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中国政令不行有禁不止，国内外学者、媒体工作者和官员及社会各界都进行了多维视角的解析和反思，力图找出事件的原因，以避免此后一再发生。
但是目前的分析往往没有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下去分析和解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选择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社会上功利主义慢慢盛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巨大冲击，原有的人文价值被破坏的支离破碎，而新的道德规范还难以适应目前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而理想又不同程度的受到嘲笑和远离，信仰迷失。为了利益和享乐，真理被抛弃，被严重扭曲，利益高于真理，真理必须服从利益和需要，追求纯粹真理往往要受到嘲笑，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相反追求伪真理却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逆流。
美国第一思想库兰德公司，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他们极其尖锐的指出“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虽然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这样尖锐的话语，但有些人在现实中的表现甚至远胜于此。道德的缺失、理想的迷失和崇高的丧失，使得中国社会中某些人和群体为了物质、欲望和利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铤而走险，结果制度、法律、规章和道德，要么难以执行，要么成一纸空文。而这也早就了事故频发的难以避免的宿命。
在如此道德沦丧和信仰迷失的背景下，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结果导致的政令不行有禁不止成为当前的一个难以根治的长期痼疾。
造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最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地方有实现独立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或是公开拒不执行中央政府决定命令，防止损害地方和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作怪，或是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是按取所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地方政府公司化则是当前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一个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各个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著名学者张鸣指出，改革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导向的现代化，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拉动现代化的最大动力，这是中国的现实和国情。本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守夜人的政府，一跃变成了主角，政府的利益跟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其行为、动机，都具有公司的特征。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使得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的发展。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沿着这种公司化的轨道再走下去，将会弊多利少，甚至会导致致命的伤害。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即使在这一轮的现代化启动阶段，政府公司化，也会制造一些“发展的难题”，比如环境、劳工保护、人权等问题。这种政府的公司化，在特别影响国际观瞻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格外凸显其地方主义的“公司”面目。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问题所致的外部的压力，显然要比地方大得多，地方政府的思维，往往更像“经济动物”，表现出制度性的冷漠。这种“经济人”的理性，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效益。这种理性，如果没有限制的话，自然会排斥道义，排斥公正，不顾环境，甚至不顾起码的人道底线，也导致了地方和中央的严重利益博弈甚至尖锐的冲突。
比如在治污问题上，工人的劳动保护、生产环境、工资待遇诸方面，房地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侵占耕地和房屋拆迁危机，上访风潮和官民冲突，特别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上。
从历史看唐朝藩镇割据晚清地方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地方势力做大，难以掌控，最后中央权威旁落，最后酿成重大事变和严重后果，造成了严重甚至颠覆性的治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