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朋友善意地争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得失问题，越来越倾向于让对方找好自己的位置，先搞清楚是站在谁的立场，是站在谁的角度替谁说话的问题；在发表言论的时候，代表的是谁的利益的问题。

我的本意是希望提醒他们，不要陷入盲目的国际主义中，不能自拔，把原本属于自己家人、亲人的利益拱手相让。

假如仅仅有一个馒头，是给自己还是给陌生人的问题；或者是如很多女人常挂在嘴边考察自己的丈夫对自己是否真心的问题“假如我跟你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只能救上来一个，你先救谁”，或者假如这个说法太残忍，那么某个地方受灾了，你只有100元的可支配费用，你是把那100元捐了，还是遥寄给远方的生活在贫困的节衣缩食状态的妈妈呢？

但有敏感一些的朋友就反唇相讥，说现在早就过了划分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立场问题了。

 

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陈旧的问题。

严格意义上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宣告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在中国消失了。

但较真起来，看看中国人是如何迷恋上社会主义，并动辄以“赶英超美”为大跃进的口号，紧紧跟随苏联老大哥的脚步，其中的渊源何在呢？

难道仅仅是出于革命的同一种思想根源，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吗？

 

冷静观之，不管是中国还是前苏联，在历史上都几乎没有走过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直接从封建大帝国过渡来的，所以从骨子里就缺乏私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仅如此，而且思维方式上依然保留帝国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一统天下”的惯性，甚至部分地方依然是更落后的农奴制。

因此，与其说是一次革命就取得天翻地覆的制度飞跃，不如说是有延续性的再一次改朝换代。所以对强权的依存就有深厚的基础。从一个政权变成另一个政权，就很容易冠之以“革命的”与“反革命的”，“先进的”与“反动的”之类非黑即白的帽子与罪名。

那情况在战时确实可以起到同仇敌忾，鼓舞人奋进的效果；但到了和平时代，特别是需要给子民平等的土地，资源以及工作机会的时候，就会显得捉襟见肘；毕竟百废待兴的时候，资源总是短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让所有人都勤奋，放弃小我，成就事业。

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高风亮节，当勤快的人看到那些好吃懒做的人，照样也活得很舒坦；相反，自己生活状况却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就会对那种同工同酬的大锅饭持排斥的态度。同时看到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准确实比自己高出很多，就会产生质疑，难道社会主义真的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阶段吗？

 

社会主义不会藏富于民，更多的是建立财力雄厚的大帝国。因而这样的帝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显然，是难以长久的，毕竟大家都会倾向于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识。

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假如真可以如此划分的话）的本质更多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将国家意志转变成为资本意志，并让子民毫无怨言、不计成本地工作。那种平均分配与其说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更多带有国家的恩赐的含义。

 

生活在如此制度之下，依然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以及价值之间的差别的蒙昧状态。

当成品的终端定价权，原材料的采购成本，自己都没有任何参与意见的权利；但那牵涉到定价的问题。比如物资、时间成本等等都需要有相对合理的定价。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利润区间，以及那利润最终去向哪里，就成为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原料成本与产品价格之间的价差明显到让谁都不能忽视的程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质疑，中间的价差，那利润到哪里去了？被谁拿去了？

 

社会主义的追求私有化，资本主义在追求社会福利化，但都保留其既有的特点，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共存。就像战争时候的舆论战一样，只有在最终要决定胜负的时候，才会起到最大的作用。

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那么此等争论不要也罢。

既然社会主义也要讲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有计划，那么这两者之间已经丧失了本质的不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谓政府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是民众还是资产者的角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把化解矛盾的手段运用的娴熟之至。

在政治上，作为两党制甚至多党制的国家已经在周期性的变化之中实现了交互性的转变。矛盾激化的时候相当于和平时期的“内战”状态，是国内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升级，就请代表更多民意的党派来执政，他们更少针对低收入者税收，更多的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劫富济贫”的政策来安抚民心；而等矛盾尖锐的周期过去了，百姓怨言少了之后，再辅助有钱阶级，让他们更多的收益，来争取得到更多的财务支持。几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的两党甚至多党制，就是管理状态的不断微调。

在经济上，在国内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提高就业率以及社会福利化的程度；在国际上，通过变种了的殖民化以及国际贸易自由化、金融服务等领域，转嫁经济压力、转嫁社会矛盾、转嫁通货膨胀。

国家制度是政治管理的手段与工具，也是可以变通的，只要有利于政府的长治久安，只要不是蓄意或者鼓励卖国、出让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行为，偏向于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历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更多的是授予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那些人，从1969年到目前仅仅有一名前苏联与东欧地区的经济学家获奖，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苏联人 (1906-1999) 由于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而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苏联人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 (1912-1986) 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就很能说明诺贝尔奖的倾向性。

 

这也说明，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于全球的经济体系有标杆性的作用。

其实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什么样的事；你声称代表谁的利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做的事情谁是最大的受益方。

 

贾春宝

2010年7月22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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