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访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杜乐勋教授
关键词 专家 委员 杜乐勋
杜乐勋教授是我的卫生经济学启蒙老师。作为学生，大学时聆听过他的教诲；作为朋友，在共同领域进行过学术探讨；作为编辑，曾经编辑过他的文章；我曾梦想有一天能拜在他的门下，成为一名研究生。在交往中我发现：他治学严谨，平易近人，知识渊博，著述颇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新精神。今年6月，他出席了在台北市举办的“海峡两岸医学交流研讨会”，回国后，记者几次相约，都因他活动较多而未能晤面，直至近日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
对于别人的赞美之词，他只是淡然一笑。他说：确实有不少人称赞我，但也有不少人另作评价。我这个人有许多先天不足之处。任何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从近来看，缺点与弱点往往比较突出，优点司空见惯，反而不被注意。任何人在学术上都有局限性，我更有许多局限性。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看到自己的优势，而且要善于看到自己的劣势。只有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记者询问他的研究经历和治学之路时，杜教授感喟颇深。
我于1951年参军，就学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后方勤务学校，学习部队财务和供给标准，1952年分配到吉林军区后勤部财务科工作（可以说，我是会计科班出身，目前我的珠算水平仍不减当年，如果一直从事财务会计工作，也应该是高级会计师了）。1954年由部队选送，经过统一考试，进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深造。我的政治经济学启蒙老师是苑茜，她是钢琴家兼政治经济学家，逻辑推理严谨，讲课艺术很好，同学们都愿意听她讲课，但又怕她考试。但我不怕她考，而且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优秀。教我《资本论》的导师是关梦觉教授，关教授善于引经据典，善于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的讲稿写得十分工整，讲课就是念讲稿，念过的讲稿不久就能在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应该承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关教授讲课的方法，也是经济研究的“基本功”。使我难忘和终生受益匪浅的是教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孔经纬教授和《统计学原理》的张维达教授。孔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创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向他学习，使我懂得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学；张教授给我们讲了两学年300多学时的统计学原理与经济统计学，使我熟悉了国民经济的综合统计方法与指标体系，跟随他下乡做调查研究，使我学会了调查研究方法。
我这个人“政治上先天不足”、“思想右倾”，大学毕业后不能做政治教师，只能做资料员、图书馆员。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做资料员，由于所谓的“政治上”的原因，一段时间后，马列主义教研室资料员也做不成了，成了“无用之才”，只能“废物利用”，让我去校图书馆搞采编工作。李白诗云：“天生我才必有用”。难得做人一场不能自暴自弃，我要利用一切机会充实自己，如果自己不努力，一旦需要的时候，岂不成了草包一个？所以，我在资料室、图书馆博览群书，向所认识的每个有学问的人学习、求教。在这段时间，教我英语的老师是郁隽民、骆美惠，教我《生理学》和英语翻译的老师是钱祥文，并向李绍贤、王铁侠老师学习了《免疫学》，向苏引、谷伯起老师学习了《心肌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所学的知识在学术研究上有了用武之地。是黑龙江省卫生厅原厅长陆忠同志把我引入医院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卫生部计财司原司长司更生同志把我引进卫生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医学研究的前辈杨建伯教授、高良文教授把我引进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领域。1982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四川主办卫生发展管理程序讲习班，是陈宪松同志帮我步入卫生发展的研究领域。我不能忘怀一直关心我成长的前辈彭瑞聪教授，是他的大力推荐使我有机会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如果一个人要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只是墨守成规，在课堂上吸取知识，那是不可能有多大进步的，必须学会自学本领。自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文献调查；一种是现场调查。
文献调查，就是学会利用图书馆、工具书。人获得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大量的知识不是靠记忆，而是要靠文献调研。不论提出什么问题，只要有几个关键词，善于顺藤摸瓜，就能够很快熟悉这个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铺平道路。
现场调查，要学会社会学调查方法，学会统计学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数据、整理分析数据这两种方法，都是扎扎实实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要付出时间与精力。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功，就很难在科学研究上扎扎实实地取得进步。
外语和电算技术也是卫生经济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经济管理都要虚心向外国学习。外语是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我的条件不如现在的年轻人，外语全靠自学，而且要偷偷摸摸“挤时间”学，所以，只会看、会写，但不会说。尽管如此，外语对我帮助很大，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和手段。现在有些人读外语是为了晋级，晋了级，外语就没有别的用处了，这实在太可惜了。卫生经济研究，离不开数据，离不开计算技术，现在电算化是必然趋势，学会电算技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在科学研究上攀登高峰。一般说来，我的研究方向是卫生经济学；特殊说来，我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的卫生筹资与卫生总费用。还有，我关心对卫生事业性质的讨论，关心区域卫生规划与资源合理配置的研究。另外，我对卫生人力发展，以及医学教育的投资效益，也做过一些探索。最近参与卫生经济培训网络的教学工作，按照分工，让我多研究卫生筹资与财务管理方向的问题。
当记者问到有关社会活动时，杜教授说：我在学术上社会活动的确不少，负担比较重。我是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受聘担任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受聘担任过世界银行中国卫生部门贷款项目中方临时顾问。现在，我是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负责人，是由国际卫生发展基金会和国际儿童基金会赞助的，并得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技术援助的科研项目《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卫生筹资与组织》的技术顾问之一。今年6月份，我荣幸地作为中华医学会代表团成员访问了台湾，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医学交流研讨会”，会后访问了5家医学院和10家医院，观赏了祖国的宝岛风光，最大的感受是两岸民众都盼望统一，并都对祖国的统一怀有十分强烈的信心。
我现在带硕士研究生，欢迎青年学人报考。我的硕士点是“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方向是卫生筹资计划与管理。欢迎青年朋友来信来访。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想这句话正是杜乐勋教授的真实写照。我坚信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建立与完善的新形势下，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方面他会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