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不是真的能摆脱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仅仅从宏观经济数据上判断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中国的股市确实全球2010年最烂的市场应该不会有人有异议。

    中国2010年的股市媲美2010年全球最烂的经济体希腊是怎么回事呢？是中国经济指标不好吗，不是；是上市公司业绩不好，也不是。制度，是根源。今天的亚太市场走势没有一个市场跟着中国人在那里抽风，如果中国市场屡次出现对后半场的欧美市场的先知先决，也就只能理解为欧美中合流操控全球市场，这个世界没有先知，屡屡成为先知的人往往都是阴谋者和市场操控者。

    中国的制度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以后一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可能才是关键问题，制度涉及政治。自由好不好，好；市场经济制度好不好，看对谁说，对权势者和垄断者是好东西，合法地掠夺财富，对于贫民百姓，在中国目前的制度下绝对是个坏东西。穿上西施的衣服和采用西施的化装美容术不等于你就能成为西施第二，穿上龙袍也不会成为太子，道理在于哪里呢？市场经济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决定市场经济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制度和监管运行，公平也好、自由也罢，不是取决于叫做市场经济的那种理论或者原理，而是取决于能够控制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好不好决定于有权决定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政府和市场垄断者，而不取决于市场的所谓绝大部分的参与者，绝大部分的市场参与者是羊，他们是盲目和无知的，是被驱赶的对象和最终被吃掉的对象，市场经济唯一的运行规则是文明社会中的丛林原则：弱肉强食，一方面搞市场经济，一方面要管理控制好被弱肉强食的规模不要太大造成市场生态失衡，这就是市场管理中政府的职能和政治平衡的技巧。反之如果搞市场经济是为了减少政府责任扩大政府福利，鼓励丛林规则，放弃生态平衡责任甚至鼓励生态失衡更甚至在生态失衡中获得利益，那就必然会出现经济增长超过8%的最好的经济体拥有全球最烂的股市的这种貌似荒唐其实合理的社会经济怪像。而市场的扭曲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市场的制度和监管扭曲，反映的是社会政治和政府行为模式和心理模式的扭曲。

    中国经济危机是不存在的，但是存在比经济危机更要命的根源上的一种危机：政府作为市场的公平性组织，面临裁判和监管失位的危机，其实这种危机在个人是经济犯罪和腐败，在集体是什么呢？为合法？至少无人有能力追究，社会机制不能保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官僚和贵族成员进行行为纠偏和社会制裁的时候，社会、经济和政治就不然会扭曲甚至被扭断。当裁判也参与比赛，裁判也需要有进一步的监管者和裁判者的时候，这不能不说是游戏已经崩溃的标志，因为如果裁判和监管者没有约束需要有后一级的裁判和监管才能老老实实做好本职工作，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确信这后一级的裁判和监管者就不需要再后一级的监管呢？那么谁才是最终的监管者和裁判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甚至是进一步的发展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而让人困惑的是也许市场-管理之间可能没有一种最终的完美的终极解决方案，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没有腐败和作弊，没有机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腐败和作弊、垄断与公平不是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可以解决的反而他们可能是卵生兄弟。那么计划经济是不是能很好地解决这种问题呢？我想，计划经济可以解决腐败和作弊并消灭市场经济的部分不公平，但是问题是它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同时必然伴随着社会效率与社会资源配置的人为错配。所以，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平衡而不可能是消灭，但是如果认为不能消灭所以放弃平衡的责任，那么这种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所以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没有哪一个更好或者哪一个就是终极解决方案，也不可能消灭哪一个，他们互为自己存在的理由，消灭对方意味这自己存在的理由也同步被消灭，所以只能互存互争但不能消灭对方，这就需要平衡之术，如果我们的政府和公务员没有这样的觉悟恐怕很难搞好自己的工作。以为计划经济都是坏的效率低下的，而市场经济都是好的可以包治百病都是错误的思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经济的两种极端模式，走在哪一端都是会产生失衡的，必须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走平衡，也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采取平衡，只求公平就不会有发展，而只求发展和效率就会贫富分化而导致经济体系被政治所摧毁。

    如何在社会公平与资源有效配置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在腐败与公正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才是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先进国家的某种解决方案，学弧画瓢就能找到出路，那就一定不会获得解决方案并将问题变得复杂化，道理很简单，文化和历史不同，决定了西人与中国人看待世界和事务的方式就不会相同，西人有效的东西和理论在中国就是无效甚至有反效果。最简单的事例是中国的城市过路口现象，遵守红灯不过马路在西人看来是天经地义，车辆避让行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中国就行不通，中国人多，守规则就过不了路口，无论对车辆还是行人都是如此，所以不守规则能在很快的时间内通过路口，我相信很多中国先富起来来的人首先就是不遵守这种规则的人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是靠不遵守规则才能先富起来的，广东早年就有绿灯快行、黄灯通行、红灯绕行，反正不管什么等都要通过就是这种不守规则的明确表征；当然思维的另一面是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那么大家都能有序地完成过马路；问题是大家会选择哪一种呢，这里就存在恶性驱逐良性的社会原理，我的答案是中国人会选择不守规则，因为不守规则虽然会受惩罚但是也有很大的几率可以逃避惩罚，而如果即不守规则又能逃避惩罚就能获得利益，在利益驱动下不守规则并同时尽可能逃避惩罚就成为人性的本能，而在这种本能驱使下，逃避规则惩罚者就必然收买规则的监管者甚至是规则的制定者在规则中寻找共同的红利，最后规则的监管者和制定者也会掉进追逐规则红利的陷阱，最后规则被异化为市场交易。愿意自觉遵守规则才能用规则来管理社会，如果社会大部分遵守规则而达不到目标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用规则自觉来进行管理，甚至可能不能用规则来管理，因为不守规则就要有人来实施规则和制定规则，管理和制定规则的人就获得寻租空间，于是倒过来就会帮助一些人不守规则而不受惩罚并以此来获得管理和制定规则权的红利，而这些人获得红利的客观效果是从此没有人会认为规则是用来维护秩序的而是用来考验社会智商如何利用规则来进行博弈和获得盈利的，这样就形成了规则的变异：规则带动潜规则生效，规则对全社会的人来说是博弈和实现盈利的空间而不是维持秩序的工具。

    我认为中国的真正的大问题就类似于这个小小的过马路规则问题，在没有解决用什么样的方式管理好过马路的秩序这样的小问题之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谈不上有没有危机这样的话题，因为过马路这样的基础问题比经济危机这样的社会问题似乎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威胁更大一些，过马路怎么管理才是中国面临的暂时还无法解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