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首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神秘的。他们的财富成长之路也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黄光裕及同时代的企业家，他们发家路径基本上相似：出生于社会底层；都很聪明，也很刻苦；从小都有强烈的出人投地的欲望。
富豪在大家眼中虽然是神秘的，但是本期我们采访的
时间长了，张小平发现媒体对富豪这个群体的“报道都是碎片似的，不能反应这个群体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于是就萌发了写书的冲动，相继写作了《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首富隆起——揭底中国顶尖财智阶层的生存怪圈》等数本描述富豪阶层的书，而近期他描写“阳光首富”的新书《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也已经出版发行了。用他的话来说，他的书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大时代、大背景、大社会中的小人物、小细节、小情感。
他认为无论是写黄光裕，还是描述刘永行兄弟，如果把他们从那个大的时代和大的社会背景中脱离出来，那么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无疑就是片面的、不客观的。只有把他们置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去，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的标志性意义所在。
《卓越理财》：能否谈谈这些富豪们的“发家史”？他们是如何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的？ 张小平：研究与探查他们的个人成长史和财富成长路径，对于总结中国经济过去发展脉络，以及洞察中国未来发展大势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丁磊是知识创富的典型代表。“人生就像酒心巧克力，谁都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酷爱看《阿甘正传》的丁磊，一心想要品尝到味道最好的那颗酒心巧克力，于是在1995年，他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把自己从待遇优厚的电信局“开除”。2年后，他创办了网易。 黄光裕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胆识、眼光和控制能力。黄光裕16岁便开始出来闯天下，然后在贩卖电器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家电零售这个巨大而空白的市场。当然，光有胆识和眼光还不够，要想成就大事，控制能力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对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从一无所有，到攫取、利用、借用，再到掌控和嫁接一切有利的资源，恐怕是任何大学里面也学不到的东西，但在社会这所残酷无情的大学里，黄光裕却能凭自己的悟性与坚忍深得其中的精髓。但遗憾的是，他最终丧失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在残忍的生存与商界斗争中，容易人性扭曲、失去平衡，从而迷失自己陷足于深渊，黄光裕在飞速前进的过程中未能很好地把控好手中的平衡木，最终陷入了原罪的泥沼和商业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 施正荣的成功，得益于他的知识背景，以及对大势的顺应。1988年施正荣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 其实，与其说是资本市场对施正荣的青睐，不如说是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青睐。中国的迅速崛起，让这个能源贫国变成了世界上能源消耗大国，而作为可再生资源的太阳能，便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最佳途径之一，能够有效解决中国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 张茵成功的真谛，最关键的是8个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废纸收购行业虽然看起来屑碎卑微，却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有着巨大和持久的市场供应量。而张茵的聪明之处，在于进行产业一条龙的尝试，果断地进入了密切相关的造纸行业。更难得可贵的是她的跨国运作能力，对资源进行了嫁接、互补和再造。 而张茵最大的意义，在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一句中国的古话：“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这给很多正在从事废品收购之类的街头小贩们以最亮的希望——干我们这行照样能出首富！ 杨国强应该算得上是“最土”的中国富豪了。与黄光裕从小出来闯天下不一样，杨国强几十年来却一直偏守一隅，把根深深地扎在顺德这片他所熟悉的土地中。透析杨国强早年创业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官商紧密结合的痕迹：他的发迹便是得益于自己在政府部门当“领导”的哥哥杨国华，因为有了大哥的照顾，他迅速成了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杨国强赚取了上百万的人生第一桶金；杨国强以后的“茁壮成长”，便是依赖于不少“贵人”的相助——几乎每一个从顺德起步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曾给杨国强提供过诸多便利。这种密切的官商合作，让双方达到了共赢。 在杨国强的脑海里，还有着根深蒂固的的宗室家族观念。杨氏家族是当地是一个望族——杨国强光兄弟就有8人，家族庞大、亲戚众多。他财富聚敛过程中的“贵人”是乡亲，多年来不离不弃的事业拍档是乡亲，而他从事建筑行业聚集的“子弟兵”建筑队也是乡亲。另外在香港上市，这种乡亲关系也帮了杨国强大忙——同为顺德老乡的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便各掷10亿港元认购新股，引发了众多投资大鳄的重注持股和68万散户股民的热力追捧，从而造就了又一个资本运作神话。杨国强可以说是深受“地气”的滋养。 《卓越理财》：他们有哪些品质决定了他们的成功？普通人是否也能复制这种成功？ 张小平：纵观这些富豪们，他们出身的家庭环境不一样、所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选择的发家行业不一样、发家致富的地域也不一样，但在他们身上却有着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超乎寻常的事业扩张及财富聚集能力。 在他们起步之初，他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有资金层面、政策层面、也有产业周期层面等等。在他们起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有成为未来首富的征兆，但一旦他们驶入了财富的快车道，就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甚至几年，完成西方富豪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高达几十万倍的财富倍增。 他们就像一片广袤无垠沙漠中迅速隆起的一片片巨型山丘，给整个沙漠注入了生气，也改变着沙漠的整体形态。然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还不仅仅止于此——他们能否围绕自己隆起的这个巨型沙丘，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生态绿洲？ 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政策的松绑，没有人民财富观念的转变，他们不可能像今天那样成为巨额财富的实际拥有者。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把知识、技术与商业模式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 当然，由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人性的贪婪，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在一些特定时期，利用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谋取过“不义之财”，但从总体上看，他们还是给中国乃自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正向的推动。 透析、叠加富豪们的变身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清晰脉络。中间，我们既可以体会到那些难以言说的潜规则、难以启齿的手段、难以忘怀的艰辛和难以琢磨的运命，也可以触摸到这些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坚硬品质——那就是勤奋、坚忍、智慧、眼光，以及对大势的顺应甚至扭转。这些，也是下一个中国富豪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卓越理财》：最近几年涌现的新富翁有些什么特点？ 张小平：在中国，如果单纯靠做实业一步一步积累财富，很辛苦也太缓慢，大批近年来崛起来的富豪，他们的财富神话大多是靠股市和房地产等特殊行业造就的。 比如潘石屹、张欣夫妇，2006年他们在排行榜上位列235位，拥有个人财富12.50亿元人民币，而短短的一年后，他们已经跃升至第7位，拥有个人财富高达30.8亿美元。股市以其魔术般的手段，让这对夫妇从众多富豪中脱颖而出，摇身一变为数百亿身价的巨富。 在“潜伏”了十几年后，顺德地产大鳄杨国强终于无所遁形，十分不情愿地浮出了水面。 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企业改制，取得了巨额的个人财富。 1969年成立的万向，其启动资金全部来自于鲁冠球个人投入的4000元，但在那个年代他不得不戴上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并成为体制内的“大红人”。但他并未像其他一些戴过“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家一样急功近利、急不可耐，而是一直在坚定、隐蔽、耐心地做着企业产权改革的工作。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鲁冠球才开始寻求企业的产权改革。当时他采取了极为明智的策略，那就是“搁置所有权，争取控制权”。1983年，鲁冠球与当地政府之间达成了承包的契约关系；1988年，鲁冠球又进一步采取“花钱买不管”的战术，从当时企业的3000万净资产中划出1500万作为当地政府的投资，与政府之间确立了投资关系，让万向变成一个股份化的企业。 这恐怕是全国乡镇企业最早的产权制度改革。鲁冠球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个产权设计外部边界清晰，内部边界模糊。鲁冠球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并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为日后的渐变留下无限的可能性。 在万向集团，虽然也执行内部持股计划，但所有者权益并未明晰到每个员工名下，而是为企业全体员工所共有。但在万向美国公司，鲁冠球却于2001年开始进行产权改革试点，独创了经营者基金，通过创造增量资产购买新股的方式，逐步转化为总额不超过40％的公司股权。 万向集团于2000年6月收购华冠科技，而直到4年后才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旗下的万向三农，让其成为华冠科技第一大股东。万向集团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万向三农则是鲁冠球和其子鲁伟鼎共同控制的私人公司。这无疑是鲁冠球在对万向产权关系明晰化方面所做的一次努力。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的企业改制也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沙钢的改制实际上从1998年就开始酝酿，方案几经易稿，到2001年初终于如愿以偿。在改制后的股权结构中，集体持股25%、职工持股30%、领导层持股45%、其中沈文荣个人持股17%。 但沈文荣当时对这个改制的结果有些许失望：“现在沙钢的政府股份达到25%，我当然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间，改制就彻底了。当初我坚持政府的股份应该在20%以下，但没有如愿，现在的结构就是要让我受制于政府。”2年后，沈文荣终于达成所愿，受让了集体部分持股，个人拥有的股份达到29.98％。 《卓越理财》：您最近的新书《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出版了，能谈谈您是由于什么契机来写这本书的？ 张小平：在写完《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以后，我觉得不应该对这个群体太过于悲观，应该有勇气去寻找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正面形象，于是决定写刘永行、刘永好兄弟。虽然我不敢保证刘永行、刘永好兄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没有一点原罪问题，但相对而言，他们的企业这是比较健康稳健发展的。在看到过多的问题富豪后，我们更需要树立和鼓励一些正面的富豪形象，让中国民营企业家逐步挣脱原罪的束缚，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卓越理财》：在您写作过程中，刘氏兄弟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张小平：印象最深的就是刘永好兄弟对官商关系的处理。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原罪是一个难以迈过去的坎，而政商勾结又是原罪中的最主要表现。当然，在社会的整个大背景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具体的个人在做出选择时还是有一定能动性的。在中国私营企业家群体整体性感染原罪病毒的背景之下，刘永行兄弟却是例外——他们从创业伊始便有意识地回避了原罪的陷阱，从而踏上了一条和谐发展、共同致富的康庄大道。 在对待政商关系上，刘永行兄弟一直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除了刘永好擅长于交际以外，兄弟其他三人都不太喜欢抛头露面，都是尽可能地回避应酬。刘永行曾经如此大倒苦水，“除非是非去不可的，比如说哪个地方的市长来啊，县委书记来啊，我一定要陪餐，但都只陪一餐；我最不擅长搞政商关系，这是我的弱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企业发展，刘永行兄弟希望在当地征一部分土地。正是因为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让主管部门有了巨大的支配权和寻租空间。面对当地县土地局长的明显的索贿行为，刘永行兄弟却表现出了不通世故、冥顽不化。 四兄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坚持要走前门进。他们一次次到县委要求，县委一次次地表示同意，又一次次地被土地局打回来。最后，他们宁肯把市价几百万的鹌鹑杀掉腾出地方来，又不愿意向那把关的“官老爷”低头。 刘永行事后感叹道：“私营企业真不容易，从起步开始就注定了无所依靠的命运！新津不仅当时，就是现在土地资源也没有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相信到以后的任何一个时候也不会紧张到政府会拒绝像希望饲料这样一个好项目的程度。我们以后到中国每个地方投资，地方政府无不热诚欢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员的个人想法就是这样可以转化为部门的行动，如果你是私营企业，那就根本不需要和你讲道理。”从此以后，刘永行兄弟形成了一个做企业的理念，那就是不行贿。 刘氏兄弟对搞关系、走后门更加有一种憎恶和恐惧感。1992年，根据相关政策，新津县决定给希望企业支持，拔给他们200吨平价粮，但被刘永行兄弟婉言谢绝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企业当时一年已经生产几十万吨饲料，拿这么点平价粮意义不大，又何必背上这么一个名，不如自己完全走市场化道路。 刘永行最佩服和一直在学习的榜样，是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他说：“我崇拜王永庆的原因——他是做正事的！为人很正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百年企业，所以，不能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刘永行的气质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希望的发展路径。因为不善和官场打成一片，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 无独有偶，刘永行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因为这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觉得如果这样，就和邪门歪道离得很近。 ——2010年7月《卓越理财》杂志/李锐，发表时有删改
《卓越理财》：您写过几本中国富豪阶层的书，您觉得您接触的这些富豪是否有一些共同点？为什么？
张小平：黄光裕及同时代的企业家，他们发家路径基本上相似的：都出生于社会底层；都很聪明，也很刻苦；从小都有强烈的出人投地的欲望。他们也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性格特点，无非是凭借着聪明、勤奋、大胆、敏锐的商业眼光，以及种种灰色手段，从草莽之中迅速崛起。但不同的是，黄光裕、顾雏军、唐万新等人的个性更为张扬、不知道及时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路径，所以一直走到了悬崖边上，最终从悬崖上坠落下去。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性格也是一种成本，是比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等更隐性、更难掌控的成本。如何把性格成本降到最低？这是很多企业家需要正视的大问题。
除了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构筑制度和法律的堤坝以外，他们对自身性格缺隙的正视、自我约束及修补也显得至为重要。这样，可以让聪明、奋发如顾雏军、唐万新之流，最终成为他们从小梦想成为的英雄，而避免沦落为万人所指的“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