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哲
汉水文化的构成是多元的，它既包括楚文化，还包括与楚相关的其他地域文化，尤其是在楚文化形成的早期，这种多元文化互融的状态更是非常明显。而在现今的汉水文化研究及楚文化研究中对早期楚文化和春秋方国文化都是持回避态度的，这就造成了对汉水方国文化和早期楚文化研究的空白。而这些分布在汉水流域的大大小小的古方国与楚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为，楚文化对方国的影响，以及方国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所以要研究汉水文化、楚文化，对早期楚文化和汉水方国文化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早期楚文化的变迁与楚国和汉水古方国的关系，联系十分紧密，楚文化既包括有中原文化的成分，也包含了南方原生部落的文化成分，所以把汉水流域的古方国联系起来，系统考察，对楚文化进行探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是这项任务十分繁重，头绪十分复杂，没有人系统地进行整理。汉水文化研究中，楚文化是热点，其他古方国只是附属，研究汉水古方国只能以楚为参照，所以研究资料十分有限，原始资料更是少见，随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楚同期的汉水方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文化背景远非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些方面楚国正是从他们那里取得了经验。虽然这些方国最终都被楚国所灭，但遗留在历史背后的文化问题还有待解决。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工建设，对汉水流域的考古发掘必将引发汉水文化研究的又一次热潮。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地域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根据目前试掘情况，有关专家断言，南水北调库区的文物总量和文物价值将会远远超过三峡，该地区将成为建国以来我省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1]P1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归类，找出汉水流域古方国之间的谱系，分析古方国的类型，并指明汉水诸国与楚之间的关系，揭示汉水古方国在汉水文化研究中的价值。
一、汉水流域古方国的类型
三千里汉水总的来说包括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的8个地区，近40个县。主要有丹江、堵河、南河、唐河、白河、涢水几大支流。这一地区自古就是人类文明的发详地之一，早在100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方国林立，是周代封国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春秋早期，沿汉水及其支流，大大小小共分布着约18个方国，汉水中上游的巴、庸、麇、绞、鄀、谷、邓、卢、鄢、罗、吕、申12个方国，汉水下游支流涢水流域分布的唐、厉、曾（随）贰、郧、轸6个方国。本文着重讨论这一时期的方国分布状况。
对上述18方国，根据其自身属性和地域分布，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以庸、巴为代表的原生部落方国；以唐、曾、郧、轸为代表的周代姬姓封国；以麇、罗为代表的楚系芈姓封国。
在汉水流域，最古老的原生部落方国大多在汉水上游，以庸国为代表，它早在商代就是侯国，《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其助者有“羌、髳、庸、蜀、微、卢、彭、濮”。微、彭皆指水名，因此《尚书》所载实指六者，其中，庸、卢、濮皆处汉水上游，武王伐纣，周誓孟津，号称八百诸侯而独载其六者，可见，这一地区在商周时期重要的地位。[2]P589卢，又称卢戎，南蛮，沿微水（南河支流）而居；濮人是商代奴仆的重要来源，沿彭水（即今南河）而居，称彭族。这一地区周时成为谷伯封邑。濮人一直是松散的部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
巴国与上三者有别，巴国本是巴人的聚居地，在川陕交界一带，后周武王灭殷后以其宗亲封于巴地称子爵之国，其国君是周朝姬姓宗亲，其子民却是巴族百姓，这种构成与上三者是不同的，但就其构成类型来说，庸、卢、濮、巴都是原生部落形成的方国。
汉水流域地势平缓、水土肥沃的地区，以中下游平原为主，周王为了扩其南土，将北方姬姓宗亲封于此地，称“汉阳诸姬”，同时也分封了中原的其他庶姓，形成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方国。周初，这一地区是封国最为密集的地区。其中姬姓国，如随、唐、贰，姜姓如厉、吕、申，偃姓如轸，允姓如鄀，赢姓如郧，曼姓如邓。[3]P135“汉阳诸姬”的南下，将中原文化带到南方地区，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互相交融。不同民族杂居，十分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于是形成了与北方中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色文化形态。
楚国早在商时，就迫于商的压力，从中原南迁至汉水，周成王时定都丹淅之会的丹阳，早期楚国与周王朝的建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相传，楚先祖鬻熊是周文王之师，他为了营救西伯，把纣王所求珍宝献给纣王，从而使周文王得以获释。可见周文王立国与楚联系紧密。鬻熊后第三代孙熊绎在周成王时受封于楚蛮，“号为子男五十里”，居丹阳。此时楚国比较弱小，为了扩展势力，楚国向南方汉水下游发展。为了守住汉水上游地区，楚封同姓宗亲于故地，麇国即是楚国的同姓之国，在汉水上游，鄂西北郧县西部。熊姓罗国也是楚国的同姓国，位于襄阳宜城。楚文王时，楚迁都于郢，罗亦随楚迁至枝江。从楚国同姓国的分布和迁徙状况也能很明显地看出楚国从汉水上游向汉水下游发展的历史轨迹。
以上三种类型从大的方面说明了汉水流域古方国的构成情况，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楚文化构成的核心内容，大体上也包含了这三种文化因素，即楚自身的文化因素，中原文化因素，以及汉水以南原生部落方国的文化因素。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楚文化是与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它并不是单一发展的，而是随着楚的不断强大，逐渐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楚文化壮丽恢宏的文化特质。
二、汉水流域古方国分布概况
汉水流域古方国的分布也很有特色，以汉水为界，汉水以北是“汉阳诸姬”及众多中原方国的地盘，汉水以南为南方原生部落和楚国所占据。这种地理格局最终为楚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有利条件，汉水成为其天然屏障，楚国利用这一屏障，创造了独立发展的机会，最终由不过百里的小邦，发展成为地方五千里的大国。
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中随国在今湖北随州，唐国在今随州西北，枣阳县东南五十里。贰国在今湖北应山，厉国在今湖北随州市北厉山，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吕国在今南阳市西，轸国在今湖北应城市西，鄀国在今湖北宜城县西，郧国在今湖北安陆，邓国在今湖北襄樊市北。[4]P22这些中原封国均在汉水以北，可以看出周朝封国是以汉水为界的，汉水以北是早期周王朝的势力范围。
汉水南岸有楚系方国，还有南方古老的原生部落方国。楚系方国中，麇国在今湖北郧县西，罗国早期在今湖北宜城，后随楚南迁至今湖北枝江，还有芈姓夔国，位于湖北枝江，与楚同宗，后被楚成王所灭。这是几个有确切记载的楚系封国。楚国由丹阳迁都于郢的南下过程中，肯定不止这几个封国，一定还有其他封国，只是不见于史籍罢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事实真相，还需要我们去挖掘研究。现在汉水流域的考古工作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地区文化流变的复杂性，早期楚国的面貌是什么样子，它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强大的，要弄清楚国历史，必须要弄清与楚同宗的楚系方国的历史面貌，只有这样，对楚文化的研究才会更全面，更有深度，所以研究楚系方国是楚文化研究，特别是早期楚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汉水南岸的原生部落方国中，庸国在今湖北竹山，巴国在今川陕交界汉水与长江之间，国都位置尚不清晰，有人认为其国都在陕西安康，有人认为在今重庆市（古称江州巴县）。庸国和巴国至少在商代以前就在汉水流域繁衍生息了，是原生的土著部落，历史悠久，具有十分重要的民族学研究价值。庸国和巴国都曾随周武王伐纣，是周重要的诸侯国。在春秋早期，这两个方国实力较为强大，楚国强盛以后，首先进攻的就是庸国，这说明庸国的雄厚实力已经对楚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另外百濮部落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原生部落，史料载“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夷”，濮是很古老的一个民族，商周时分布在汉江以南的地区，濮人是商朝奴仆的主要来源，[5]P47他们分散成许多小部落，没有形成统一君长，故称百濮。
三、几个有重要意义的汉水方国
汉水流域方国林立，具体数目历来没有统一说法，但若干具有代表意义，实力强大的方国在史籍中多次被提及，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如巴、庸、麇、随、申等，它们与周王朝，与楚国都有重大而紧密的联系，值得系统梳理。
巴国是周朝南土的封国，国君为姬姓。春秋时期，巴与相邻的楚有较多往来，且曾通婚，见于史乘“楚共王与巴姬埋壁”，巴人被称为南蛮，与其国君不属于同一民族。周武王付纣，巴国也是力量之一。巴原本较强大，楚武王时，楚巴联合打败了邓国；楚庄王时，巴人帮助楚国消灭了汉水上游实力强大的庸国；到战国中期，还曾与蜀联合伐楚，此后逐渐衰弱，连长期作为其政治中心的四川重庆一带都放弃了，退居到北方的阆中。巴国与相邻的蜀国世为敌国，连年交战，两国实力损失很大，秦国趁这个机会，进攻巴、蜀，巴国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时被秦灭国。
庸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据史料记载，庸为商时侯国，位于今湖北竹山县境内。周初，武王利用庸、蜀、羌、髳及荆楚诸国联合，以小邦周灭大国殷。他们帮助武王完成了灭商大业，周灭商后封庸为子爵之国。也就是说庸国是春秋早期较大的方国之一。楚国在汉水流域发展较快。而位于汉水上游的庸国势力强大，对向北扩张的楚国构成了威胁，因此，楚国早期国王熊渠出兵伐庸，由于当时的楚已经强大起来，庸国无法与之抗衡，就只能依附楚国成为楚的附属国。楚庄王三年，楚国遭遇大饥荒，鄂西山夷戎人伐楚，已臣服于楚的庸人、麇人不满楚的统治压迫，率百濮聚于选（湖北枝江）楚国当时正与北方中原诸国交战，无法两面御敌，于是"申息北门不启"对北方诸国挂免战牌，全力对付来自西部的部族入侵。楚国首先出兵驱散了各自为阵、组织松散的百濮军队。师至句澨（均县废治西）攻庸，至庸方城（竹山县西四十五里有方城）。庸人凶猛抵御，俘获了楚国军官杨窗。楚调句澨大师，起王卒，动员全国军队合在一起，向庸国进发，同时又派师叔以骄兵之计怠庸。最后，楚庄王亲自上阵，在秦人、巴人的帮助下打败庸国军队。公元前611年，楚师灭庸，百濮部落被迫重新臣服于楚。由于庸国故地战略地位重要，战国后期，秦楚之争，这里是朝秦暮楚之地。顷襄王十九年"秦攻楚，楚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从此，庸国故地从楚国划入了秦国版图。
与庸国相邻的麇国属芈姓国，与楚同宗。早期楚人在汉北发展时，麇国与楚国属同姓之国，有亲属关系，比邻而居，互为唇齿，后楚都南迁至郢都后，两国关系日益疏远。麇国在汉水上游影响较大成为百濮的首领，由于古麇国部族众多，疆域广大（含今丹江、两郧、房县）地区，所以在春秋早期，麇国是秦、楚、巴、庸等部落中实力较为强大的方国。楚南迁后，定都于郢，占据了沃野千里的江陵地区，楚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楚国发展迅速，已远远超过了远在鄂西北山区的麇国，此时的麇国与楚国也早已脱离了亲属关系，为了谋求扩张，楚对汉水上游的庸国、麇国发动了进攻，麇被迫屈从于楚的意志，成为楚的附属国。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为了图谋霸业，在厥貉（河南项西县）召集陈、蔡、庸、麇等方国会盟，相约联兵伐宋。麇国国君不愿为楚国势力北进充当炮灰，在会盟中途脱逃。史书记载"厥貉之会，麇子逃归"这引起了楚穆王的强烈不满。公元前616年，楚穆王派大将成心伐麇，"败麇师于防堵"，后来，又派楚将潘崇再次伐麇，"至于锡穴"。楚军攻入麇国都城锡穴，但并未灭掉麇国。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戎人乘机伐楚。在楚国内忧外患之际，麇国认为报仇血恨、反扑楚国的机会到来了。史书记载"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阪高"庸、麇、戎、夷、百濮结盟而伐楚，对楚构成了巨大威胁。楚国几乎迁都避难。但由于联盟内部各自为阵，缺乏统一领导，再加上楚国的全力还击，楚庄王亲征鄂西，联络秦国、巴国，将百濮部落联盟各个击破，经过交战，先灭了庸国，麇国孤立无援，随后也被灭掉。这次阴谋造反使麇国最终走向了灭亡。
申国在今河南南阳，申为姜姓国，是伯夷之后，与周太王之妃太姜有姻亲关系，所以得封，所以西周初期已有申国存在，但其始封地并不在南阳而在陕西。西周晚年时，申伯是周宣王之舅。宣王十分信赖他，把他封到谢邑（即南阳），让他防守周朝的南大门，并控制南方。宣王为此给以隆重的赏赐，并亲自饯行。这件事是宣王中兴巩固周期统治的一件大事。而这一招确实有一定效果，楚国的势力在西周末年春秋初年，确实受到了抑制。但好景并不长，宣王之子幽王娶申侯（申伯之子）之女，但幽王却极宠爱美人褒姒，于是废了申后及所生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生的伯服为太子，宜臼投奔申国。由于申与缯国及西戎交好，且实力强盛，幽王伐申，申与缯国、西戎联合伐周，导致了西周的覆亡。申侯其他诸侯拥立原太子宜臼为周平王。由此可见，申在两周之际历史上起过特殊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主导了两周的交替，因此它有着特殊的价值。申国在东周很快衰落下去，由于周的衰落，申也失去了周的王权支持，很快被向北扩张的楚国所灭。其灭亡约在公元前687年至677年之间（楚文王在位时），此后申成为楚的北方重镇。
随国也称曾国，属姬姓国在今湖北随州，随国在春秋时期比较强盛，《左传》说“汉东之国随为大”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熊通侵随，随侯作了准备，未能得逞。公元前704年，楚再次伐随，虽然取胜，但未能占领随国，只结盟而还。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死于军中。楚武王为何要急切地进攻随国？因为随是周朝分封的“汉阳诸姬”中实力最强大的方国，降服了随，就可以威慑他国，为楚国势力向汉水以东推进铺平道路。其次，随是姬姓国，战胜了随国，楚可以通过随国向周王室请求晋封爵号。所以楚武王在世时三次伐随。结果，周王朝并未给楚国加封爵位，于是楚武王僭号称王，楚王称王由此而始。由于随国实力强大，随楚多次交战中，楚始终得不到实质性的胜利，而汉东诸国经春秋之世不亡的，惟有随国, 可见随之强盛。随对楚也采取臣服依附的低姿态，取得生存空间, 而在吴人入郢，楚昭王出奔楚国险些灭亡的关键时期，随国并没有对楚落井下石。
吴王派人到随国索要昭王，随人回复吴王“昭王亡，不在随”，吴人要求搜查，被随国拒绝，吴人只好离去，由于随国的藏匿保护，楚昭王的性命得以保全，楚得以复国，楚人念及随国的恩德，与随国交好，并承认随的诸侯地位。也可以说汉水流域惟一未被楚灭国的也只有随国。
四、楚文化结构与汉水方国类型的关系
汉水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商代以前的文物遗存数量极少，但周代文物遗存则相当丰富，无论从数量或是从考古价值上说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文物大多是与汉水流域诸方国相联系的，可见周对南土的经营主要在这一地区，通过汉水，从上游不断推进，分封了“汉阳诸姬”，把中原文化带入了汉水流域。在楚国强大以后，分布在汉水流域的小方国，被楚蚕食或侵吞，逐渐依附于楚，或被楚灭国，楚文化逐渐占据了这一地区，成为主导。由于楚文化的发展是与中原文化相区别的，也是相对独立的，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域色彩。楚人尚奇丽，尚灵秀，楚文化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化特色为后人所敬仰，是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一朵奇葩。
要研究楚文化就不得不提楚文化的构成，这种文化构成对楚文化的形成十分关键。楚国早在商代就开始在汉水流域活动，早期在汉水以北，丹水之阳，春秋早期，楚文王迁都于郢，楚人从此主要在汉水以南活动。楚国地域迁移可以说明，在西周时期，楚在汉水以北，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而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已经相对独立，开始自由演变了。这种变迁不仅体现在地域迁移上，从楚国与周朝的历史关系也可得到证明，楚先祖鬻熊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到第三代楚王才正式获得子爵封号，这对楚是不公平的，楚族人已经开始不满，随着楚国的不断强大，楚人的自尊心也越趋强烈，多次提请周王晋封爵号。周王不听，于是，楚武王自立为王，为了避免周朝的讨伐报复，楚武王的儿子楚文王迁都于郢，楚与周王朝的距离终于彻底拉开。这两种迹象都表明，楚国在春秋早期就已经与北方中原文化有了很大距离，楚文化已经开始独立发展。
楚人南迁先与庸人、濮人、巴人接触，所以早在春秋时期，楚人的文化构成中就融入了庸人，濮人、巴人的文化因素。后来楚灭汉阳诸姬，又将汉水以北的中原方国文化吸收到楚文化当中，所以楚文化的构成向来是多元的。庸人、濮人、巴人是汉水流域原生的土著部落，他们更先于楚在汉水活动，因此他们自身的文化应是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和古老的原始特征。楚在南下的过程中不断与庸人、濮人、巴人接触，逐渐融合吸收了这些文化特征，并把它们与楚文化自身相统一起来。可以说这种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楚文化自身特色的形成有很直接的联系。在巴蜀文化的文化发掘中，青铜器中的礼器、形制、纹饰多与楚器相似；而在楚文化的发掘中，荆门曾发现巴式铜戈，淅川下寺楚墓亦见有巴式柳叶形剑，1959年，湖南发现的“楚公秉戈”从文字看应为楚戈，但其形制却与巴式铜戈相同。在很多地区，巴式文物与楚文物是共存的。[6]P53
这即体现出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汉水流域原生部落的土著文化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无论是从民族学还是从文化学角度上说，它都具有原始而深刻的意义内容。
楚国在汉水南岸发展是先向北后向东扩张的，它先控制了汉水上游的原生部落方国，东渡汉水，开始了对“汉阳诸姬”的争夺，在对北方中原方国的不断兼并过程中，楚既把楚文化带来这一地区，也从这一地区取得了中原文化的先进经验，并且把它们融入到自身的文化体系当中。楚文化的这种内部结构特征其实说明楚国文化是一种善于包容，善于学习，借鉴的文化体系，这样就保证了楚文化自身的先进性，这是中原诸侯所不及的，楚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先进的技艺被中原诸侯所仰视，从而对中原诸侯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说楚文化虽然发源于中原，但却在南方独立发展，广泛吸收，兼容并包，形成了自身特色，最终又影响到了中原文明。这种文化的发展形态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多元文化的进步性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它有着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楚文化的多元构成是大家所公认的，但若真正的分析清楚各个构成因素，必须从楚与各方国之间的关系入手，当那些小方国的性质得以明了后，楚文化的整个体系也就能分析清楚了。本文只是从汉水流域分布的各方国去探讨，当然这一地区是楚文化最集中的地区，有着很强的代表意义，从中得出的观点也基本符合历史的流变。楚文化的构成方式与楚地各方国的类型之间的确有着必然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有考古实物证明的，只是还没有全面发现，其中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楚国早期国都丹阳到现在都还有被发掘发现；巴人、濮人的族属还存在争议；等等，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汉水上游的考古发掘严重滞后，而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这项工作若得不到解决，那将是考古史的一大遗憾。有学者推断楚早期国都丹阳，极有可能在丹江口库区的龙城，而该地正好位于库区淹没地，丹阳地望是楚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若得不到解决，楚史研究将永远是不完善的，就好比遭弃的孤儿一样找不到出生的源头。楚文化的研究是复杂的，主要原因是它的构成复杂，史料奇缺；但楚文化的意义却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汉文化形成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其复杂而放弃对楚文化的深入研究，那些存在争议的课题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有可能改写我们所知的历史。所以研究楚文化，我们就要从历史的空白中做起，从我们未知的源头做起，对早期楚文化进行深入探索，这种探索是有深远意义的，这不仅是对楚文化，也是对民族文化的精神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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