技术有以下几个优点：
—渠水的温度可以保护作物免遭安第斯山区寒夜里经常出现的霜冻的侵袭。
—渠道可以及时地将多余的水排出，从而保护作物免遭洪水袭击。
—由于毛细现象作用，渠水可以及时地被吸收到田地；而且农民通过手工也可以轻易地从渠道中取水灌溉，所以作物可以免遭干旱侵袭。
—作物可以从培高田地的泥土中所含的有机肥中吸取营养。这些富含有机肥的泥土取自旁边的渠道，含有绿藻、家畜排泄物和腐化的植物枝叶，其营养程度要优于化肥。它除了耗费劳动力以外不耗费其他任何东西，而当地的村庄中也并不缺劳动力。
—渠道中养的鱼提供的蛋白质，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的膳食营养。
由于具有以上优点，在1984年秘鲁试验培高田地农业技术时，试验田每公顷产土豆30吨，而其旁边采用进口农机和化肥种植的对比田每公顷则仅产土豆8吨。由于培高田地农业技术是一个自我支持而且生产效率更高的体系，它已经逐渐在美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好几个拉美国家得到了推广。或许这一最先发源于安第斯山区、其后却被人们忘记了数百年、最近又被科学家们发现和激活的农业技术，最终还是要在全世界重新得到运用。这一古老技术的成功运用表明，尽管现代的“高科技”创造了无数奇迹，但即便是在技术领域，我们也仍旧可以从我们的史前祖先那里学到一些经验。
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那些雨量较少、不适合从事农业活动的区域，当地居民倾向于喂养家畜——他们致力于驯化当地的动物而不是当地的植物。他们最先驯化成功的动物是狗，最开始农民们也像对待其他动物一样，杀了狗吃肉。后来他们才发现狗的叫声能够吓跑野兽，所以可被用于看守营地，而且它们还能帮助猎人发现猎物。到公元前10000年时，各个大陆的狩猎部落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猎犬队。
此后，人类就开始驯化对他们这种或那种用处的其他动物。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由农民转化成了牧民，过起了游牧生活。今天，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占据主要地位，还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一直等到马和骆驼得到驯化解决了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时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一旦畜牧业开始在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000年兴起，就发展起了多种多样的畜牧物种。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畜养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西南部主要是畜养牛；不过也有一些地区的牧人则畜养多种动物，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就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
可是不管畜养了多少种动物，牧人们的生活相对于生活在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民来说，始终都是穷困的。在这些流域中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发展了起来，它的生产率很高，能够及时地支撑起伟大而富庶的文明。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于那些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和中东以及北非沙漠中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为内乱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而游牧民族又随时准备入侵。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也就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成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到了今天还在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存在。
最近的考古发掘揭示，我们的早期祖先并不拘泥只选择游牧和采集生活或定居农耕生活中的一种。如果当地的植物或动物食物来源非同寻常的丰富，以往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当地居民，也可能会在村庄上成年地定居下来。这一情形就曾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阿布•哈热耶出现过。这一地区野生的谷物和豆类长得是如此稠密，以至于它们产出的粮食就像把它们种植在田地里一样多。因此，这也就使得该地区能够供养起一个人数多达300——400人的村庄达数百年成为可能。同样优越的条件也使得食物采集者在其他一些地区永久性地定居下来，像北美大陆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含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英属哥伦比亚），这里常年盛产鱼类。同样在太平洋东岸地区南部，沿秘鲁海岸一线，合适的洋流养育了涵盖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从浮游植物到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因此在这些地方，食物采集者也在永久性的村庄中定居，以采食海岸边大量的海洋生物为主。但是这些村庄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游牧生活是食物采集的自然结果，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的自然结果一样。
人们常常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而这样做则显然会使人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等方面知识的掌握极其缓慢而又费力，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是由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却滴雨不下，有时则又瘟疫横行，因此饥荒也就成了常事。而且定居生活使得粪便和垃圾的位置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而且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总是跑到离住处较远的地方去解手，但这却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导致的各种疾病。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人们的饮食很不全面，因而营养不良也就是最常见不过的事。可以想像，在这些情况下，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又使得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但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漆黑、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其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此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究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值得怀疑的，倒不如说是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够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着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则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黏土制作陶器。最初，他们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出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居民们已经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温度较高，因而能被用来给陶器上釉。而上过釉的表面则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民们就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类似的进步也出现在利用纺织品方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就已经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经能用黏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像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去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纤维植物类，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不过造房子用的材料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够容纳十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黏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都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除了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有一层用布做成的床罩，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搁板的橱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或存放东西的地方。房间的中央则通常会生上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用来排烟。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各游牧民族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一般都是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每个部落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并以此互相区分。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形，几乎还处于游牧群体的水平。不过也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虽然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而且还根本没有后来文明所特有的基于阶级的排外性。
新石器时代村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通常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由于适宜于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而且这种大家庭还收养外来的流浪者。而当遇上大事，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这种大家庭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这种大家庭还能有效地利用大块的土地，因为它能够留下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而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
居民之间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是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所有制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落所有，而村落则又是由各个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中，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曾经说过：“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出现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的情况。”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才使得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生产的数量只要能够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绝对没有追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形式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要少于现代人，而且工作对他来说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一名社会平等成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去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落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因为期望对方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由于亲属关系。这种部落社会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是一个生产率低的社会。
部落中社会关系的平等也惠及到部落中的两性关系。这一平等清晰地体现在土地的所有制上，部落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一位人类学家在考察了生活在婆罗洲中部种植水稻的相人后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相人的寡妇在失去丈夫后仍然可以继续种植属于她们的田地。“总的说来，妇女能够像男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斧子。”，如果某个寡妇受到孩子的拖累，“她通常会得到村庄中其他人的帮助。他们会无偿地赠予她稻谷和野猪，或者帮助她收割作物。这种帮助至少可以延续到她的孩子们长大到能帮上她的忙为止。”
妇女们不但在农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在使用村庄的新用品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人们在发掘位于小亚细亚地区凯特尔•哈玉克的一处公元前700万年的人类定居点时发现，当时的妇女已经能够种植当地的植物，用公社的公共烤箱烤面包，纺织羊毛和棉花，用麦秸编制垫子和篮子，并烧制陶器用来煮饭和储物。而且在这个特别的定居点中，妇女不只是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而是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这里的绘画雕刻、房屋装修以及墓葬遗址都显示出当时家庭等级的最顶层是母亲，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而父亲则位于最下层。
最后谈一谈宗教。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其实也就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到这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农夫们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够保护他们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会隐隐约约地认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不过，最为重要的则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大地之母，即丰产女神的崇拜。他们认定，粮食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决定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也就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黏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而这充分反映出农业从其发源地中东向外传播的历史。
我们已经看到，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则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1平方英里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 300万足足增加了约25倍时，也就不必感到惊奇了。
部落：原始社会中以血缘为基础的胞族或氏族的联合组织。氏族一旦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就必然会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胞族和部落。这是因为，在氏族产生以前，集体从事活动的原始群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彼此孤立的集团，而生产的发展又要求人类比较持久的结合和各集团之间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这样，通过婚姻形式来联系群与群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必要。氏族出现以后，两个互相通婚的氏族，便组成了早期的部落。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氏族在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增长，每一个氏族又分为几个女儿氏族，而这些女儿氏族联合起来就成为胞族。可见，氏族、胞族、部落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部落是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大界限。
部落有自己的名称和方言；有自己的地域，包括实际居住的地方和大小不等的供打猎、捕鱼的地区，在部落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内，都属部落的公有土地，由部落自己防卫和使用。部落有共同的宗教观念、节日和崇拜仪式。有些部落，当还没有一个权利有限的首领时，就由本部落氏族酋长之一担任，他可以在需要紧急行动时采取临时措施。部落的最高权利机构是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它讨论和决定部落的公共事物，如宣布氏族选出酋长和军事首领的正式就职，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接受和派遣使者，宣战和媾和等。这些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是氏族的真正代表，他们由选举产生，随时都可以撤换。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军事活动的增加，有着共同关系共同语言的各部落，为要对付其他部落，便自然地团结起来，结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部族形成的开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部落逐渐为以地缘关系所结成的部族或民族所代替。
由氏族发展为部落，是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早在四千年前，中国约在父系氏族龙山文化时期，或略早一些，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就有大量的部落存在，有些发展为部落联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就是其中一些较大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联盟的首领。
氏族：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人类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群婚，然后逐步向偶婚过渡。氏族是在不仅排除了不同辈之间，而且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后产生的。它的根本原则是实行族外婚，禁止同一血缘亲族集团内部互相通婚。这样，原来的集团也就自然地形成互相区别的氏族了。恩格斯说，氏族“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页）。
氏族有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最初是母系氏族，它是共同渊源于一个女祖先的血缘亲族集团，世系按母亲计算，财产由母方血缘亲属继承。它产生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逐渐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即世系按父亲计算，财产由父方血缘亲属继承的氏族。
在氏族制度下，人们以氏族为单位组织生产活动。当时主要是以石器、弓箭作为生产工具，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不能单独同自然和猛兽作斗争，为了生存，必须集体劳动，互相协作，实行生产资料及劳动产品的公有制。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和极度贫乏的消费品，决定了产品必须平均分配，没有私有，也没有剥削。
每个氏族都有一定名称以互相区别（往往用一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标志，即图腾）。同氏族的成员必须互相援助和保护。氏族成员死后，其财产须留在本氏族。氏族有共同的基地、共同的宗教节日和仪式。氏族议事会是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有民主表决权的民主集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利机关。它选举、撤换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讨论生产活动的组织安排和产品的分配，选举主持祭祀、宗教仪式的信仰守护人，对被别的氏族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品或对血族复仇作出决定，收养外人入族等重大问题。氏族酋长负责处理氏族所委托的公共事务。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和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分工与生产发展，剩余产品增多，交换经常化，逐渐出现了私有制，社会也逐渐分裂为阶级，氏族组织随之瓦解，而为国家所代替。
中国原始社会从原始群到氏族制度的转变经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从已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来看，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以及内蒙、宁夏河套地区的河套人，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距今大约六七千年，黄河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已达到母系氏族社会的高度发展阶段。大体说来，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反映出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兴盛时期的面貌。大约从距今五千多年起，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先后进入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父系氏族时期。大约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代开始，氏族解体，进入奴隶社会。但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在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氏族公社的残迹。
胞族：同一部落中以直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几个氏族结合起来的集团。它是由氏族自然发展出来的血缘集团。通常是最初的一个氏族，随着人口的增长，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共同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胞族。所以，胞族就是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同一胞族的各氏族，一般由于具有共同的祖先，因而互相称为兄弟氏族或姐妹氏族。
胞族的职能，部分是社会性质的，部分是宗教性质的。胞族有自己的议事会和法庭，参与氏族酋长的选举，处理胞族间的凶杀事件，拥有审判和行政的权利。在部落间发生战争时，各个胞族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参加。胞族有自己的神灵、祭司和节日，举行各自的宗教仪式。一般说来，胞族是氏族和部落之间的中间环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几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但也有一些衰微的部落，直接由氏族组成，没有胞族这一中间组织。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中，就普遍存在着胞族。传说中的少昊部落有二十四个氏族，其中的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等氏族就是属于一个胞族。黄帝部落最初只有六个氏族，后来发展成为六个部落，每个部落包括两个胞族，每个胞族又包括几个氏族。（据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
部落联盟：以血统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几个部落结合起来的集团，它并不是每个氏族都必然经历的阶段。部落联盟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即已出现。初为临时性的，是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而解散。当金属工具出现以后，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联盟逐渐增多，并出现了永久性的部落联盟。它是由部落向民族的形成跨出的第一步。
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利机关是联盟议事会，它由参加联盟的各部落或氏族酋长组成，负责讨论和决定有关联盟的一切重大事务。如选举联盟的首领、处理联盟间的关系、决定战争与媾和等。参加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保持平等和独立。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各部落或氏族酋长只是本部落或氏族的代表，没有任何特权，他们由有关氏族部落选举或撤换。
恩格斯在分析易洛魁人的氏族时，指出在易洛魁人中，出现过部落联盟的最发达形式，并认为这种部落联盟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原始人“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同时又指出：“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0、94页）。因为在氏族制度下，部落始终是界限，当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的交往要求突破这种界限时，往日的部落，氏族制度及其行之有效的权利和活动范围便要被突破，也终于被突破了。而部落联盟的出现正是这种突破的表现。
根据我国古书记载和传说，在我国境内，曾先后出现过几个大的部落联盟。如炎帝的一支共工部落和皇帝部落，为了对付蚩尤部落而结成的联盟；少昊和太昊部落结成的联盟以及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联盟；之后，黄帝后裔的氏族部落进入黄河流域，又逐渐同夷人部落和羌人部落结成新的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原来血缘关系的界限，按地域结合起来。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这种部落联盟的首领。
游牧部落：原始社会末期以从事畜牧业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部落组织。原始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主要靠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生。各个原始共同体从事大体相同的生产活动，既从事采集，也从事狩猎。在母系氏族制度形成以后，原始人经过长期劳动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在采集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农业，在狩猎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畜牧业。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氏族社会的综合经济。原始畜牧业主要是驯养家畜，即把动物作为特意豢养的对象。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丰富的饲料和饲草，以及在一定的良好自然条件下，才使豢养家畜进一步发展为畜牧业。畜牧业为人们提供了可靠又较丰富的生活资料，如肉、皮毛、油脂、骨，后来又将牲畜的乳汁充作食物；此外，还可以把它们用于运输、曳犁和提供粪肥等。到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某些部落的畜牧业，在有利的地理条件下日渐发展起来，成为经济的主要部门，于是出现了专门经营畜牧业的游牧部落。这便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需要有广阔的牧场，要找水草丰盛的地方居住。一处水草枯竭再移向另一处，因而他们居无定所，在一定范围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
游牧部落的出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氏族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游牧部落产生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他的野蛮人多，而且种类不同，须与农业部落互通有无，因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游牧部落由来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逐渐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得到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就是说，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不少民族中，牲畜成为最早出现的货币。古代罗马的货币这个字就是从家畜这个字变来的。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7页）。在游牧部落中，私有财产也得到了发展。由于畜牧经济提供了较高的生产率，单个家庭就可经营，而无须靠整个氏族的力量才能进行经营，所以，畜群就逐渐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成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男子在家庭中取代妇女而处于统治地位。畜牧部落的出现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促进氏族制度解体和父权制个体家庭的产生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氏族所有制：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表现在土地、草地、森林、牧场、池沼以及公用仓库、住房等归各氏族所有或占有。由于当时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单个人力量不能同自然力和猛兽作斗争，人们从事采集、狩猎和原始农业生产，必须依靠集体劳动，这种共同劳动决定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氏族公有制。归个人所有的只是某些同时用作武器的随身携带的生产工具。
氏族公有制表明：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情况决定的。在这种公有制下，氏族成员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没有私有观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生产力也是逐渐发展的。原始社会后期，经过了两次社会大分工，特别是发明了冶炼和制造金属工具以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了发展；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并开始使用货币；财富也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穷人和富人。当社会上分离出了商人，发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阶级分化更为加剧。财富的贪欲，使得原来氏族公有的土地从暂时的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变为个人的世袭财产。氏族公有制逐步解体，最终为私有制代替。
农业部落：原始社会末期以从事农业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部落组织。原始社会早期，人们主要是靠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各个原始共同体在经济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大体在母系氏族制度形成以后，在采集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农业。这时，原始农业同原始畜牧业结合在一起，构成氏族社会的物质基础，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采集经济中所受到的自然条件的某些限制，人们的生活有了比较可靠的保障。原始农业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剩余粮食有了增加，这就为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恩格斯高度评价原始农业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他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5页）。在不同地区，农业的出现有早有晚，巴勒斯坦的居民可能是最早向原始农业过渡的氏族。根据中国考古挖掘，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存中，都发现了栗的皮壳。可见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原始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直到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农业也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形成了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农业部落。这时原始的锄耕农业发展为犁耕农业。人们用犁耕地，起初是用人力拖拉，其后则利用大牲畜作为牵引力，施用粪肥使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规模有所扩大，农业产量也显著增多。这样，粮食逐渐成为最大多数成员的主要食物，人们也最后抛弃了游动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具有永久性的定居生活。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提高，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农业部落的出现，也必然引起原始社会更深刻的变化。随着游牧部落分离出去，偶然的交换变成经常的交换。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破坏着氏族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对氏族制度起着分解作用。特别是随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吸收新的劳动力开始成为有利的事情，过去战争中的俘虏往往被杀掉，现在却把他们变成了奴隶。这时除土地仍旧公有以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随着生产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与私有财产的出现，也引起来家庭中的革命。从前，男子从事狩猎，女子的生产活动对于生活有更可靠的保障，因而她们的地位很高。而现在犁耕农业主要是靠男子经营，妇女就只从事家务劳动。男女在生产劳动中地位的改变，影响到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男子代替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血统开始按父系来计算，出现了父系氏族公社。农业部落的出现，大体是同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相一致的。
母系制：即“母系氏族制”，又称“母权制”。指世系按母亲方面来确认和计算、成员死亡后财产归母方血缘亲族继承的一种制度。人类最原始的家庭形式即群婚家庭，其后的普那路亚家庭，都是母系的。不过，母系制通常是指氏族社会说的，是氏族社会的典型形态。它发生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盛行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
母系制是与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由妇女所处的经济地位与血缘关系所决定的。在原始公社的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人们实行着按性别年龄的自然分工，青壮年男子主要从事狩猎、捕鱼和防御猛兽等活动，妇女主要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制作食物、缝制衣服、养老抚幼等活动。男子用简陋工具所从事的狩猎的成果带有偶然性。而妇女从事的采集和原始农业，可以比较稳定可靠地取得生活资料，是生活的重要来源，操持原始家庭经济也主要是妇女的事。她们的活动，对于维系整个氏族集团的生存和繁衍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当时实行的是群婚，两性结合比较松散与不稳定，所生子女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因此世系只能按母方确定。氏族成员死亡后，财产也只能归母方的血缘亲族继承。这就决定了在原始的氏族公社中妇女处于领导地位，普遍受到了人们尊敬，而这种氏族制度也必然是母系制。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逐渐起了主导作用，从而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增高。与此同时，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世系也就转变为按父系计算，财产归父系亲属继承，母系制从此消亡。
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大约开始于五万年前。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左右，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江浙地区的母系氏族公社均进入了繁荣阶段。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文化（早期）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址，反映了当时繁荣的母系氏族公社的面貌。当时人们已主要从事农业，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原始手工业也已发展起来，有较高的制陶术。这时，渔猎和采集只作为谋生的辅助手段。各个氏族聚村而居，有公共墓地、土地、森林、草场、河流、家畜、住房以及制造生产工具和陶器的作坊等均属氏族公有。氏族成员集体劳动、互相协作、共同消费，过着平等生活。大约五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氏族，先后由母系制转变为父系制。
野蛮时代：恩格斯沿用摩尔根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而确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它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文字的出现；如果从社会制度上看，则是始于氏族制度的全盛时期，终于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向奴隶社会过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的论述，又把野蛮时代分为三个阶段，并描绘了它的基本特征：（1）低级阶段。发明了制陶术；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妇女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为氏族提供着可靠的生活资料，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是氏族制度的全盛时期。（2）中级阶段。发明了冶炼术和金属加工；有了园艺耕作和手工业；新型工具特别是铜器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交换成了经常的制度。氏族开始解体，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男子在农、牧业等生产中已居主导地位，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与氏族对抗，畜群由部落或氏族公有变为氏族首长的财产，俘虏被收为奴隶，产生了剥削。（3）高级阶段。铁器已经使用，有了文字，商品生产和金属货币，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耕地由公有制转向完全的私人占有，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奴隶制已成为社会体系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氏族机关已由人民意志的工具和处理族内公共事物的组织，变为统治压迫人民和掠夺邻族的暴力机构。这就表明，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阶级对立的文明时代。上述野蛮时代各个阶段的情景，主要是根据欧洲氏族社会描述的，其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可能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父系制：即“父系氏族制”，也称“父权制”。指原始公社世系按父亲计算，财产归父系血缘亲属继承的一种氏族制度，是原始社会继母系制后的一个阶段。发生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即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盛行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
父系制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所决定的。在母系制的后期，原始人已懂得了磨制精细的石镰、石斧、石刀、石锄等石制工具和骨勾、骨箭头等骨制工具，发明了弓箭，学会了制造比较精细的陶器，发明了冶金术和用金属制造器皿和工具。这样就增强了单个人活动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畜牧业和锄耕农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并成为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由于畜牧业、农业主要由男子所承担，男子在整个生产活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妇女日益被排斥在主要社会生产部门之外，他们从事的家务劳动丧失了社会性，这就决定了男子在分配中也占优势。生产工具、牲畜等劳动产品，用这些产品换来的产品和奴隶，以及人们谋生所取得的全部剩余产品，均归男子，死后并按父系的血缘亲属继承。男子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成了维系氏族的中心。在婚姻和家庭形态上也相应地从男女平等的不稳定结合的对偶婚转变为以男子为主的家长制家庭，开始向比较牢固和持久结合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被贬低，成了被奴役者，满足丈夫淫欲的奴隶和生孩子的简单工具。父系制于是就代替了母系制。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页）。
在父系体制下，生产资料如土地、森林、牧场等虽然仍归全氏族公有，但由于生产活动已开始从以集体为单位逐渐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生活资料的分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属于全氏族生产的东西，首先分配到各个家庭，再由家庭的主持者分配给个人。这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特别是父系制的后期，人们除使用铜器、青铜器外，许多地区开始使用铁犁、铁斧，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剩余产品日益增多，交换日益发展，原来属于氏族公有的财产逐渐变成了个人的私有财产。氏族成员之间贫富差别扩大，出现了阶级分化，战俘和一些穷人逐渐变为富人的奴隶，原始社会逐步解体并为奴隶社会所代替。距今大约五千年，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制。大体上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有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等。父系制残迹曾长期存在于阶级社会中。
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那些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就增长得最快。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孩子哺乳几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但是到了农业革命之后，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给孩子提供充足的奶水，因而她们也就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了。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会大大增加。生活在喂养着驯化了的牲畜的村庄的妇女平均每人生6个孩子，这与过去几个世纪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食物采集者平均每人生4个小孩形成了一个显明对照。而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在距今2000到10 000年间全球人口剧增的原因。
在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并迁徙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食物采集者的人口总量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而且其活动区域也被排挤出了大多数土地肥沃的地区。由于早期农业的生产率并不高，人口压力很快就在村庄中累积起来，从而使得过剩的人口被迫向附近食物采集者的土地上迁徙，人口处于劣势的食物采集者也就只得搬到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地区去。在非洲出现了这种情形：布希曼人最终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现在则住在茂密的丛林中。
不过更为常见的情形则是，农业移民和当地的食物采集者互相通婚，产生出新的杂交人种。此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再度积累，新的杂交人种只得又一次向新的地区迁徙，从而再和当地人形成更新的杂交人种。通过这种方式，农业技术和作物也就被传插到了很远的地方，而在这一杂交链条末端出现的人种也与其初始人种截然不同。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最初都发源于中东，但是将它们传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正的蒙古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得农业传播到了全球各地，而这些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全体人类都是狩猎者，而到公元前1500年时狩猎者就已经减少到了仅占人类的1%多一点。而这一职业的转变进而又导致了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人、蒙古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人这六个种族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但到公元1000年时这一平衡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次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人、高加索人和黑人，但却不利于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而澳大利亚人之所以能够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种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家们发现，而当这一发现终于迟迟地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则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来看，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它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高加索人和黑人在全人类中的优势地位。
1971年全世界都因为发现了塔萨代人而感到惊奇和兴奋。塔萨代人是生活在菲律宾所属的一个名叫绵兰老、完全与世隔绝的岛上的食物采集者部落，部落总共只有27人。在至少6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代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型族群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敌对”、“仇恨”或者“战争”这样的词。不过自从与外部人群有了接触之后，他们就急切地用起了波罗刀（一种菲律宾人用的长刀），因为用这种长刀来采集食物、砍斫树木和劈开树丛，远比他们原来使用的石制工具先进。但是他们却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他们不能用这些东西来采集食物。他们将采集到的所有食物（包括番薯、水果、浆果、鲜花、鱼类、螃蟹和青蛙）在族群的所有成员中仔细而又平等地进行分配。
对于塔萨代人这种生活状况的真实性，人们既有质疑的，也有认同的。但是由于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团体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因此作为人类学家承认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史前人类的代表，塔萨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塔萨代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他们是食物采集者，这与农业革命前，即占人类历史的80%的时间中，所有人类的身份不同。如果在这上万年的时间里全世界人类都像塔萨代人这样爱好和平，那我们就不能接受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这种带着普遍性的观点。
然而不幸的是，就是世界认识到塔萨代人的同时，另一个包括30人的族群——芬图人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被发现了。这个部落的人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地用弓箭进行战斗。同样矛盾的现象也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出现过：科曼齐人和阿帕切人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但霍皮人和祖尼人却至今仍在培养他们的小孩过着和平的生活。
那么上述这些情况对我们认识人类的本性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历史记录显示，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就曾专门进行过这项研究，他总结说，人类的本性是“一种能被社会影响塑造成许多表现形式的潜在能力，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和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个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研究人类的本性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变得更加致命，而且其爆发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占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段的旧石器时代，战争则并不多，因为小型的食物采集者群体只能占用那么大的地盘，占领相邻部落的地盘对我们来说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他们很可能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因为那时全球的人类少得可怜，而血腥的战争则极可能会把人类这个物种一举灭绝。小猴子只需完全依赖父母一年就可以独立生活，猩猩需要依赖3——4年，而人类则需要依赖长达6——8年。族群内的合作体系能够给小孩提供必要的食物和保护，从而更好地保证了他们在漫长的依赖期中的生存。简而言之，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互相合作的血亲社会之所以能够占据人类社会的主导地位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适宜于保证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
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切都变了。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于是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的帝国。由于后来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于是战争也就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具有毁灭性。尽管古罗马的士兵用短剑、中世纪的骑士用重武器杀死的人相对不多，但现代战争的伤亡却具有普遍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共造成了840万军事人员和130万平民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造成了1690万军事人员和3430万平民死亡。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的数字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由来自30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1985年9月报告称，核武器攻击造成的冲击波和辐射效应将会直接夺走几亿人的生命，而由此引起的饥荒更是会饿死全世界50亿人中的10亿到40亿人。核爆炸产生的黑色蘑菇云形成的巨大云层将会遮盖地球，使得全球的作物得不到热量和阳光，从而形成“核冬天”效应。
历史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类的本性，而是因为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又是由人类组成的，因而它也可以由人类重新构建。这就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总结出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要旨：“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要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即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塑造，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指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发生于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
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人类使用木棒、石块等简陋的生产工具，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维持最低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发明了弓箭以后，原始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他们从长期的狩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有些动物，如牛、羊、马、骆驼、象等可以驯服、繁殖，能够保证正常地得到乳类、肉类、皮、毛等生活资料，于是一部分原始人便在拥有丰茂天然牧草、适于游牧的地带驯养动物，从事原始的畜牧业，使自己从其余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成为游牧部落。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一些不转化为游牧部落的原始人，则发现并发展了原始农业，使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部落，逐渐以从事种植为主，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原始畜牧业扩大了生产的范围和场所，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剩余产品。这一阶段还出现了织机、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同时，农人和牧人都需要获得在本部落地区内不生产的产品，这就引起了彼此之间的交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商品交换和价值形态的发展。在此以前，交换只是偶然的现象；与此相适应，存在着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态。原始畜牧业出现以后，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种类也不同，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这种交换，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领进行，随着私有制财产的出现，逐渐过渡到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时，价值形态也逐渐发展到一般的价值形态和货币形态。由于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充当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了剩余产品，吸收新的劳动力便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战争的俘虏不再被屠杀，而成为奴隶，氏族的公共财产日益变为氏族首领的私有财产，因而出现了零散的奴隶劳动。正如恩格斯所说：“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也在家庭关系中引起革命。男子在牲畜的生产和交换中处于主要地位，因而在家庭中也处于统治地位。母权制逐渐解体，父权制逐渐固定下来，个体家庭的作用愈来愈大。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指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发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
原始社会经过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多数地区，铁器的出现起了重大作用。铁制工具使人们可以扩大耕地面积，开发广阔的森林地区，除粮食外还能种植桑、麻等作物。铁制工具也使原来附属于农业的手工业日益发展，生产日益多样化，一个人不可能承担全部活动，各种活动必须分别由专人来承担。这样，便使原来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手工业生产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因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生产出的产品日益超过维持劳动力本身所必需，剩余产品增多。这样，使奴隶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奴隶制已经不是零散的现象，而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助手，而成为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作坊去劳动。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私有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也使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出现了远距离的和海外的贸易。交换的发展促进了价值形态的发展。金、银等贵金属开始执行货币的职能，并且逐渐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的货币商品。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财富迅速增长，获取财富的贪欲成为一些民族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人们为了掠夺财富而进行战争，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军事首长的权利愈来愈大，由选举而逐渐变为世袭制，产生了世袭贵族。这就加速了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奴隶社会的产生。“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敌：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指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发生在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形成的时期。
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交换地区不断扩大，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经营商品交换业务，成为商品生产者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于是出现了商人，产生了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商人是一个真正的寄生阶段。它根本不从事生产，而是以中间人的地位对卖买双方的生产者进行剥削。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在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商人取代了对生产愈来愈大的统治权，以至全部夺取了生产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起来。商人便利了生产者的买卖活动，缩短了生产者贩卖商品的时间，并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同时，出现了铸币。贵金属作为货币商品充当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成为财富的化身，成为如恩格斯所说的“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页）。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之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以至土地成为可以抵押和出卖的商品。这表明土地私有权已经确立，土地占有者已摆脱了氏族和部落所有制的桎梏，表现为地产的财富。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高利贷、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迅速地聚集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而大众则日益贫困化，沦为奴隶的人数日益增长。
社会的三次大分工，每次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也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促使人们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阶级，终于使人类社会从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同时，使阶级对立尖锐化，需要一种力量来压制公开的阶级冲突。这就如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的分工及社会之分裂被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续后：从经济学视角的合成需求的复合供给是根据替代原理一种需求，往往可通过几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达到满足。这些不同的途径彼此竞争，从而相应的商品供给也是彼此竞争、供给，但是它们在与需求关系上却彼此合作，形成“复合”成满足需求的总供给，然而能够支配人们生产的原因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可以被看成同类商品。在人们生活中，猪肉、牛肉、羊肉当作某种商品即：肉类商品的变种，然后对于猪皮、牛皮、羊皮就一定会分别使用和对待，对于竞争品而言，往往制成品不是一种生产要素，是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所必需具备的因素或条件，即：生产劳动方式科学共有资本公民联合体股份所有制信息产业链；生产劳动者法人公民、科技公民、操作公民、体能公民、管理公民、智能公民和生产资料。然而，生产劳动是人的主体因素，后者是人的支配物的因素，以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城乡公民生存与发展之中进行生产过程中，人们总要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宏观调控，中观监督协调，微观资本与需求仁道契约法制互动，预期和预定的变化，当过程结束时，劳动和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人的劳动对象物化使原材料被加工成产品，形成了城乡公民生存与发展所需求的物质资料。各个因素在生产中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人类生命和大自然生命之间生态和谐发展的能力，人类生命要呵护大自然生命，要能与大自然生命共同发展的和谐生态环境。
中国国情研究会理论研究创造工作室为了更加完善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经济发展论坛，向国内外征求宝贵意见。
世界公民文化体系国内外收集各种意见和出版发行联系人：陈灿松顾问和导师（原马来西亚拉曼学院创建人之一；原马来西亚国会上议员；原马来西亚执政党之一马华工会秘书长），[email protected]转柏立冬先生
理论交流联系人：李录林
电话：13581631703
北京邮箱：[email protected]
作者倡导:构建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经济发展论坛
柏立东(冬)字方杰
后 记
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经济发展论坛构建人类生命科学生产、科学实践、科学发展，产生生命科学基因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新的意识形态、客观成果，世界公民文化体系和能力本质形态的新资本概念:新经济——新经济结构——新经济发展结构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智能、新智力、新原创性、新制度、新方式、新关系、新观念、新主题、新主体、新结构、新内容、新程序化、新体制、新机制、新规则、新秩序、新规律、新管理、新发展、新企业文化理念、新产业结构、新生产关系、新发展方式、新网络文化、新社会结构、新社会发展结构、新法制化的演绎归纳、逻辑推理“有意实践设计图”，达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有为”与“无为”阴阳平衡对立思辨统一，达到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是为了人心发展、人性不断提升发展、人类生命生存价值意义和发展价值意义，人类自身发展的智慧与明理理性科学共有主义逻辑生成生命科学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自然属性，科学仁道主义生成全世界劳动者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根本利益意见一致性，产生象、数、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感性和理性、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有为”与“无为”、阴阳平衡、对立理性思辨，达到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内中外、长宽高、立体多元、无限变化大一统、求异和存异、科学仁道主义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自然属性，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结构、内容、主体、主题、方式、方法、程序化意见一致性，产生人的生存、为己利他道德善正德福利和人的发展利他主义博爱为人民服务。
一言以敝之，新资本概念方法论生命科学唯物主义生存与发展辨证统一，形成新生产方式和新生产关系的物质生产社会化，促进新经济结构立体多元内容的全面发展，达到科学共有主义城乡公民生存与发展根本利益意见一致性，构建科学仁道主义逻辑生成演绎归纳理性自然属性意见一致性，产生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新资本发展论坛详细分解。
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成为中国旅游文化的平台；世界公民文化体系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台。
我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学生，殷切希望国内外对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经济发展论坛提出宝贵意见，我将按照你们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完善世界公民文化体系的世界新资本发展论坛，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人性形成到人性回归科学仁道主义逻辑生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行为文化准则，达到人生定位与坐标的演绎归纳，理性共同构建人类社会发展自然属性人性不断提升发展，人心发展，人类本身发展意见的一致性。
向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致以崇高的敬礼。
作者:柏立东(冬)字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