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浙江日报》整版刊登了名为《一首民谣，串起2000年记忆》的文章，介绍了我词曲的歌《Lele-Mong》。非常感谢记者和编辑给我创作的鼓励，也感谢他们为世人揭示古越国乡音魅力之努力。在此，我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我创作的动机和事实：

    一、书同文

    早在数年前，我为了说明汉人是唯一有文字的民族，曾拿我母亲家乡的汤溪话做过论证。汤溪话是否就是古越国或姑蔑国的遗音尚待考证，但“书同文”之后，的确使得汉字在各种方言的基础上统一语义成为历史事实。如果没有汉字，我们完全可以以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假名甚至是数字来为各地的方言表音，像别国的拼音符号一样统一相同口音的书写。比如英语、德语就是这样，严格地讲，只有英语德语，不存在英文德文，顶多是英符德符。而一种表音字母的学习成本很低，一般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我做了个实验，给汤溪语创立一套拉丁字母，然后很快用这套拉丁字母的书写方式写一首诗，这诗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Lele-Mong》。汤溪人愿意的话，花几个小时跟我学习这种字母拼写，他也很快就可以书写汤溪话要表达的一切。但这样就麻烦了，难道汤溪人想要摆脱书同文的汉字搞独立吗？我们现在常常可以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在QQ上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拼音在交流乡音，其道理跟我上面说的是一样的。
    书同文的意义在于，你可以说一套你自己的，但必须写一套我们大家的。在秦王看来，你说英语也无关紧要，但请书写汉字。日本人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就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各地考生汇聚京师，往往语言不通，但大家可以笔谈。
    文，不是语音的记录，而是意义的记录。
    在我们的历史中，掌握文就是掌握了枪，掌握了钱，掌握了信息，掌握了一切资源，掌握了能指大于所指的一切事实，因此，他们说“文治天下”。这一点，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不懂的，他们五四以后基本是拿汉字来表音的，而且是为北方方言表音的。与其这样，不如使用拼音。所以，鲁迅等人曾一度要废止汉字也不无道理。既不用其义，何苦以义表音呢？
    我倒不认为字能消灭方言，恰是另一种强势的方言正在消灭很多弱势的方言。
    其实，历史上的汉人还是聪明的，他们用文字保护了各地人民的方言表达习惯。这就是为什么还有汤溪话这样一种上古语音活化石被侥幸保留下来的缘故。

    二、民歌

    今年年初我为《Lele-Mong》谱曲并演唱录制。有一点必须声明，这一旋律并不来源于任何民谣或民歌的素材，它是我完全原创的。但这样一来，是否汤溪的人民会担心旋律的地道性呢？长久以来，我们的音乐创作一直受到两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一种认为原生态就是好的，一点都别动，就这样，让它原汁原味，这叫“自然主义”；第二种批判了第一种，认为要“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在音乐方面，现实主义从俄罗斯体系的民族音乐思维开始，以采风为根据，以西方中心论的和声学曲式学那套为主导，去巧取豪夺劳动者的成果。自然主义未必尽错，但原样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带着“三纲五常”也带着“孝子贤孙”的呻吟，这并不符合当今人的精神；现实主义自作聪明，把自己凌驾在天地人之上，实际是对自然的反动和扭曲。
    音乐是来自人心的，人心坏了，音乐就坏了。如果我是真正的汤溪人，那么我的吟唱，当然就是汤溪民歌。一个坏汤溪人的歌和一个好汤溪人的歌，都是汤溪民歌。而一个坏汤溪人坏到要毁掉汤溪，要用化工厂的烟雾毒死父老乡亲，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汤溪的民歌了——哪怕你有巴托克的三头六臂，有作曲作歌的“乐林秘籍”也无济于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无法接受宋祖英、金铁霖那套的原因。
    因此，民歌首先是民众的心声，民众的立场，民众的诉求，民众的情感，而绝不是所谓“民歌的方法”。当然，我批一下晚会的民歌方法是假民歌，大家还比较容易理解，而说到把美国的民歌方法拿到这里来矫揉造作地唱什么“民谣”是一种更可恶的假民歌，有很多人就会反对我了。
    用方言唱民歌，现在也是一种噱头。“一年土，两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如果你心里特别想摆脱农村的大山，特别讨厌你家门前的浑浊溪水，即使你充满了“坐稳的奴隶”回头看那“坐不稳的奴隶”的侥幸心理，还特别“怀旧”“念故”地去用你那乡音铺排一整张专辑，在唱片公司营销策划的框架里去揣摩中产阶级的视听习惯，你也只不过是旅游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广告推销员。

    上面这些话，只不过是一般性的知识，非常初级的音乐和文字的启蒙。也说了很多年，说了很多遍了。听得懂听不懂是你们的事。我也本想缄口只做我自己的事，要不是浙江的朋友热心，今天也是扯不到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