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自己的父辈
写这本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源自对我父亲的怀念——他是在2004年过世的。回想过去，我总能体会到自己对上一代的傲慢，对他们的不认识，不理解。
父亲原是湖南衡山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在他80岁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游山玩水。可是他的车常撞人，出车祸。他就开得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的结果是别人会撞他。所以有一次他又撞人出车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强烈的撞击，手也断了。
我们兄弟姐妹就了开家庭会议，最终的结论是：“应台，你去处理”。我的处理方式其实蛮简单的，我就坐到我父亲的对面，我们俩坐到沙发上，我跟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他对他儿子的话不太听，但是对他的独生女的话是听的，他就像一头小绵羊一样，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了。我放在一个信封里头，拿着就走了。
可是，自从我没收了他的汽车钥匙，他就不再出门。多年之后回头去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非常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金钱的使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十年之内，父亲过世，母亲失忆，我感觉到时间的急迫，更渴望去了解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希望用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南部乡下，大家都讲闽南语，但自己的父亲会讲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后来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听到司仪念祭文，就是用父亲的乡音念。我才知道说，他这一生都被时代错置了，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都被错置了。他讲一口湖南话，那是乡音，可是，当他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他满口的乡音变成了一个“错误”。而我们，他最亲密的人，也要到最后，到人家去念他祭文的时候，才懂得。
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人就会对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我们在慢慢长大，等到我们对父祖辈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他们却要走了。我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赶紧拿个小小的摄影录音机，认真地去采访自己的长辈，去做他们的口述历史。你很可能发现，长辈们所亲身经历的，和课本里头所教的，国家希望你知道的，竟然差距有那么大。
我的立场
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对于六十年前的那一场内战的幸存者，现在还听得见你声音的长辈，用最后的时光致谢；另一方面就是对六十年前内战中“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骨”，进行文学上的“上香”。
你可以说，我在书中没有价值观的“表达”，对内战中的共产党或国民党、对二战中的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对正义或不正义，不做任何价值裁判──很多读者其实对这会不太习惯。但是，我没有“立场”吗？没有你说的某种“价值观关怀”吗？那当然有。你可以发现，在我讲述的故事中，蒋介石、毛泽东、宋子文等等人物偏偏不是主角，这些人物在我的叙述里偏偏不重要，我选择了“庶民”作为主角──那不已经是一种观点的表达了？
流离迁徙是战争造成的后果，而战争是由国家或集体机器支配的，大部分人的热血奔腾投入其中，从不会去冷静地思索、追问“何以致之”。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权力主导历史诠释，人们也往往不对之进行反思。在书中，我只想把各种集体的机器拆解开来，让读者看见里头孤伶伶的个人，让读者看见个人在集体中的处境。我不想裁判是非，只想暂时抛开意识形态、政治角力、权力斗争的种种制约，把历史放在最根本的“人的生存意义”的本质上去看。
这样做，我们会得到很不一样的解释。战地上，有个日本兵，白天他是侵略机器的一个螺丝钉，晚上他会写诗──会怀疑战争、思念情人、痛苦、想回家。柏林围墙崩塌之前，守墙的东德士兵对逃亡的人民射杀，后来这些士兵都面临法庭审判──是国家集体的罪，还是士兵个人的罪？有两个台湾原住民，他们被国军“骗”上战场打解放军，一被俘虏，换个帽子就变成解放军，回头打国军。五十年之后才回到家乡。谁又欠了他们的人生呢?
对于最熟悉的人们，你自然会对他们关怀，因为理解而关怀。
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有那么多人当初是被抓兵抓来的，被迫做了那么多年兵，最终得到的仅是一张没有田的“战士授田证”。战争时，台湾的年轻人被日本的国家机器诱骗、绑票，然后送到南洋去为天皇牺牲，大陆的年轻人，被当时的国家机器绑架，送到国共战场上去。六十年之后回头看，以人的价值作为核心看的话，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超越的。
反抗怪兽
文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人的价值。我们清晰的看到了国军、日军、德军、苏军那些集体机器里面人的原型。可是，当人跟人加起来变成一个集体的时候，却异变出集体这个大怪兽。变不变怪兽，要看人跟人的汇集，里头的那个人本身，有多大的反省、觉悟，以及反抗的能力。
我是很希望年轻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去思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里，你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个个人，必须要有多高的警觉性才能避免你的那个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书里头那么多十八九岁的人，被国家那个大机器吸进去，一辈子就被“做”掉了。这，难道是无可避免吗?
我想这不是无可避免的。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轰炸机，从法兰克福的机场，起飞去炸伊拉克和科威特。但同时发生的是，德国不少职业军人，带着枪和头盔，走到军营门口，把枪插在地上，头盔挂上去，然后就走了。就是说，他这个十九岁的人，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不同意集体在走的方向。如果对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跟警觉，很可能那个集体走的方向是可以不一样的。我曾跟飞力普讨论，他要去服兵役了──德国还有义务兵役。他说他绝对不愿意去服这个兵役，还把他们国家的基本法拿出来，说，第四条写的，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飞力普坚决不肯去服兵役，他有合理的理由，但他得依法行事。后来的演变是，飞力普同德国军部打官司，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他已经去上大学了。
当然，人与集体的关系很复杂，不是只有对抗而已，也有合作和支持的时候。
书出版之后，那个打开记忆抽屉的能量就一直在滚动中，引出了柯景星的故事。他是个台湾籍监视员，奉命看守婆罗洲的战俘营。战后成为战犯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十年徒刑。
战俘营中关押着一个卓姓的中国领事、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幼儿，柯看领事夫人两个孩子快饿死了，领事夫人请求他的帮助，他就设法偷偷地弄了一些鸡蛋，送给她养孩子。坚毅不屈的卓领事在日本战败前被日军杀害。书出来之后，有一天我从美国得到一个电邮，是一位卓女士的来信，就是这位卓领事的侄女，她说幸存的卓领事夫人曾经告诉家族这段战俘营的历史，交代家族将来若有机会要找到这位台籍监视员去谢恩。
事过六十年之后，这位有心的卓家后人，真的从美国飞到台湾彰化乡下去见已经九十岁的柯老先生，当面谢恩。柯景星的家人说，卓家人来谢恩之后，柯景星高兴到话盒子打开了，话很多。柯景星在那个历史的会面后大概一个月，就过世了。过了一辈子“错误”人生，到最后竟然听到一声“谢谢”，真是少有的了。
懂得对方心灵最深地方的痛
不仅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不理解，还有很多不理解。在台湾，外省人与本省人彼此不理解，在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不理解。双方其实都不知道对方的情感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大陆的人如果真心关怀台湾，先得了解台湾人，了解台湾人的情感。倒过来，也是一样，你说，有多少台湾人真正了解大陆这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呢？了解了，你也才知道有些创伤，即使过了六十年，还是需要诚实的面对、温柔的治疗。
用长镜头看大陆，长镜头看出去，面目也许清晰，但是，究竟怎么解释你所看见的呢？一个德国汉学家和我聊中国。他说，从启蒙时代一脉相传至今的很多基本价值和规律，好像都被眼前的中国“崛起”给推翻了。我说，“原来你也觉得难办”。既是故乡，又是异乡，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
我们不能把和平的寄望全部投掷在政治人物的握手和政治协商的签订上，因为政治人物和政治协商都很容易因为眼前的短期利益和权力争夺而变动。如果两岸的人民本身对彼此没有足够的理解，同情，尊重，和平是没有真实基础的。
我相信，如果你会看见敌人的伤口，你就不会拿起枪来对着他。我还发现美国诗人朗费罗说过一样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能读懂敌人深藏的历史，在他的生命里看见他的悲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都会被卸下了。”
当你试图超越自己原来自以为是的成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能看到你不喜欢的人，比如你的敌人，他的伤在什么地方。一旦看到你不喜欢不同意的人，他们的伤口在哪里，你马上就提高到一个境界，你就会发现很多最深层的东西完全是相通的，很多你原来相信的东西是会被推翻的。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爱思想
原文链接：1，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093.html
《龙应台：谁欠了他们的人生》
2，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107.html
《龙应台：任何人都无权说台湾人整体归属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