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易祥 戴兴忠
旧中国，张掖地区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这些人凭借戈壁沙漠和祁连山区优势，靠抢劫农副产品、牲畜和大户人家财产为生，或长期盘踞草原牧场，强抢民间妇女，欺压周边百姓，放火杀人，无恶不作。老百姓都很憎恶，这些人装备落后，主要靠大刀快马，一般夜袭村庄农社，或悄悄潜入有钱人家，讹一笔钱财后连夜返回，或装扮成农民混进城区，对商铺饭馆进行敲诈。被害人吃亏后，明知是山里土匪所为，却举案不报，谁都知道他们和当地官府、民团等势力团伙是连在一起的。
土匪分三种势力，分别是祁连山堂会，反共游击队、反共救国军，其中尤以祁连山堂会根子最深，势力最大，其它两股势力都是由解放初期的散兵游勇或潜伏人员组成，很快被瓦解了。
治安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
1950年3月10日，公安局民警汪杰、范琪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到解放军团部治安委员会报到，有紧急任务。自1949年9月19日张掖解放以来，汪、范两人一直整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敌伪档案，听说到团部开会，感觉很兴奋。局长说，不许家里人知道，不许做笔记，解放军有什么指示，必须一字不漏，牢牢刻在脑子里。于是，两人感觉，这肯定是一项即光荣而又秘密的工作。
会上，发给两天的工作干粮，每人一把短枪，10发子弹，所有参会人员分成两个工作小组，随即驱车开赴城外。出城15里换乘骑马，一组向南，另一组向西，汪杰悄声对范说：我们这是去剿匪，老兄再见。
抓获货郎“王担儿”
向南一组于第二天到达今民乐县永固城，当地农民举办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汪杰他们便以土改工作组成员的身份驻进了这个村镇。夜里，工作组组长（其实是解放军治安团团部副政委）秘密召集村骨干和部分民兵开会，具体了解土匪活动情况。
“祁连山堂会”有1000余人组成，其成份大多是以前的青红帮骨干，他们经常出没于祁连山附近村寨，如民乐永固、四坝、肃南红湾寺、芦沟、山丹霍城、马营、永昌皇城等地，重点以抢粮、物、牲口为主，攻击对象多数是牧主、地主和劣绅这些大户人家。旧社会，大户按月上供，解放后月供停止。因此，土匪就像断了顿的牛犊子，到处找奶吃，见人就抢，有什么抢什么。
民兵反映，有一个走乡串户搞小买卖的“货郎”，外号“王担儿”，武威籍人氏，他的货和钱从未遭抢。此人八面玲珑，喜察言观色，如果哪个大户低看他一眼，绝对没好结果，一准遭劫。
“王担儿”现在何处。解放军政委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肯定知道祁连山堂会的一些情况”。有人说，到马寡妇家一问便知，王担儿姘马寡妇，没有她不知道的。
马寡妇家即没围墙又无扎栅，坐北朝南，对面就是祁连山，房后有一条羊肠小道，大概200米开外就能到达永固街市的一个骡马交易市场，市场上坐落着当时最大的一家车马店，据说能容纳十几套车马和100多人停宿，汪杰的任务就是监控好这条路，防止“王担儿”捷足逃窜。
第一次真刀真抢的干，难免紧张，不成想刚站好位，前边已经传来口信，“王担儿”被擒，全体队员收兵回营。
钱家庄院的酒席宴
根据解放军副政委指示，汪杰列出几款审讯提纲，由当地民兵提审，汪杰记录，其余人等到另一个房间听取汪的匪情汇报。据“王担儿”交待，祁连山堂会现在有土匪300余人，且内部分岐严重，前不久分裂成两股势力，一股朝肃南方向流窜，另一股留守当地活动，留守当地的土匪大多家就在张掖附近，都是准备随时开溜的，他还交待，次日将在一个“钱”姓牧主家大摆宴席，为堂主“蒋大旗”祝寿，全部堂会成员都要参加。
据了解，堂会成员中除堂主“蒋大旗”随身带枪，“钱”姓牧主家有几杆土枪外，其余人都拿大刀片，考虑到对方无多少战斗力，副政委决定由工作组和民兵联合出动，一举拿下祁连山堂会。
战斗进行的很顺利，还没等开吃，几个土匪已经被民兵说服后自动缴械了，副政委向“钱”姓牧主“如此这般”交待了几句，再由他把“蒋大旗”骗至房内绑了，此后，所有的土匪便都主动登记投降了。这一次，抓获“祁连山堂会”土匪30余人，缴获长短枪14把，子弹100余发，部分马匹、羊只、帐篷等悉数收缴。
带路的霍城人姓王
捣毁“祁连山堂会”，活捉“蒋大旗”的消息传开后，城里城外一片欢呼，这时候汪杰等人才被准许给家里带口信，告诉他们，正在剿匪。
4月初，剿匪小组来到祁连山扁都口草原，据报，这里有一小股土匪，大约十数人等，经常抢夺老百姓的牲口、粮食和草料。副政委的意图是设法找到他们并彻底消灭之。因此，需要一位对道路、地形、民俗都十分了解的人带路前往。
一天，当地老乡带来一位姓王的小伙子，据介绍，他是山丹霍城人，常年在草原上放牧，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特别对军牧场情况和青海藏牧民生活比较了解。
小王不善言语，多说一句话便脸红耳哧，但对土匪黑话了解却很多，如“做了”便是“砍掉”，“刮大风”就是“全部抢走”，“好马，枣蹓的”就是“好货成色，上等”。他介绍，土匪什么样一望便知，从前这里就是土匪的地盘，现在解放了，许多人不愿当土匪，回家的回家，投亲的投亲，剩下没多少人，也是秋后蚂蚱没几天好日子了。
过了扁都口，他们在一条河床边休息，小王受副政委指派，只身前往探路。片刻，他领着一位军牧场副站长前来见副政委。
副站长是原国民党时期的兽医站负责人，解放军接管马场后仍做副站长。因此，土匪常到他那里骗吃、骗喝、要情报，如有怠慢就以告发他曾经做过这个做过那个相威胁。因此，他不得不从。
副站长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我以前做过些坏事，那都是身不由己，我要告发他们，将功补过，请政府谅解”。
据他交待，这股土匪是从城里逃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有枪、有电台，大约20多人，领头的是国民党军统驻张掖工作组组长周世祥。这伙人三天前还来过这里，听说要下山去肃南和另一股土匪会合，目的是迎接蒋委员长从西藏发过来的一批军火，为反攻大陆做内应，他们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反共救国游击队”。
事不迟宜，副政委决定立刻下山，并令汪杰马上写出汇报材料，着重说明周世祥西窜意图和蒋介石西藏空投军火以及“反共救国游击队”人员装备和战斗力情况，由通讯员星夜骑快马到张掖汇报。
寻 枪
1950年3月10日，向西一组由部队政治部主任负责，第一站到达张掖大满，据说那儿有许多人在城里做事，所谓当兵吃粮，这在当时是件时兴事。
是夜，解放军主任部署大家分头行动，范琪负责留守待命，根据大家收集到的情报，主任召集开了个短会，说：群众揭发有一股守城散兵于1949年9月17日外逃，当地群众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3月5日下午，这支匪徒总共8人，全部带有枪支，领头的一个外号叫“蒋大麻子”的伪军马匪排长，名叫蒋全华，此人曾参与杀害红西路军战士，怕解放军毙了他，于是乘兵荒马乱之际携部分钱财，带领一个班的兵力弃城西窜。3月6日，蒋全华团伙在张掖三闸大户贾逢喜、吴学智家中抢夺白洋375元、衣料20余件、元宝28个、枪1支、刀1把、大牲畜53头、大烟30余两，其中一个叫屈从义的伪军大官，见吴学智老婆有几分姿色，提出想与之睡觉，遭到吴痛斥后，怒火中烧，硬是下令将吴等两人活活吊死，并强行睡了吴的老婆，临了还特别残忍的将牛角插入其下身，把她活活害死。
听完汇报后，解放军主任十分气愤，他动员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将其擒获，让这些作恶多端者受到人民政府的审判，他们有枪，硬拼会遭殃，我们先搞清情况，等团部来人后争取全部歼灭。
小分队继续前行，连续几日，反而打听不到这些匪徒的踪迹了。解放军主任意识到侦察路线出现了偏差，当即决定向高台骆驼城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挺进。
1950年4月初，也就是南线小组向西追击的时候，西线追击出现曙光，据骆驼城一位放牧老人回忆。曾见到过8个人，他们肩跨长枪、身穿皮袄，龟缩在沙漠里。立即追击，解放军主任一边派人给部队送信，一边带领西线小组和当地民兵组成的战斗部队向沙漠挺进。
4月9日早晨，就在西线小组前进的路上碰巧遇到8个身穿皮袄的下山人，经盘问为北山放牧农民，此行是回家驼粮食和蔬菜的。正当双方擦肩而过时，解放军政委大吼一声；站住，不许动。这几位下意识的站住后举起双手，其中一位脱口就说：长官，饶命，饶命啊！
经审，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那8名匪徒，感觉到情况不妙，这些人将枪弹和抢来的财物埋在沙窝里，然后化装外逃，待情况有变后再返回武装。不成想还没走出多远，就被我剿匪部队生擒。
找枪难，范琪回忆，国民党民团土匪竟然找不到枪埋在哪块沙窝里，两天两夜，加上增援部队，百十号人就是找不到几杆枪。没办法最后还是在当地群众和放牧老人帮助下启获的，说来也怪，那个埋枪的沙窝子先前都翻过好几遍了。
其实，哪个沙窝子大形像都很相似，面对成千上万的沙窝子，就是当地老人确认其中一个它都很难，更何况这些残兵败将呢。
据土匪交待，那个强奸过吴学智老婆的土匪头子正是国民党中统驻张掖工作小组的头，名叫屈从义。
张兴珍之死
正当西线小组向肃南方向挺进时，南线小组接到案情，说：有一小股土匪于1950年4月中旬，将临泽一个叫张兴珍的大户地主杀害，同时抢走张兴珍白洋、元宝、被服和部分牲口，扬言，蒋委员长从西藏送来一批军用物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响、犒饷国军是老百姓的本份，谁为共产党卖命，谁就会人头落地。张兴珍不信，因此，宁死不从，结果被当场打死，张的长工马三娃帮张说话，也被土匪开枪打死。一时间，搞的四邻八社人心慌慌。次日，从城里传来消息，公安局保卫部抓到一个姓毛的，此人到处散布蒋委员长从西藏送来空投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响等言论，并且深入原张掖国立中学，妄想重新网络“三青团”和“救国青年先锋队”残部，目前已被控制。经审，上述传言都是假的、目的有两，一是制造恐慌，二是稳定土匪和反革命团伙的人心，实际上是敌人最后的垂死挣扎。
解放军副政委立即决定召开群众大会，通报了上述情况，号召群众稳定生产，积极揭发匪恶行踪，保卫社会主义新中国。
第三天，离开临泽沙河村，群众情绪归于正常，甚之帖出了“举报土匪有功”的大标语。
决 战 红 湾 寺
1952年，西南两线剿匪小组历经两年艰苦斗争，肃清三股残匪中的两股势力，其余土匪和青海方面的部分流匪被我牢牢牵制在肃南境内。解放军治安保卫团政委和主任于年初归队，其余人转入对关押人员的审察和档案整理工作中。春节后，肃南王文才剿匪游击队与高台驻军某师部分战士混编为张掖剿匪大队，统一装备精良武器，决意在红湾寺展开最后一战。
青海窜匪和国民党军统张掖小组组长周世祥匪部汇合后，由于生活习惯、民族风俗和政治意图上的分歧，经常发生内部斗争，虽守在一条沟里，但几乎不相往来。王文才剿匪大队认为时机成熟，于同年9月中旬完成战略包围，21日黄昏时分，红湾寺里杀声震天，散落在祁连山下的千沟万壑，到处枪声大炸。国民党残余，祁连山堂会死党、散兵游勇和穿入张掖境内的青海马匪们如无头苍蝇般东撞西碰，匪徒们意识到大势已去，便开始大肆抢夺马匹、粮食和帐篷，甚至互相开枪射击，哭喊声响成一片。太阳落山时，战斗停止，我解放军剿匪大队向山谷喊话，大意是，跟着马匪前途暗淡，土匪也有父母家人投降缴械是唯一出路。于是一部分人主动投降。据他们交待，山里大部分土匪已临近绝望，马匪欲弃沟逃亡，准备从芦沟方向择路突围。我剿匪大队立即组成精兵强将，在投城人员引导下，迅速强占了芦沟突围点，待等迎接来犯之敌。
次日天亮，一股马匪向芦沟我军守点逼近，一时间枪声又起，土匪遭到迎头痛击，倒了一大片。同时，红湾寺战场再次打响，土匪残余势力无力反抗，很快举旗投降了。
芦沟突围即告失败，部分马若非沿一条险峻山沟逃窜，其余全部被歼。
这是我祁连山剿匪系列活动中的最后一战，匪头目周世祥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堪称张掖剿匪史上对马匪的最后一战。
经查，国民党民团组织谢敬元、王金贵、黄金良，马德仓等50余名罪大恶极者，包括一挺机关枪、3000余发子弹，一批长枪及其它装备，包括衣物、草料和马匹等均被我悉数缴获。值得一提的是电台亦被缴获，据土匪交待，那部电台他们始终没用过，土匪当中没人会用此物。
布鞋店老板说，政府我要报案
肃南一战结束后，剿匪工作转入审讯落实阶段。一天，布鞋店老板推开公安局房门说，政府，我要报案。
他说：从前，国民党官兵和马步芳300旅军需土匪经常到他店里敲诈勒索，其中有一个名叫毛玉林的蒋军骑兵团连长帮了他，自那以后两人便成了好朋友。前几日，毛对他说，要做好反攻大陆准备，要注意搜集情报，并要他和公安巡警熊长贵取得联系，熊有许多情报要传出来，布鞋店就是新的联络站。
1952年3月24日熊长贵被抓。经审，一部分留守在城内的特务、土匪和潜伏人员浮出水面。次日，国民党马匪特务杜兴善，何子厚等包括部分回城、回乡的老牌土匪悉数被抓。
张掖剿匪历时3年，共剿灭土匪130余人，抓获1000余人，经人民法院判处枪决20余人，判刑70余人，管制4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