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和遥远的回声
张修林
在当今,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艺术的境地有象诗歌这个尴尬,这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诗歌--实际上,因诗歌自身的过错而导致如此情形的时代是几乎没有的。这就使诗人面临这样的挑战:要么丧失诗歌,要么坚守孤独。
所以,这本自选诗集能够出版,的确使步钊、赴晓和我感到某种近乎强烈的欣慰和庆幸。一本诗集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而且的确微不足道,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经历和创作本身意味着什么。一个诗人,如果他是一个独立的诗人,或许他非常优秀,但极其清楚的事实是,他的优秀迫使他的作品保持相当程度的孤立。这是建立在历史、社会和文明之上的悖论。
我不想在这里追溯几千年的文明史,更不打算对它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指控,我只表明它的某种局限。一个诗人能够做上多大贡献和得到几分报偿,恐怕谁也无力计算,不过,幸而这不会影响到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作。一个优秀诗人的写作总是自发的和固执的。
文明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生活规律。这个规律无形地涉入一切领域。所以,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诗人和批评家,为自己的作品作序,实在是一种冒险。但我非常乐意干这种事情。可以说,这代表着我们三人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我们不打算请一个所谓权威为我们吹上几句。我们不期求什么,我们只是:歌唱,并等待和勇敢地期望那来自生命和时间的遥远的回声。
步钊是我们三人中年龄最大且写诗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个豪爽、颇富才气的汉子,他对传统文化的尊敬和反击都是那样直接、一本正经,往往令人非常程度的惊讶和激动。他那来自于生活深处和生命本身的深层体验,直接抵向人类的生存状态。步钊自觉而固执的文化态度,通过他的心灵素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惊险而振奋的自由空间,近乎令人茫然无措,而又迫不急待进入其中。可以说,步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神话般的纷乱世界。关键在于,不论诗人的创作主体怎样富于某种刻骨铭心和坚定不移的精神对抗性还原,现象本身作为客体是无动于衷的。步钊的纷乱呈示是一种迫于肃穆的无奈的顺承性反击。我们不得不由衷地赞叹步钊精神的纯粹和近乎顽强的自足。对于诗歌,似乎就是这样,作为一种文化态度的精神向度才能最终使其最大限度地与生命发生可能的联系。
步钊的贡献还在于,语言成为了他联系时空以及对其进行演绎、判断和校正的有力武器。语言对于他或许不是实在的,而实在的可能在于,他面对时空的每一刹那以及他自始至终的生活行动。
当然,步钊的诗歌,也有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他的诗歌,或者有着因出人意外而带来的世俗习气,哪怕是来自于对心灵直达物象的误解;或者,浮躁的阴影,还始终笼罩着他诗歌的构筑过程。
赴晓则是最小的一位,他与我的交往始自我出面创立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的时候。那时我俩几乎才开始学诗。短短三年来,赴晓的诗歌创作已经已经达到了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我们无法回避赴晓诗歌的真诚、敏捷,且有着几分深沉、冷峻的自信。他企图穿行于社会事件以及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获得一种超越不幸的自由的表达。他最大可能地抵达人类生活的秘密。一切都太复杂了,同时又是那么简单。人类永远逃不出不同程度的不幸。不幸似乎与生俱来。人类能做到的仅仅是:不断改变自身处境,以期在终极意义上取消任何不幸。作为诗人,赴晓最大的愿望似乎是,从人类中获得动力,然后让这种动力作用于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件中。
诗歌的最大突破之一在于超越语言。我甚至有理由认为,语言的僵化已经成为诗歌发展的普遍障碍。赴晓对于语言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已经开始为我们表明了诗歌词与词、句与句之间存在的绝对张力。尽管,他的这种表明是那么局限。所谓绝对张力,是指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直接的、内在的、秩序性的不借助于比喻联系所引发的反应力量。当然,赴晓的这种尝试似乎太微弱了,但关键在于,这种尝试是相当有益但同时又是相当艰难的。
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诗歌,它不仅在于召唤人们某种程度的觉醒,而且,它揭示一种内在的完整和纯粹的可能,以及精神现实的流逐过程。在这方面,赴晓已经开始走上了路口。
赴晓诗歌的缺陷,最显著的是,还停留在介身诗歌的阶段,而还几乎没有脱离主体对诗歌的直接约束。当然,对于才二十一岁的赴晓,这样要求似乎太高了。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相比之下,除了写作,我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相反的是,在我的经历中,那种在农民身上承袭下来的所谓优良品质,倒显得我有几分固执和迟钝。中专毕业时,那个姓王的班主任执意要把我弄到一个最差的地方,这个家伙,除了眼睛和行动令人作呕之外,全身的肌肉发达得似乎非常和蔼,我当时竟然不知道对这个素来推崇糖衣炮弹的家伙轰炸一下。除了写作,我考虑的问题往往是怎样给家里寄去一笔钱。
我清楚地知道,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诗人,他一旦写作,他就已经与他的民族和心目中的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的使命始终有这么一条:维护和发展作为一个民族最值得自豪的语言。爱和恨,追求与放弃,构成了诗人的整个动力和内容。诗人被永远拉入梦幻、回忆与向往之中。
至于我的作品,只得让别人去谈论了。对于一个诗人,理论与创作总是两种情形。可能,我所谈及的步钊与赴晓诗歌的某些不足,在我的诗歌中也是那样近乎顽固地存在着。如果这篇短短的序言能帮助读者对我们三人的诗歌和创作作上一些了解,那我就不虚此文了。
1992年7月10日
――《上升:青年诗人三家自选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