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很重视神童的，汉代的孔融、唐代的李泌与刘晏、宋代的方仲永，都是历史上的神童。对神童的关注延续到了现代。记得1978年时，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一个叫宁铂的神童，他2岁半已能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后来，宁铂被破格录取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生。

　　13亿人口的中国从来不缺神童，但神童的地位却是起起伏伏。一下子被捧到天上去，一切都是特殊待遇；一下子又摔到地下，什么都没有了。其实，神童的地位和最终发展，反映了一个社会对教育是否理解和重视。如果神童生活在一个科学、宽松的社会环境中，那是神童的幸运；反之，如果没有宽松的社会环境，神童的迹遇往往会变成悲哀。

　　在内部讨论教育问题时，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讲了一个例子，他的一位同学的孩子，现在上大学二年级，考大学那年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会。这个孩子从小就是物理奇才，还喜欢数学，他的业余爱好简直匪夷所思——喜好研究电磁炮。这种在美国大片《变形金刚2》中以科幻形式展现过的尖端武器，就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院士恐怕也要干瞪眼。但这个孩子就是喜欢，他自己设计制作了两级火箭，而且居然发射成功了。由于当时是在奥运会期间，这孩子因此还被北京市公安部门抓了起来，关了两个礼拜。

　　像这样的孩子，如果按照常规教育，让他在常规环境中发展，恐怕很难真的成才。但他们显然都是极具天赋的天才少年，如果给予适当的环境让他自由发展，那很可能在某个方面会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在国外，从古至今也有很多神童的案例。对现在有借鉴意义的，是现代西方社会对这些神童的教育及提供的环境。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神童，他三岁半开始读书，以生物学和天文学初级科学读物启蒙。七岁时，他开始深入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甚至超出了他父亲的知识范围。他在哈佛、康奈尔等多个大学接受了跨学科的教育，于18岁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写了《小的就是美好的》一书的舒马赫，从小也极具天赋，他22岁就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经济学了。鼓励天才的发展不仅是大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众多的科学机构，都为各种各样的天才少年提供很多实现人生目标的机会。如在“勇气”号火星登陆计划中，火星着陆系统的总工程师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华裔科学家李炜钧。

　　对比中国的教育发展环境，我们相信，很多天才少年的人生轨迹很难放出创新的异彩。虽然近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断强调科技创新，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官员都是如此，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教育体系，为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发育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我们的社会中是否真正具有了尊重科技、鼓励创新的文化？

　　自然博物馆是个很好的观察窗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的房地产火爆到天上去了，钱是大把地赚，但中国有几个城市建设了“自然博物馆”？我们的各个城市和教育部，虽然大搞教育产业化，国内的中学向大学送出了无数的名校生，但他们有自己的自然博物馆吗？很多名校生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之下，最后除了升官发财之外，有多少成了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或是成了真正的科学栋梁？……所以，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自然博物馆比高考成绩更重要，科学的启迪甚至比科学成果更重要。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我们大喊科技创新的今天，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自然博物馆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侧面。但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呼喊，为孩子们争取更多的保持兴趣与好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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