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终于开始思考问题
你终于开始思考问题。有时很痛苦，有时很天真。也许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想法被你轻易忽视了，而一些显而易见的真理，你又把它们当成了刚发现的新大陆。你经常拾人牙慧，重复一百五十年前某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的原则。南尼透过他那副厚厚的眼镜，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但不管怎么说，你终于开始思考了。令人惊奇地摆脱了知识分子武断的模式，尤其是这些年来，这种模式蒙蔽和欺骗了不少人。你阅读，写作。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馆里，我总会看见你不断地读，不断地写。你给我翻译或朗诵短文、手稿、札记，像一个孩子在学校写了一篇好作文一样洋洋得意：听听我今天写了什么，看看我今天得出了什么结论，让我读给你听。“这是一个崇尚‘主义’的时代。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工团主义，联合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没有人发现，任何‘主义’都和狂热主义纠缠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反’不离口的时代。比如反共产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历史主义者，反进步主义者，反社会主义者，反修正主义者，反工团主义者，反联合主义者比比皆是，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任何‘者’其实都与法西斯主义者脱不了干系。没有人认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原则上都是‘反’字当头的，出于想当然，事先就否认每一种思想倾向中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或至少有某种可以用来寻找合理的东西。它将自己禁锢在教条中，盲目地相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无论是圣母玛利亚的教条，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或是法律和秩序的教条，它们都消弭了自由的重要性与意义，而自由却是唯一无可辩驳、不容争议的概念。实际上，‘自由’这个词没有同义词，它只能加形容词前缀或其他修饰性成分，如：个人自由，集体自由，人格自由，道德自由，人身自由，个性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文明自由，商业自由，法律自由，社会自由，艺术自由；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罢工自由，演讲自由，信念自由，思想自由。总之，它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狂热主义，因为要是没有它，人就不成其为人，思想就不成其为思想。”“好样的！”“你喜欢？你真的喜欢？那就接着听下去，下面说的更重要，是关于左派和右派的，我要说到那些卑鄙的假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真的让我恶心。”你挥动着那张满是记号、涂改得很厉害的纸，又开始滔滔不绝说起来。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要去提出理论，或发展、修改理论，然后占为己有，按照某些模式和绝对真理来解释生活。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考虑现实，不考虑他人，甚至不考虑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拒不承认他们本身并不仅仅是由大脑构成的，除大脑之外，他们还有心，或类似心的东西，有内脏和肌肉，所以感情和欲望与理智无关，并不受理智的控制。这些知识分子并不聪明，是些白痴。总而言之，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某种意识形态狂热的传教士。由于这种狂热的愚蠢，他们不能意识到，一旦他们和这种意识形态成婚，要是他们成的是那种不准调情，不准离异的婚，情况更糟，这样，他们就再也不能自由思考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得顺从它，判断所有的事物都得遵循这样的模式：一边是地狱，另一边是天堂；这样做是合法，那样做是非法。所以，为了所谓的一致，他们的言行就变得不一致，更有甚者，变得卑鄙龌龊，下流无耻。比如左派知识分子，今天那些赶时髦的知识分子，或者说那些贪图便利，因恐惧和缺乏想象力而赶时髦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是随时准备谴责右的专制制度。这并没有错，但他们绝不会，或几乎从来没有谴责过左的专制制度。对于前者，他们分析，研究，又是写书，又是发表宣言，进行不懈的斗争。对于后者，他们保持沉默，要不为之辩解，顶多扭扭捏涅，胆胆怯怯作点批评。有时，他们甚至会引用马基雅维里的观点进行狡辩：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什么目的？是按照抽象原则和数学计算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吗？是的，二加二等于四，正题加反题等于合题，但他们忽视了在现代数学中，二加二不一定非得要等于四，也许可以等于三十六。他们忽视了在先进的哲学里，正题与反题是同一个东西，物质与反物质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由于这种计算，由于可悲的意识形态的狂热，由于幻想或主观的臆断，他们认为善和美只能够在一边存在。如果种族灭绝、大屠杀、滥用权力发生在右边，他们就认为是非法的；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左边，他们就会认为是合法的，或至少是可以原谅的。结论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疾病，而那些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是传染这种疾病的媒介。那些世俗的传教士不愿承认，生活（他们管它叫历史）本身会打乱他们精神的手淫，从而证明那些教条完全是人为的，支离破碎的，与事实相悖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共产主义政权会重蹈资本主义政权罪恶的复辙呢？为什么它们也同样有法西斯政权中才有的约安尼迪斯、哈慈齐科斯、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和扎卡拉基斯呢？为什么它们会相互攻击，要用像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感情与需要来支撑自己呢？是到了该谴责这种疾病的时候了，不必胆怯，不必犹豫，不必恐惧。要做到这一点，仅止步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至少上溯到两千年前的基督教思想。正是基督教思想孕育了人为的切分，这样做合法，那样做不合法；一边是天堂，另一边是地狱。今天，我们头脑的主人，那些左派的神学家们，完全是在重犯他们前辈的错误：从旗杆上取下十字旗，换上镰刀斧头旗。你会发现，这是换汤不换药，新换的旗只不过是一块同样飘扬着特权、野心和欺诈的破布。”你接着问我：“你喜欢？真的喜欢？当然，它们只是些笔记。太遗憾了，我在博亚蒂的时候没有把它们记下来。事实是在监狱里，你无法思考。你会有大量的时间，但你无法思考。如果能写几首诗的话，已经不错了。”
你在研究。比如研究蒲鲁东，他鼓吹自由，反对暴力的社会主义就很适合你的胃口。然后是柏拉图，尽管我不理解，你究竟能在柏拉图的著作里找到什么东西。再接下来是像加缪这样的作家。你管加缪叫加米，因为在希腊语里，常把字母“u”念成“i”，于是加缪（Camus）就被读成加米（Camis），你怎么也没办法正确发好这个音。“加缪！”“加米！”你崇拜加缪（你读成加米），因为你年轻时偶尔读到过一篇他与萨特论战的文章。你提到加缪时说：“他是一个敢于反对救世主绝对观点的理想主义者。”有时你会在加缪的东西中加进一些你自己的私货，比如一个句子，一个比喻，一种思想，或者改变说法以符合你的胃口。你常常朗读一些能表达你观点的段落。“听听这段：‘有组织的宗教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玩弄宗教的把戏毫无意义。不管它们是来自教会，还是穿上新的，或貌似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献身，都毫无意义。’再听这段：‘一个有理智的人不能接受一种这样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贡献给他的国家，并把他看成是国家的一个被动的客体。以历史使命的方式来谈论人是令人厌恶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在书本这样说了之后，就该由警察来说话了：规定我几点该睡觉或不该睡觉，什么时间可以喝酒或不可以喝酒，到头来，就会让我到红场去排队，去给圣列宁墓下跪。不，不能完全以逻辑与历史的名义为任何事辩护。创造历史的并不是逻辑！’”“加缪不是这么说的，阿莱科斯。他说，历史并不是一切。此外，他并没有提到什么酒和圣列宁墓。”“这有什么关系？我来替他补充，使其更完整。”有时恰恰相反，你会抄写一些片段，就像在羊皮上誊写《圣经》的誊写员一样认真，然后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今天，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你们能否接受，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被人杀死或成为暴力牺牲品这一事实？你们是否愿意，直接或间接地愿意，去杀死别人或使用暴力？那些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的人，肯定自然而然就会承担一系列的后果，由此就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出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你接着念：“因为人已经把他整个儿交给了历史，所以他就再也不能扮演他自身的角色，而这一角色与历史相连的那一角色是同等真实的。于是，我们便生活在恐惧中。为了摆脱这种恐惧，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千百万欧洲人的命运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饱尝暴力与谎言之苦，丧失了他们心中最美好的希望，他们对那种去杀害同胞的想法已心生厌恶，哪怕这种想法是为了使他们觉悟，他们厌恶被迫去相信这同一种制度。”你似乎想在这几页中找到你发生转变的证据：你不在相信炸弹、爆炸、武器与流血斗争了。
——选自法拉奇的小说《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