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建国例行性的每年一至二次带美国学生来华实习，而我则成了他来华之例行性必去搞讲座的一人，今年亦然。

　　     北京风凉了几天，那绵绵小雨下得京城有了丝丝凉爽，会让人恍然间觉得又迎来了一个和煦的春天，只是一错觉，很快天空脸色一变，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桑拿的气候，闷热、潮湿且又让人烦躁。

　　    我如约赶赴北京南边的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建国告我这是一座五星级酒店。

　　    因为是周末，又赶上我上路的点是下班高峰期，一路拥堵。说好了六点半到，我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但一眼望不到头的堵车还是让我绝望，心想我一准要迟到了。

　　    还好，沿着三环主线一挨过了双井桥，车流便顺畅多了。我还是准时到了，建国笑吟吟地在酒店外迎候我。

　　    你一点没变，他望着我说。

　　    我回瞅了他一眼：你也没变，我说，

　　    我们都笑了。

　　    建国领着我步入二楼的餐厅，执意要我点几道菜。我说我与朋友吃饭从来不点菜，因为不懂，而且我这人不讲究吃，有口饭吃就行。他说那哪行，接过了菜单埋头点了起来，我听他点多了，赶紧说，别，我吃不多，我最怕浪费，行了，不能再点了。建国犹豫了一下，看我坚定，就随我了。

　　    我们聊了一些阔别一年的话题，我告他我的后二部小说都写完了，如能顺利通过审查，到时请他提点意见。建国是美国一所大学研究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学者，我们还聊到了近来在国内学术界正闹腾的“学术抄袭案”，颇多感慨，造假都造到学术界了，哪还有什么清静之地儿？太可怕了，惟有叹息。

　　    我还对建国说，我知道你们在国外的学者大多是新左派，并不知国内真正在发生着什么，人民又面对着什么。建国说：是的，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还是受歧视，所以要背靠一个强大的国家。我说我理解，有些观念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我爱我的民族，正基于此，我不能容忍我看到和了解到的一些事实，因为你们看不见而我们却必须天天面对，这就是我们间的观念差异，但我始终保持独立性，不参与任何派别。

　　    建国说，王斌，你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你的粉丝肯定多。我说知识分子谈不上，粉丝也没有，只是我怀疑那些派别中人的思想的纯正性，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功夫在诗外，另有所图。建国说你主要是不太接触人，否则你肯定有不少粉丝。我说现在有意思的人太少啦！

　　    建国说他在美国的那所大学已被委任为终生教授，而且学院出于对他能力的信任又委托他办了一个孔子学院和中西文化研究所，美国政府为此专批了一大批钱搞研究：现在有钱了，还想请你来美国，你愿意来吗？建国问。我有点走神，我想起了上次受他邀请去美国讲学的时日，那是2006年，那一次的时间节点于我太不巧了，如果那一次赴美再晚几个月呢？心情有点复杂。

　　     是明年的九月，他又说。我说：行吧，语气不是有些犹豫。建国听出来了，知道了我的意思，便告我说明年九月他会组织一个中国电影的代表团来美国：我邀请你来。这下我肯定地点了头，毕竟不是孤身一人赴美，我不至再担心路途因语言不通而担惊受怕，有人做伴了，大好。建国又说，我搬了新家了，你还没见过呢，在一山上，风景很美。

　　    从他的口中我知学生们正在楼上看《英雄》，说好了八点在会议厅听我的讲座。我们准点去了，学生已然坐好，正瞪着眼瞧着我，眼神里满是美国式的天真与单纯。我扫视了一圈，有许多中国人的面孔，让我看着亲切，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美国式的，质朴与沉静，我很难在国内与她们同龄的的孩子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或许是西式文化熏染的结果？不知道，总之见了是让人有一番思索的。

　　    犹见其中唯一的一位黑人学生正拘谨地坐在后排，他长得太像奥巴马了。

　　    这是一个圈桌会议厅，我笑说，感觉像坐在联合国会议厅，而那位奥马巴总统正端然在坐呢。

　　    显然学生中许多人听得懂中文，马上有人开始大笑，建国微笑地将我刚才的话翻译了一遍，结果全场鼓掌，笑成一片，那位“奥巴马”先生更加不好意思了，他很腼腆。

　　    我先行说了一些中国电影的概况，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然后让学生们提问。

　　    没想到学生提出的问题一个个都挺深刻，让我微惊。他们年龄都不大，纯粹的九零后，大多还没踏上大学的门坎，在这么小的年龄段就能提出颇深刻的问题我不能不惊叹了，而我们国内的九零后呢，他们会像这群孩子这般思考吗？我还是不知道！

　　    我一直与他们坦诚交流，没有任何隐瞒与遮掩，有问必答，学生举手开始变得热烈了，这让我高兴。

　　     我的高兴不在于我回答了什么精妙之语，我的高兴在于我从他们的角度了解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与电影的态度与兴趣，如果没有这类交流我是不可能事前预想到他们的观点的。比如关于电影中的某种符号性元素。一位学生问，《英雄》在创作前是否考虑了是为西方人拍的，我告诉他一部电影要扩大它的国际语境就必须考虑到如何让外国观众的接受与产生影响，还有，就是如何传播本国的文化，如你提出的在《英雄》中反复出现的书法，我说，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书法就是书法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而在西方语境中书法不仅仅是书法，它还包涵了符号中国，这就是文化上的读解差异，这就是文化传播学中的一

　　个有趣的案例。

　　    这是我边上的一位美国长着一脸雀斑的美国胖女孩手机铃声响了，是摇滚的音乐声，她惊得一跳，赶紧在手袋里摸手机，可一直没摸着，脸上开始急得流汗了，一双惊恐的大眼在无辜地眨巴着，其他人都在望着她，她更加紧张了，她看向我，像是在求救，我向她示意表示没关系，她更加紧张了，这时我笑了笑，然后在椅子上随着摇滚节奏晃了起来，脚上打着拍子，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解了，所有的人都乐开了花。事后胖姑娘一再向我表示抱歉，我说没关系，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是很好！我愣了一下。你很好，她又加上了一句，脸涨得红红的。

　　    这次交流是愉快，不时地有欢声笑语散播开来，最让我快乐的是中国面孔学生的提问，我当时就在想她们如发言使用中国语言就好了，因为这张面孔容易让我产生错觉，仿佛她们就是国人。结果其中的两位中国女孩一发言居然就使用了中文，虽然时有障碍，但毕竟说出了本该属于她们的母语。我问，你们的国语是因为在家父母都说中国话吗？她们不好意思地点头，我说这就对了，脑子里装着双语的人一定会比单语种的我聪明，因为在思考时你们是在使用两种不同的语系，多了一重思维导向。

　　    时间太晚了，还有学生意犹未尽，仍在举手，建国说，今天就到这了，太晚了。学生们开始鼓掌，并对微笑致意，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因为他们的认真提问。

　　     大家聚在一块照了不少相片，除了合影，我还扎扎实实地当了一回道具，学生们挨个跑来合影、签名，然后客气地用中国话说一声：谢谢。最后我要求所有在场的中国面孔与我合一张影，她们开始欢呼，快乐地聚在了我的周围，临到快门即将按下时齐声高叫一声：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