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田园诗审美魅力的结构


中国山水田园诗审美魅力的结构

 

 

潘世东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山水田园诗的诞生要早多10个世纪,而中国的山水田园意识却可追溯到老庄时代,竟比西方1819世纪才发现自然美更要早近20个世纪。[1]不言而喻,在全部世界文学宝库中,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是作为“国粹”而被世人接受的。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不独别开生面、一花独锈,拥有源远的悠久历史,同时更兼有源远不断,新人辈出的创作集团以及广泛的几近全民性的欣赏队伍。挂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家的山水田园、以及梅、竹、兰、松匾,栽在门前屋后的竹、菊、兰等,则是这种文化趣味的进一步辐射和泛化。为什么中国的山水田园诗如此普及和发达?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封建文人醉心于它的创作和欣赏?它竟完美在何处、是什么因素激动了人心?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要把目光投向山水田园诗的审美魅力构成上。这种构成大致有五:

    一、赏心悦目的感官激动

在物我(自然与人)关系上,再没有人比宋人郭熙的〈林泉高致〉更生动精辟了:“春山烟云连绵入欣欣,夏山佳木繁荫入坦坦,秋山明净摇泖入肃肃,冬山昏霾翳塞入寂寂”,[2]“见春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而思游”,[3]天地山川时有不同的景色,便能激发起人的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感情。宋朝王微在〈叙画〉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绿林扬风、自水激涧”。南朝时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其中有“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之句,深味其言,不无深情漾溢,情有独钟,宋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此感受殊深,而说得却直白如话:暗淡残破的天物风光,给人的是悲凉冷落感受,而明媚灿烂的景物,则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耳,给人轻松愉快的感受。所有的人在天性上都是趋乐避苦,爱美厌丑,好逸恶劳的,因而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他本能地欢迎后者,而厌恶前者。而山水诗所着意展开的主要内容,便是自然界一切美妙的壮观的事物,是自然的清新和纯朴、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活国、无比的和平宁静的姿彩变化……是“林泉高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云霞奇趣”:“余霞散作绮,澄江静如练;”是“山水清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泉石清音”、天地奇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总之,它将自然美尽情地敞开给我们。山水诗的开山人谢灵运道出了此间的真谛:“山水有清辉,清辉能娱人。”---大自然的清新纯朴、富丽活力,能让人愉快激动和悦起来,给人带来身心感官的美。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放眼蓝在,让人心旷神怡,神思飞越;触目高山,让人肃穆、肃然起敬、涌起庄严神圣的情感;放眼旷野,让人心胸开阔、豪情万丈;放眼在海,让人心潮澎湃,热血奔涌……而山水诗描状的画面,首先带给我们的也正是这种表层的、感官的美。

二、回归家园安适

对精神解放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亘古一贯的努力,而且,人类文明进化的程度越高,这种努力的痛苦和艰难越大。因为,文明的每次进步,总是伴随着道德的每一次堕落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文明的进步总是以道德的堕落为代价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令人文明尴尬的命题。与之途同归的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命题:社会越发展,人与社会的疏离感越强,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越发现人群对于自己的陌生,名利的角斗却发激烈复杂,人伦亲情越发淡薄。在科技方面,人类创造了最先进的机器,而自己却荒唐地成了自己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人发明了时钟,随之便不得不按部就班;人发明了高速公路和交通规则,便永远失去了自由行走的自由;人发现了价值观念,随之便终身背上了沉重的功名利禄的包袱……在日益文明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反到更加感到孤立、冷漠、无助、焦虑,感到层层压迫和不自由,于是便把眼光投向了远古和大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返朴归真的渴求。似乎只有在远古和大自然那里,才没有欺诈、压迫、矫饰和束缚,而有的只是纯朴、自由、平等、和乐于与平静等一切适宜于人的美好的东西。宋人郭熙于此有一段精妙的说明:“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器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这就是说,山水君子“养素”、“常处”、“常乐”、“常适”、“常亲”的处所,只有在这里,才能避开“尘嚣缰锁”等“常厌”的一切。

这种企图挣脱文明、返回自然的意绪在中国山水田园诗中表现的尤为充分显著,陶渊有的诗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且看他的《归田园居·之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念旧森,池鱼归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入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如要我们现将1819世纪浪漫派英国诗华兹华斯的诗放在一起,对比来读,其中的意味就更加明白:

呵,清风带来了祝福,/它轻轻拂着我的脸,像是特意从绿野和蓝天,/给我送来了喜悦。/何用问它来意!这风来得及时,令我分外感激。我刚逃出了/曾经长期居住的庞大城市,/把抑郁换成了今天的自由,自由得像小鸟,到处为家。/什么房会将接待我?在什么溪谷将收容我?我在什么树下为家?/什么清澄的溪流将低吟,/用它的潺潺给我催眠?/整个大地在等着我。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以下四层意义:(1)诗的内容都是对文明社会的一种厌弃和逃避,都是为作者摆脱了某种精神羁绊(“尘网”、“庞大城市”)获得自由后的真切,形象感受(2)一旦回归自然,作者便感到空前的自由,前者是“羁鸟”终于回归了“旧林”,后是“自由的小鸟”又可以“到处为家”。(3)只有大自然(山水、田园、绿野、蓝天)才让人安适、愉快、可靠、自由(4)情新欢快、愉悦动人的旋律流贯于两首诗篇的始终,其核心旋律,前者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后者是“把忧郁换成了今天的自由,”二者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复归自然,方能获得自由,并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基神家园,进而求得精神的解放和升华。

三、恋土情结的深层现实

关于人的由来,东西方神话的解释殊途同归,在西方神话中,上帝创造了光明日月、天地万物之后,发现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美丽明媚、生机勃勃的世界竟缺乏管理者,于是在创世的第六天他用泥土创造了人。人本来应该称生不死,就是死也该进天堂,但由于犯了原罪,就被上帝惩罚必死,而且死后也要埋进泥土。在东方神话中,也是用泥土造人。人类始祖用泥土捏人,速度太慢,于是他改用长抛进泥土抟人,而人在百年之后的归宿也是泥土,汉语雅称“赴黄泉”。拂去神话的臆想色彩,在这两则神话中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个命题中沉淀着人类对于泥土的无限深厚的崇拜、热爱和依恋之情。这种感情随着历史的绵延,慢慢地凝结成人类的恋土情结---人类的一种心灵结构、情感郁结,或者可以说是人类的特性。这种情结虽然摸不着、看不见,但它几乎与生俱来,随着历历代代相因,如影随形地伴着每一个人,一经触动,随时地便发挥作用。

恋土情结的实质就在于人对“土”(大自然)的无可逆转的本能的热恋。人类对大自然何以有如此强烈、深厚、本能的情感呢?原因有三:(1)人类来自大自然,大自然是人类古老的家园。大自然即孕育了人类,又养活了人类;既载着人类,又保全着人类。人类最初的意识和情感就是关于大自然的。“人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动物越是万物,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机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论上说,植物、动物、石头、光、空气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都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同样地,从实践方面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2)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而大自然中的天地万物最深厚、最亲密。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和摇蓝,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3)与古代农业社会特性有关。每一个民族无论在今天何等发达,但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农耕时代。而作为农耕的人类,山木田野便是其养育之母。如果说长期的劳动与生活实践,已使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子。这样,人对自然更有了一种超乎自然的本能需求。

人类的恋土情结之根深深地扎在这里。由此说往,人类无论走得多远,都无法走出“土”(大自然)的疆界;人类的情感无论怎样飘忽浮躁,最终都要融入“土”的情愫之中,而山水诗所触发的,正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古老的记忆,满足的是人类渴求、回归大自然的愿望,从感情的最深层实现人对恋土情结的激话和满足。具体情形表现为,当人们创作或阅读山水诗作时,便仿佛回到了古老的家园,童年的时光和母亲的怀抱,同时也更回复了赤子之心,那种亲切,满足、愉悦是不言而喻的。

四、自我人格的认证

在确认山水诗的主体色彩上,中西方文艺理论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西方文论认为,文学作品(诗)中的山水风物描写,都已再是纯粹的。客观的山水风物了,而是作者主体和人格投射的结晶体,呈现出物我一体、主客交融的态势。与之相呼应的是清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大师王国维的两境界说。他认为,意境可划分为两类: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才为我,何者为物。”[7]从这里,我们可以集中地抽象出一点“一切景语皆情语”。在一切景物身上,都有作者人格的烙印、精神的蕴含、精神的寄托,人“人化了的自然”---它显示着人、折射着人、或象征着人。这样,景情物便成了人情的象征,景心物心就成了人心的写照。这正是抒情言志的山水诗倍受亲睐的奥秘所在。因为,在充满庸俗和势利的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面临着共同的窘境:在物欲横流、茫茫的人海中丢失了自己,找不到自己,甚至已不知自己是谁了,于是,从内心深处,人们便产生了种强烈的愿望---找到自己,在茫茫的人海中确认自己,而这在现实中真正实施起来又谈何容易?!于是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建立一个精神家园,为自己精神人格和灵魂找到安身立栖之所,并在这里实现自我确认,以对抗茫茫人海对他的淹没和漠视,从而获得人为之人的自我主宰感和人格自尊感。而山水诗就是作者和读者为自己而共同建立起来的一片精神家园。对作者而言,可以借山川风物寄托自己的志向,抒发自己的性灵,外化内心深自制主体形象,使自己对自身的状态有是一步的体认,进而得到强化;而对有类似身世感受的读者而言,通过读诗,可以唤起内心类似的感情,进而和作者达到共鸣,从而实现对此感情的确认和强化。例如《观沧海》一首,文面意义是写大海的壮阔、雄伟、吞吐日月的情抱和包揽宇宙的气魄,而深层意义却是作者人格胸襟、气魄的象征。透过此诗,作者会获得一种痛快淋漓之后的舒畅,更有一种自我发现、确认的惊喜:“呵!我意原来在此!”这样,不仅外化了感情和形象,同时也强化了它。对读者来说,他即能在诗中读出曹操的精神和人格,同时又会在曹操精神人格的感召下,发掘自身类似曹操的精神,从而达到共鸣,实现对主体人格精神的确认和强化,进而达到灵魂的净化和升华。

五、对儒道哲学的认同

不言而喻,社会化了的人事实上也是观念化了的人。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传统的观念对这个民族的统治越是根蒂固。观念不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且浸透人的血液,甚至支配人的习俗,审美意识,而越是传统的观念,虎是根深蒂固,越是体现为民族的共同习好和特性。纵观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主导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的传统观念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儒道思想。儒家介导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建功立业,而道家则劝人们清静无为、自然淡泊、回归自然;儒家倡导进取、执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8]而道家则提倡放弃、归隐、听天由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9]儒家的思想社会是天下大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壮有所用”,[10]人们知法守法、为国报家,而道家的社会理想则是纯朴自然、浑沌未开的小国寡民,人们“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1]正因为有以上差别,所以几乎所有的人在成功的时候都是儒家,而在失败的时候则是道家---儒家和道家成了中国人灵魂的两个方面。而正因为有这一灵魂的两个方面,所以中国人的人生和心灵有时会呈现极为复杂矛盾又极为和谐的情状;既坚韧又豁达既忧郁而又快乐,既执着又洒脱,既庄重又诙谐……

观念就是这样生生地造就了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如此信仰,也 如此行行。山水田园诗就是中国人自觉而又无形地贯彻、认同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证。当人们在人生道路上跌入了生命穷途而又再振乏力时,道家回归自然、听天由命、寄情山水的情怀便自然占了上风。这种情怀,一方面像一贴抚慰心灵创伤的止痛剂,或者一支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是当事人对世事俗的一个不无庄重而又不失生命尊严的告别,既是一声透穿了世事之后的洒脱旷迈的“拜拜”又是一种新生命、新人生的开始。这种情怀的表现和寄托千姿百态,然而,最适宜而又最普及的载体,便是山水田园诗了。由此推往,山水田园诗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处于人生穷途的人们精神寄存的安身立命之所。翻开中国文学史,一切便豁然在目;孙子有“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之叹,屈原有香草美人之吟,曹操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之期盼,陶渊明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喜悦,孟浩然沉醉于辋川,李白忘情于敬亭---“只有敬亭山,相看两不厌”……与其说这类创作是 股连绵不断的大潮,倒不如说它是一条贯穿千古、奔流不息的大江,然而,涌动在这江潮深处的则是儒道哲学的精髓,是民族对儒道哲学的认同。

综上而述,山水田园诗的赏心悦目的物象美,从生理感官的角度,构成 山水田园诗的表层审美魅力;而人对精神解放和精神家园的追寻、以及对自我人格的确立认证,则从现实的角度,构成了山水田园诗的中层审美魅力;最后,人的与生俱来的恋土情结和对儒道哲学的认同,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构成了山水田园诗的深层审美魅力,此三种魅力既各有侧重,各自作用于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作者和读者,又浑融统一,共同作用于个人全面敞开的心灵,乃至整个民族的心灵和精神。这便是山水田园诗审美魅力的基本构成的大致情形。

注释:

[1]杨辛 甘霖《美学原理》P135

[2]《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P14

[3]宋·郭熙《林泉高致》

[4]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

[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P48—49

[7]王国维《人间词语》

[8]孔子《论语》

[9]庄周《庄子》

[10]《礼记·礼运篇》

[11]李耳《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