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笼中对”续──从广州看北京
赵 牧
1998年3月，有外地人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批评广东人，结果招来极刻薄的反批评。其情形一如龙应台评论上海“小男人”招致上海文人的强烈反弹。两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广东论战双方的名气都不大，因此可以断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说完也就完了。
城市文化的比较批判，八十年代末开始在在国流行，但建立在大量社会调查基础之上、具有学术水平的研究很少。中国至今尚无“城市学”，而早在19世纪,西方就有学才和专业机构研究“城市文化”了。我们常见的谈论城市文化或其差异的文章大都属于外来人新鲜的感官印象，它虽然没有“身在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弊端，但也常常可能陷于片面、情绪化的迷途。
万事开头难，城市文化如今确已成为人们很关注的问题，很多这类问题的文章也未必会贴上“城市比较”的明显标签。若就人所面临的严峻现实——“生存状态”看，这些很少卖弄“文化”字眼的亲身经历之作，可能更具样本价值。 比如近年广州治安形势严峻一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1995年11月－－我寓居广州的第一个月就因不安全的感受太强烈，就借“隆中对”故事写过一篇谐谑的《笼中对》，那时广州给我的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家家户户用犹如铁门、铁窗——有如打造了一个铁笼子，把自己包裹起来。
与广州人议论此事，几乎无不把原因归咎为外来流动人口太多，多数偷盗抢劫的坏事是外来人干的。这个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流动人口众多的城市不独广州，何以“铁笼居”都不像广州那么普遍邪乎？
广州的“铁笼居”还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层层封闭的铁笼不但使出进繁琐费时，一旦发生火灾，救火和逃生都相当困难，整个建筑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火葬场。高层民宅上的铁窗还潜伏着另一个大隐患，它在防盗的同时，还成为广州人扩大生存空间的办法。突出于窗外的铁笼，上面往往堆放了许多沉重的杂物。如果安装不牢、负载过重或因年久锈蚀，就有可能坠落，从而成为悬置于楼下行人头上定时炸弹。
每个城市都有其性格，城市的性格取决于市民的总体性格。关于广州人的性格，曾有不少人说广州人胆小怕事，且只顾自少门前雪，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认为这些说法并非信口雌黄，甚至不少广州人自己也这样说。某日，有一同事也相告，他在大街上看到一遭劫的女士正讲述两个贼人如何抢劫，周边的路人个个视而不见，自管走自己的路。
当然，我并无把广州到处都是“铁笼居”完全归咎于广州市民性格的意思，这世上没人天生想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的，也不会有人愿意用一种可以预见的危险来替代现实的危险。广州人即使性格胆小不愿管闲事，这也必然是环境的产物，我以为就根本而言，铁笼子也只不过是广州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而他们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至少是一时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所以当年我还在《笼中对》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若把用于这些铁笼子的费用集中起来，足可装备训练一支人数可观、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自治的安保队伍。但广州人的现实为何却只能选择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自保？
那年曾闻一广州人发牢骚：“有领导居然在报纸上告诫市民，广州市民应该学会自我保护。可是请问，老弱和妇女行走在大街上，遇到骑着摩托车的劫匪大白天从容作案后呼啸而去，居然无人相助，他们又如何能自我保护？”问题提得尖锐有理，所以我也把它记录在那篇文章中。
广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但也有许多不堪的怪现象。在交通拥挤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军牌车闯红灯、乃至逆行也无人敢管；捣毁制造假烟的黑窝，根据媒体报道，竟然要出动数百人的警力！还有，自行车丢失已经严重到最本分的人也不肯再买新车，而是去黑市买黑车等等。此外广州的境污染为什么名列世界前茅？
我认为，这与广州过于偏重眼前功利有关，正如有个广州人对我说的那样，对广州人来说，“车到山必有路”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只有车子上山能赚钱时，这路才有必要去修。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广州地区的政府职能角色若与北京、上海相比明显偏弱，给人很强烈的“无为而治”色彩。
当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些年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示范作用。但作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广州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所幸的是，上述种种怪现象，由于大多都积累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自去年以来，广州开始相继提了解决方案。以拙文提到的铁笼居为例，去年广州市显然也意识到了它的危险性，最新的消息说，广州市不但打算逐步免费为民宅拆除这些高空“定时炸弹”，而且还将以普及全市的电子防盗系统来取代铁笼子。
今年广东春运，创了破纪录的一千七百多万人次。这消息令人忧喜交加。喜的是在“下岗”这个国产名词已经令人谈虎色变之时，珠江三角洲为大量贫困落后地区的过剩人口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个数字无疑能有力证明广东为中国所做的贡献之巨大。忧的是这个数字既说明中国许多地方的就业形势的严峻，它在说明发达的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要的同时，也表明外来人口的与日俱增将对广东地区构成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今天，与打工仔生存状态相关的新闻报道在广东地区报刊上已占有突出的比重，广东的“打工文学”在全国更是独一无二。这么多人自愿到广东来谋生谋发展，固然说明了广东优势，但从人文的角度来观察那些打工仔的生活，从大量有关打工仔的实际生活状况，显然还根本谈不上理想二字，即使是从广州市民本身来看，其生存压力也很明显。近年广州对聘用一般外来打工人员已经做出限制就说明了这一点。
“城市学”不应是报刊招徕读者的花哨的文字游戏。生存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宥于一己感受固然很难认识一个城市的真面目，但脱离个体的生存实际感受，那么“城市文化（或市民性格）”之类的文章就必然流于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比如关于人才流动问题，常有人说某地如何“爱护人才”，其实就一般规律而言，最具决定性的是“需要”而不是“爱护”。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尊重的。就“需要”而言，广东开放的形势使其较之北京等城市显然有较大的优势。事实上许多地方的人才受到压制、闲置，其根本原因并非人才过剩，而是落后的体制使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普通的打工仔，还是有专长的人才，被“需要”是最基本的，所以大可不必为广东地区的活力进行虚妄的文化意义的引申。按照人类学鼻祖、英国的泰勒的说法，“文化”不过是生存系统的总和。脱离生存的座标，文化就是个虚妄的名词。打个比方，一个国家的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如果低于国民人均收入，这个国家的教师就不会有尊严感，教师节搞得越热闹、越煞有介事，就越荒诞可悲。
我这个“北京人”说了一些广州的“是”与“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就等于说了北京的“不是”与“是”。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北京人》，谈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北京人”？因为这个概念太笼统，北京作为一国之政治文化中心，这种角色决定了北京的社会分层更明显，文化更显多元性，因此要“提炼”出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北京人模型”肯定要比其它城市更难。因此，非要在此不自量力地谈谈“北京人”，那么我觉得“谁比谁傻”这句话尚能较有代表性地概括北京人的特征。见多识广会使人产生一种心理“优势”，但这种优势往往会产生一种近乎麻醉的作用，导致清谈的结果，所以北京人从前获得“侃爷”的大号确非浪得虚名。
不过近年北京人正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住房、医疗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危及生存”的现实问题后，情形尤其明显。而我确信，当“谁比谁傻”在迫于现实而从清谈走向现实的选择后，“见多识广”才可能普遍地释放出其所具有的能量。当然，这种能量以什么途径和方式释放，效果是正是负，还另当别论。比如今年两会国家机构决定动“大手术”，不久传媒便频频报道许多地方都开始纷纷北上搜罗那些刚刚取消部委中将要分流的“干部”，这显然也是外地人对“北京人”“见多识广”所具有的能量的承认。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原载《海上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