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美之间存在一种“金融恐怖平衡”。美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富机制”，通过“融资→购买金融资产（增值）→再融资→购买新的金融资产（再增值）”的循环，获得不断增大的投资收益，近年来美国巨额外债奇怪地消失了。奥巴马总统提出新的经济战略，可能使得中国不能通过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出口增长。促进中美经济再平衡，加强双边对话和政策协调很重要，但我们不能指望美国会做出过多的政策让步，而是主动做出战略调整，建议采取“四大政策措施”、推进“四项综合改革”、实施“四大金融方略”。

　　关 键 词：中美经济；再平衡；对策建议

　　Abstract：There is a kind of terrifying financial balanc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US has a unique mechanism in the world to make wealth and investment returns endlessly through a circulation which starts from financing to purchase financial assets, then to refinancing to purchase new financial assets. In recent years, huge US debt has surprisingly disappeared.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s put forward a new economic strategy that may make China more difficult to boost export 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US economic recovery.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bilateral dialog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to achieve economic rebalance between US and China. However, we can not rely on US concession. The paper suggests four policies, four comprehensive reforms and four financial strategies to provide active policy adjustment.

　　Key word：US and China economy；Rebalance；Policy suggestion

　　

　　一、中美经济不平衡和再平衡问题的提出

　　（一）中美经济不平衡问题的提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提出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称中美之间是一种“金融恐怖平衡”。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弗格森过高估计了中国能尽的国际责任，确有忽悠中国之嫌，而萨默斯则在无意中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忙于储蓄，美国忙于消费；中国忙于生产，美国忙于享受；中国忙于出口，美国忙于进口；中国忙于挣钱，美国忙于花钱和印钱”的不合理分工格局，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美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富机制”。美国人习惯于不储蓄、只消费。多年来美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接近或低于零的水平，但美国通过“融资→购买金融资产（增值）→再融资→购买新的金融资产（再增值）”的循环，美国投资者获得了不断增大的投资收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股价上涨和房价上升产生了“财富效应”，促进了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美国还拥有不受节制地从“直升机”散发美钞的特权。最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中国不仅成了美国的生产基地，同时也事实上成为美国的银行。美国用美元从中国购买廉价商品，中国赚取美元后又不断增持美国国债，形成一个绝妙的商品和货币双边循环。

　　这一循环是借助于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完成的。中国储蓄部分转化为美国消费，成为美国从中国进口廉价商品订单；部分转化为FDI和热钱回流中国，从中国获得更高投资收益。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依靠借钱过日子的国家，几乎每年美国财政都是赤字，国际收支也是赤字，长期实行所谓的“双赤字”政策。近年来，美国每年都有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且呈增长之势。按理，美国对外负债额应该逐年增长，但实际上，美国在2001~2004年的对外债务总额却一直稳定在2.2~2.4万亿美元之间，这本已不正常，因为四年里美国每年新增国际收支赤字大约4000~6000亿美元。但从2005年起，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增加到每年7000亿美元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而美国外债总水平不升反降，美国巨额外债奇怪地消失了。

　　美国巨额债务消失有三个渠道。第一，美元贬值。在美联储毫无节制地滥发美钞情况下，美元处于长期贬值状态，实际上是直接赖账。第二，美国对外存量资产增值。原因是美国对外投资获得了高收益，例如美国几乎零成本地通过发行国债从中国借来美元，然后以FDI形式转投于中国的高盈利部门，获取不低于15%的投资回报。第三，美国对外存量负债贬值。在美元贬值状态下，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缩水。美国擅长的这种“借鸡下蛋”和“空手套白狼”式的资本运作，运作水平之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三）中美经济再平衡问题的提出。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中美经济这一“传统”的分工格局。目前美国正在推行新的经济战略：通过重振新型制造业发挥美国科技优势，通过实行技术和资本移民政策引进人才和资本，通过设立“出口促进内阁”推动“全国主动出口”，最终实现“石油美元”向“碳美元”转变，重新确立强势美元地位。2010年初，奥巴马总统提出美国未来五年出口翻番计划，此举意在增加就业和促进结构调整，结果很可能使得中国不能通过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出口增长。在1990年前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居民储蓄率约占GDP的6%~10%，1997年后下降到了2%。未来几年，预计美国居民储蓄率至少要上涨5个百分点，意味着美国消费率将下降同等幅度。考虑到美国经济规模约为中国3倍，因此中国消费率应该有更快的增长才能实现中美经济平衡，实现这一目标难度极大。

　　二、中美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中美经济不平衡有六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美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与美元国际地位密切相关。“特里芬难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内在原因。但是，目前美元仍然面临既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为全球提供流动性，又要维持美元稳定的两难选择。这种状况迫使美国经常惺惺作态地行强势美元之“虚”，同时又肆无忌惮地行美元贬值之“实”。

　　（二）收入水平差异导致消费需求不对称和贸易不平衡。消费结构通常随收入水平提高而逐渐升级。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自然集中在生活必需品上，因此恩格尔系数较高；相反，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则会选择购买高端产品。但无论收入水平高低，都要购买生活必需品。中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为生活必需品）有成本优势，导致美国大量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美国生产高技术产品（属于高档产品）有比较优势，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因此对美国高端产品需求较少。

　　（三）美国长期实行对中国技术出口限制政策。美国作茧自缚、长期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限制能源、资源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特别是对中国采取违背WTO精神的歧视性政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少了美国出口，让德、日等国获得了更多的出口机会。2009年日本对华出口达1300多亿美元，而美国对华出口只有696亿美元。美国限制对华技术出口抑制了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加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

　　（四）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增加了美国消费和投资需求。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过剩流动性，人为造成美国资产升值和“财富效应”；结果必然是美国消费和投资需求无限扩大，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依靠进口。同时，美国还通过超发美元纸币进口和囤积石油等稀缺资源，导致世界油价上升，这又促使美国花费更多美元购买石油，加剧了美国经济内外失衡。

　　（五）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存在巨大差异。通常情况下，储蓄大于投资表现为净出口为正或贸易顺差，储蓄小于投资表现为净出口为负或贸易逆差。中国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贸易顺差，美国低储蓄率导致大量贸易逆差。形成中美储蓄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人具有节俭的美德，而美国人偏好寅吃卯粮。

　　（六）国际产业转移促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具有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跨国公司纷纷将工厂迁到中国，这种“两头在外”代工模式必然产生顺差。中美贸易顺差实际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在中美贸易中，一般贸易约占40%，加工贸易约占60%。在加工贸易中，跨国企业约占56%。另外，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国界日渐模糊，传统统计方法已难以客观反映国家间贸易关系。

　　三、促进中美经济再平衡的对策建议

　　  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施压人民币汇率等单边主义政策，无助于解决中美经济不平衡问题。笔者主张，应该加强双边对话，协调两国政策，保持良性互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但是，我国不应该只是被动反应，而是发挥主动引导作用，采取“四大政策措施”，推进“四项综合改革”，实施“四大金融方略”，以促进中美经济早日实现新的平衡。

　　（一）采取“四大政策措施”

　　1、加大对美国直接投资，增加从美国进口，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到美国投资办厂；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逐步开放我国服务业。

　　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开辟新的市场或扩大原有市场，减少对美国依存度。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

　　3、调整对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及时引导和调整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4、将部分外储用于海外资源收购和民生领域境外支出。变“赚汇为主”为“用汇为主”，实施藏汇于民政策。在充分保证国际贸易结算和应对资本外逃突发事件需要前提下，改革用汇政策，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支持力度。

　　（二）推进“四项综合改革”

　　1、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富士康“12连跳”事件表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代工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应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和低污染企业；加快发展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

　　2、建立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机制。借鉴印度经验，提高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加速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建立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社会环境。

　　3、稳步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我国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人为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短期竞争力，但实际是“补贴”了跨国公司，有悖于我国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让我国出口商品具有真实成本，既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更准确地接近真实均衡水平，也减少了升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

　　4、大力培育农村市场，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目前农村消费水平较低，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建议每年提高我国城镇化率一个百分点，通过加大公用事业投资来拉动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和增加就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三）实施“四大金融方略”

　　1、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一个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一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目前流动性过剩市场环境正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的良机。鼓励金融创新，扩大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试点范围，推出备兑权证等创新品种；做大创业板市场规模；在天津和重庆进行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OTC）试点；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将OTC市场扩大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武汉、西安、济南和沈阳等九个中心城市，逐步建立九个区域性金融中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商品期货产品创新，争夺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

　　2、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坚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恢复盯住“一篮子”货币策略，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根据我国经济承受力合理安排升值时机、幅度和节奏；既要保证出口不明显下滑，又对企业调整结构和技术创新施加适度压力。目前人民币汇率保持每年不大于3%的升值幅度，不会对出口和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也不会给国际热钱可乘之机。保持汇率政策灵活性，淡化人民币升值话题，创造一个较宽松的外部国际环境。

　　3、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在国际收支逆差条件下和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甚至贬值过程中实现。应该抓住人民币面临长期缓慢升值压力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上可选择先“周边化”后“国际化”的路径，推进与东盟和中日韩（10+3）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往来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不可贸然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

　　4、充分发挥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中的突出问题是境外缺少人民币，必须把钱“借出去”——这是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发放日元国际贷款给我们的启示。建议在上海和香港开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加快推出上海国际板市场，吸引国外企业到上交所和港交所上市和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取消港币与美元挂钩政策，代之与人民币挂钩政策，摆脱风雨飘摇的美元经济影响，为内地经济设立一道金融安全屏障。

　　总之，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是难以得到的。实现中美经济再平衡，加强双边对话和政策协调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指望美国会做出过多的政策让步，我们应该主动做出战略调整，关键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