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面对着中原残破的危局，朝中大臣们却手足失措，毫无对策。复任首辅之职的周延儒把大批的东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祯帝本来对这些号称忠贞，把过去的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忠臣义士们抱着很大的希望。但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在应付国家大难的时候，却同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不思进取，同样是消极推诿，同样是不知所措。开封形势吃紧，许多河南藉的官员敦促内阁快想办法调兵解围。周延儒却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放弃开封了。人们对这种回答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开封又不是边疆城镇，放弃了也只是缩小一点疆土，放弃开封就意味着放弃河南，放弃中原，允许一个反叛的国中之国存在。再发展下去，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就意味着亡国。这种亡国在即的不详之感在朝臣中不动声色地蔓延着，人们还不敢公然点破，也不愿意承认国破家亡的大难就在眼前，但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帝国的头顶上笼罩着的那片浓重险恶的阴云。同周延儒一同被召还入阁的大学士贺逢圣，因为痛感回天无术，在这年六月乞请退休养病，得到批准。在临行前崇祯帝最后一次召见了他，并且破格赐宴。在召见的时候，贺逢圣似乎是预感到这就是最后的绝别，突然间放声大哭不止，也不说话，只是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达数十次，哭声震撼殿宇。崇祯帝和其他大臣们都被他哭得莫名其妙，同时不知为什么也被感染得悲从中来，不由得也跟着抹起眼泪，最后终于发展成一曲君臣集体恸哭的大合唱，场面蔚为壮观。哭够了才想起，竟然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在贺逢圣离开内阁之前，大学士中谢升因为泄露对清和谈机密被削籍，魏照乘、张四知也先后引疾罢去，阁臣中办事的实际上只剩下首辅周延儒和陈演两个人。五月，周延儒和陈演就请求再补充几位阁员，正忙于更始维新的崇祯帝于是依照旧例要求由朝臣会推。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那样，这次会推又推出了一场大风波。

　　会推由吏部尚书李日宣主持，第一次推举了吏部侍郎蒋德暻等13人。崇祯帝以为推举的人太少了选择余地不大，要朝臣再多推举几个人。于是会推又加了10个人，其中包括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侍郎宋玫和大理寺卿张三谟。尽管在崇祯时期入阁为相是件很艰难的事，大多数人都没得到什么好下场，但朝中的许多大臣对于跻身于相位的极大荣耀还是颇为垂涎，在会推前后有不少人在为自己或为别人积极活动。经过一番活动终于在两次推举中列了名的自然皆大欢喜，而那些花了钱费了力却还是没有被提名的则忿忿不已，就有人制造流言，怂动视听。还有些人对被推举的人素有仇隙，因而也想不平则鸣。所以像每一次会推阁臣之后一样，朝廷中人言鼎沸，关于会推过程中营私舞弊的传说不胫而走，其中有真的，有假的，也有半真半假的，而这些流言通过皇家的各种职业或者业余的密探很快又传进宫中，传到崇祯帝的耳朵里。

　　传说最多的是后来推举的房可壮、宋玫和张三谟3个人。这3个人都属于东林一派，平时有不少政敌，有人就说此次会推全是由这3人暗中主使，行贿受贿，连通关节，种种不法。而这种说法又不是全然没有根据，宋玫就确实请人打着首辅周延儒的牌子大肆活动过。偏巧次辅陈演因为一个亲戚的升迁问题求助过房可壮，而房可壮却没有买他的账，为此对房可壮衔恨入骨。有一次崇祯帝游西苑（今中南海和北海）的时候召见辅臣，而周延儒恰巧因病没有去，陈演就趁机把会推的弊端攻击了一番。内有东厂情报，外有辅臣陈言，崇祯帝确信这次会推又是一次结党营私的阴谋。

　　自这年新春以来，崇祯帝表现出历来少有的好脾气，对朝臣的态度相当温和，在处理谢升泄密事件和洪承畴投敌事件时也颇为宽容仁厚。在他统治的后期，凡是心态较为积极，想要奋发振作一番的时候，一般都会显得比通常宽厚，也比较能听进不同意见。但这种心态很难保持长久，进取毫无成效，形势仍然越来越坏，他就会由积极的进取变为消沉、破罐子破摔，积郁在心底的刻毒就又会发散出来。将近半年的毫无成效的奋发图强，将近半年的宽和容忍，已经超出了他的心理极限，在这个盛夏时节，他借着这次会推舞弊事件，把对国事的失望和对朝臣的怨恨一起化作一股怒火，伴着高温酷暑倾泄出来。

　　六月十九日，他因为毒火攻心得了热病，但还是带病躺在床上在德政殿召见了全体被推举的人员，分别进行谈话。因为对房可壮、宋玫和张三谟有成见在先，召对时的气氛很紧张。宋玫本来是有备而来的，对皇帝大谈了一番九边形势和御敌方略，却被崇祯帝斥责为虚夸浮躁。当天夜里，宫中传出旨来，任命蒋德暻、黄景昉、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3人全是第一次会推中提名的。中旨同时还指责吏部在会推中滥举多人，要吏部明白回奏。

　　吏部在回奏中坚持自己是按章秉公行事，至于举荐过多则是遵从皇上的旨意。这就有点揭短的意思，更激起了崇祯帝的愤怒。二十三日，他自己的病情好转，再次在中左门平台召见内阁和部院大臣。也许是为了让儿子们见识一下朝臣的阴险和狡诈，这次召见他特地带上了太子和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永王。他把吏部尚书李日宣召唤到跟前，声色俱厉地说：

　　“用人是治国的要害，用人不当，吏部不能逃脱责任。如今天下动荡，而各地督、抚却不断更易，国家怎么能够有治平的希望呢？记得两年前曾经面谕诸臣，有人宁背君父不背私交，宁损公务不破情面。而今还是这样只讲情面，哪能济事？前者会推阁臣，何等重大，怎么也徇情滥举，任意夸扬呢？”

　　李日宣却十分执扭，不肯承认有徇私的事。崇祯帝又把在会推中负有重责的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和河南道掌道御史张瑄召来痛责，两个人同样不屈。李日宣还说：“臣事皇上十三年，精白一心，若有一丝徇私背公，今日文武诸臣俱在，皇上可一一询问，廷臣可一一参奏。”弄得崇祯帝竟一时无话可讲。冷场了好一阵，崇祯帝才命锦衣卫把李日宣、章正宸、张瑄和房可壮、宋玫、张三谟全部拿下，送刑部问罪。6个人不久都受到治裁，李日宣等3人戍边，房可壮等3人革职为民。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崇祯帝自登基以来，发生过那么多次会推阁臣的风波，而且每一次的基本模式又全都一样，但他显然没有从中总结出什么有教益的经验和教训。每一次都是群臣竞进相互倾轧，每一次都是他自作聪明大破情面朋党，最终却不免落入另一些情面朋党的套中。在每一次风波之后，朝臣的结党营私并没有稍许收敛，而君臣之间的隔阂和隐含的敌意却在加深。在半年来的一意维新中，他的脾气刚刚有点好转，这一次却又故态复萌了，几番振作刚刚在人们心中煽起的一点热情也从此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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