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农民杨友德自制土炮抵抗强拆引发各界关注。新京报今天以正版篇幅报道了此事。实际上，针对暴利拆迁等采用“极端维权”的事件近来频频暴露报端或媒体，但暴利拆迁依然不断上演。

　　正如新京报在前期分析“极端维权”的事例时指出：“按照中国人的国民性，一般人是不愿意‘惹事’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热衷“极端维权”呢？专家说这是“弱者的武器”。”似乎从现实形态看，还有一个点，就是“极端维权”管用，能有效解决问题。新京报的一位评论者同时指出：“原因很简单，一旦‘极端’，必然会引来媒体报道，引起舆论的关注，如果幸运的话，还能遇到一两个重要官员专门批示，从而迫使当事者必须面对问题，回到谈判桌上来。想谈判，当事人不理睬，打官司，又经不起折腾，‘极端维权’自然而然被认为是‘最佳选择’”。因此，要想让公民的维权从“极端”走向“理性”，必须理性对待公民的诉求，并迅即解决，而不是有意无意地给“极端”创造条件。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矛盾不断膨胀期，治安形势更趋复杂，如何遏制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题。在这样的社会中，当他们的房屋被拆迁的时候，他们可能不说话；当他们的土地被占的时候，他们可能不说话；当他们的邻居吃喝所有的一切全报销，特权、腐败无处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不说话；当他们的孩子从上了幼儿园开始，就得行贿、交借读费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不说话等等，但是他们会记在心里，如果有一天不能忍受这种极大痛苦的时候，他们可能突然就开口说话了，他们说话的方式通常是采用极端的方式来应对，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指出，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提出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事实上，公民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和自身权利的维护，当前某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思路，是极度功利而且极度短视的；这种简单化的强制处理方式，等于是往已经遭受各种不幸的弱势群体伤口上再撒盐，社会正义经由权力之手被更严重地撕碎，既得利益集团越发坐大并越发嚣张，整个社会可能将由此陷入权贵资本化与暴戾黑恶化的深渊。

　　要想在现实中，让“极端维权”变成理性维权，倘若没有依靠于法律与制度的强力约束，仅仅依靠权力自觉注定只能是空谈。只有让地方政府的核心政绩、公平正义与官员的乌纱帽紧密联系起来，最大程度上给权力以约束，使得法律永远站在权力之上，法治永远站在人治之上，只有政府为公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生存土壤，“极端维权”才能逐渐淡出社会。

　　“维权就是维稳”不能依赖权力自觉
　　
        非暴力公民维权

　　“集体暴力抗争”：一种值得高度关注的极端维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