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素市场化改革一直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其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商品市场，政府和大型国企利用行政垄断地位获取了大量廉价的生产要素。当前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投资刺激计划进一步强化了投资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日趋明显，扩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内需启动。于此同时，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剧增，贸易摩擦频繁出现，加之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也大大降低了全球贸易总额，可见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而要素市场化改革恰恰是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成功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将会极大改变中国经济“外热内冷”“国进民退”的双重不平衡，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基础最重要的一课。
【关键词】要素市场化 经济结构调整 收入分配 体制改革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确立了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由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宏大的制度变迁史。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自2004年新加坡第一次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开始，截止2008年2月，已有77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以上、全球包括美日德法英意等共有25个左右高收入国家)至今依然没有承认这个对中国来说重要且急需的身份。(1)可见，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远不能得到世界主流国家的认可，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还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一方面，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基本建立，国家从8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对农村（主要是生产资料）和城市（主要是生活资料）实行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方针，90年代初期的“双轨制”和“价格闯关”虽然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解决了中国的价格难题，到90年代后期随着住宅商品化改革方向的确立，中国的商品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但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却因政府的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远远落后于商品市场化的进度。国内学者对此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数据如下表：
上述数据表明，1992～2006中国市场化指数得分(5分制)不断降低，1992年为3.5，2006年则降至2.09，化成百分制则从50％提高到78.2％，但是，表现在市场化各因素得分并不平衡，2006年经济主体自由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得分较低，均为1.6，化成百分制则为88％，市场化程度较高；而生产要素市场化、金融参数合理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得分分别为2.4、4、2.33，化成百分制则为72％、40％、73.4％，而且变动幅度较小。（2）显然，要素的低市场化程度拉低了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跛腿”，且同样滞后的金融参数合理化数据也是要素市场化程度偏低的直接表现。
（二）多层次的不平衡是要素市场化的主要问题
同中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的表象一样，要素市场化滞后的表现也同样体现在“城乡差距”“所有制差距”和“区域差距”等多层次的结构问题上，这进一步说明，总体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实质因素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不合理配置。
1、城乡差距源于要素的单向流动
长期以来，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目标，国家一直实行农村哺育城市的倾斜政策，使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代表的大量廉价生产要素涌入城市，为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这些廉价要素的存在才使得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持续发展数十年。正因为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使得城市的产业升级长时间缺乏外部压力，阻碍了产业梯度转移，推迟了农村发展的预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对农村的回馈只是仅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微薄收入，即便如此农民还是愿意远赴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因为工资收入比种植粮食所获得的收益高。大量农民“被打工”的根本原因在于，如果城市对农村的反哺仅仅限于少量的收入反哺而不是彻底的要素反哺，那么就农村就始终逃脱不了被城市剥削的命运。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农业生产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显得极为脆弱，精壮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导致农村剩余的老弱病残人员无依无靠，甚至出现有地无人耕的局面，落后的教育水平和高昂的学费使农村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持续下降，这些都是农村缺乏要素投入的直接后果。
2、所有制差距源于要素垄断
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十分严重的经营危机，包袱重，效率低，效益差，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采取了专为国企改革而设置的特殊优惠政策，通过债转股、裁员增效、资产剥离、上市融资等多种方式进行并购重组，抓大放小的指导思想使国企逐渐退出了竞争程度较强的下游市场转而利用行政垄断权力专攻上游资源市场。当前，能源电力、通讯航空、钢铁交通等基础性行业几乎完全由国企垄断，凭借行政权力的尚方宝剑国企（特别是央企）得以用极低的边际成本获取大量生产要素再以市场价格甚至垄断价格卖给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可以说，国企改革的历程就是一次政府凭借行政权力人为划拨生产要素所有权以维持国企“太子”地位的专制运动，其效果是明显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民营经济的又一次倒退。显然不同所有制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不对等政策是违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怪胎。
3、地区差距源于行政割据
生产要素不仅在不同所有制之间难以合理流动，即使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部门和部门，地方和部门的不同行政机构之间的流动也被“潜规则”等所阻碍。最明显的现象莫过于地方保护主义，各地方政府为了自身政绩的需要对要素实行“只进不出”，对商品实行“只出不进”，出台各种政策严控外地产品流入，严防本地资源流出，保护本地落后产能，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严重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中西部和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依然十分明显，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优惠政策的失效也是重要原因。地方政府争相降低门槛，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税务优惠控制形同虚设，使差别化的产业扶植政策和地区促进政策难以发挥实效。在要素被本地区行政权力把控的基础上，要素资源自然难以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也扩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三）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接受某网站财经记者的专访时表示，“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是最能概括他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总体看法的表述。如上文所说，正是要素市场化程度相对落后才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均衡，所以要解决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必须从加强要素市场化入手。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是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双重不平衡：对内而言，政府和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迟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活力，并导致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严重倾斜于国有资本所有者。脆弱的收入基础使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属于二次分配范畴的补贴机制犹如“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效果不尽人意，也导致内需迟迟难以启动。对外而言，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积累的过大的贸易顺差成为一柄悬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头上的利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使我国的经济周期失去了独立性，政府管制的利率和汇率机制使国内经济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效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是上述双重不平衡的制度根源所在，也正是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七寸”，只有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使生产要素完全在市场的作用下有效配置，使要素所有者有权利用要素的投入获得收入，使生产成本真实的得到反映，才能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出口比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通过短期的通胀效应为经济转型提供基础，以时间换取空间。
金融危机后期的中国已经走出谷底，呈现“V”字型反弹，但是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国进民退”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在此时抓住转型成本低效果好的机遇大力进行要素市场改革，就会导致积重难返的两难局面出现。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是明显的：出口——投资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内需的启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现实的经济状况给了要素市场化改革极为有利的条件：经济还未完全复苏，CPI上涨压力不大，此时理顺资源价格成本低，社会压力小，温和的通胀效应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的革新和增加职工工资。同时，汇率的调整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在目前的现实经济现状和金融体制下，汇率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人民币升值也并不一定能调整中国出口的外贸结构。其实，汇率压力只是西方国家施加给中国的政治压力和中介手段，其终极目的在于降低中国出口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这一点其实是与中国政府坚持的“不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方式的选择上应该用要素改革代替汇率升值——通过通胀效应增加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出口品价格从而利用利润而非数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这样，要素市场化改革就有对内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对外降低出口份额，为汇率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功用。在外部出口压力和内部经济转型压力同时出现的今天，要素市场化改革迎来了最好的机遇。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身份歧视
与土地、资本、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我国劳动力要素不仅不是稀缺要素，相反还是刚性供给要素，这使得大量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收入水平始终停留在社会底层。内需迟迟难以启动的原因在于普通职工和农民工的收入过低，这部分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的群体因为预期收入过低导致预防性储蓄率偏高，而富于阶层倾向于资产投资，投资带来的资产泡沫又会进一步加剧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的下降，从而增大贫富差距。近几年疯狂膨胀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典型富人掠夺穷人财富的案例。
工资和社会福利，本质上就是劳动力生产要素价格。其低廉根源在于劳动力市场被户籍制度人为分割为城镇就业者和农村就业者的二元结构。“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歧视性名词，明明从事的是非农业生产，却被迫带上“农民”的帽子，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牺牲了自身健康的农民工无论工作多久，无论有多少功绩，都至始至终得不到城市户口。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因此难以覆盖到农民身上，由此形成了类似于信贷配给的“保障配给”——身份门槛使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低收入农民工反而得不到保障。
于此同时，政府的利己主义加剧了农民工的社会弱势地位。相对于巨大的劳动力供给来说，城市政府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产品，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是积极地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以缓解外来劳动力对公共产品的巨大需求，而是出于维护城市人利益的需要，采取了排斥外来者的姿态。在城市反失业政策的背景下，不仅在户籍管理、就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实行歧视性政策，而且利用城市管理者的身份，向外来者收取各种费用，以提高外来者进入城市的门槛。（3）
非国有经济体中普通职工工资待遇也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外贸加工型企业职工收入极低，不仅福利待遇几乎为零，还经常出现超时工作、雇佣童工、工作环境极度恶劣等违反《劳动法》的现象，最低工资制度形同虚设。2010年4月16日，富士康国际[7.17 -3.89%](02038.HK)发布2009年财报，收入为72.41亿美元，同比下滑22%，实现净利润3962万美元，同比大幅下滑68%。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财报还显示：截至2009年底，公司员工数量达到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4)该数据表明制造业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并未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保持，相反的，企业遇到财务困难时往往通过降低薪酬来节约成本，职工被动的为企业竞争力的落后买单。
（二）土地市场——权如虚设
如果说农民工工资性收入较低是因为身份权利缺失造成的话，那么现存的土地管理制度则使农民有权而不能用造成其财产性收入过低。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强化了中央政府在税收中的主导地位，地方政府可供自主使用的财税资金明显减少，但政府职能反而增加，导致资金供需严重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土地管理制度的漏洞给了地方政府倒卖农地以满足其资金需求的机会，“土地财政”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下，以农村宅基地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土地不能进入城市直接交易，而必须经过当地政府征用转化为国家所有权后再由政府出售给城镇土地使用者，政府在此过程中利用行政权力低买高卖，成为农村土地直接流转的拦路虎，严重损害了农民的财产权益，集体所有变为村长所有和政府所有。据有关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得25～30％，农民得到的少于10％。(5)
实际上，为了应对这种不合理的征地制度，已经有部分农民以集体的名义将农地使用权以多种方式自发推入市场交易，形成了庞大的农地交易隐形市场，在获得了财产性收入的同时也因为得不到法律保证而面临巨大的风险，目前关于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的法律突破至今未有明显进展，极大阻碍了土地市场化改革进程。
在农民有地不能卖的同时，城市土地却存在着巨大的刚性需求，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目的的公益性用地需求和发展房地产市场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需求加剧了城市土地的供需不平衡，造成房价高涨，地王频现。根据国土部对全国土地市场监测，2009年全国土地供应总量为31.9万公顷，同比增加44.2%。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土地出让价款也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10.2亿元，同比增加63.4%。其中，招拍挂出让价款15098.5亿元，同比增加66.5%。而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款13391.8亿元，占出让总价款的84.2%。(6)土地价格的高涨带动了房价的飙升，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愈发明显，进一步加大了农民“被卖地”的危险性。
（三）资本市场——圈钱工具
资本市场分为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市场和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市场，由于金融体系的安全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具有重大影响，我国即使在入世后也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管，故其市场化程度一直未有进步。我们应该承认，国家对金融体系“兜底式”的保护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国际流动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中都充当了保护伞的角色，延缓和减轻了外部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但可惜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对象不仅没有外资，也没有民营资本，只有国有资本。美国发达的证券市场起到了全民分红藏富于民的积极作用，这符合建立资本市场的初衷——使资金提供者得到要素收益，资金需求者得到发展生产所需的资本。而中国的金融市场从改革一开始就有着不单纯的目的——拯救国有企业，确保国资控股地位。
银行体系的“信贷配给”现象一直存在，因为从银行角度看,由于相比企业自身而言,金融机构很难取得放款之后的资金流向,贷出资金的收益率难以估计,使得银行获取借贷信息的成本和发放贷款的风险增大,即便实行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率,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单位贷款的收益提高。在此情况下,出于对风险的控制,银行宁愿以较低的利率将资金贷给有收益保障的大型国有企业以获得稳定安全的利润。这样，最需要外部融资的中小企业不仅得不到信贷供给反而被挤出了信贷市场,甚至连支付高于市场平均利率的方式也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证券市场更是成为专门为国企融资的圈钱工具，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国企几乎能以零融资成本获得股份化改造所需的资金还能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股权分置安排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还在发行过程中获得了大量溢价收益；行政核准制确保了国企融资的优先地位，从而将民营企业无情的排斥在证券市场外；利用配股和增发使国企源源不断的获得资金需求，甚至宁愿以低价将强大的国外投资银行引进为战略投资者向其配售大量股份，提供巨量预期投资收益，也不愿民营资本踏进资本市场一步，崇洋媚外的意识形态始终打压着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作为国企证券的购买者，普通老百姓并未从证券投资中获得合理的股息和分红收入，相反还在不断的为国企效益下滑持续买单，承受股价下跌之痛，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全流通过程中进一步被国有股持有人侵占利益。
（四）资源市场——垄断控制
国有企业职工与其他所有制职工的收入差距源于国企的超额垄断利润，而这些超额利润并非依靠技术革新和生产效率提高获得的，而是依靠可以获取低廉生产要素的垄断地位。以国资委管辖的126家央企为例，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3万亿美元，年营业收入为2万亿美元，职工总数为1200万人，涵盖的全部是产业上游主要的基础性行业：航天军工、信息技术、石油石化、电力煤炭、汽车、机械、钢铁、有色、航运、地产、烟草等。在09年国务院陆续出台的十项产业振兴计划中，央企几乎全部涉及到，可谓成为为央企量身打造的“营养套餐”，同时，4万亿的中央投资计划和各级地方政府累计到达数十亿的投资蛋糕几乎全部被国企拿走，对民营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
央企自身大规模的扩张和对资源的垄断自然包含着国家对重要生产资料的控制初衷，以防造成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在经济萧条时也往往充当着市场主体的重要角色执行政府的投资计划以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垄断不仅没有形成规模效应，还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总经理傅成玉在2010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现在每单位GDP能耗在中国相当于美国的三倍，相当于日本的五倍。显然，巨大的资源浪费需要“不差钱”的国企承担更多责任，因为一直以来国企的生产成本都是一笔隐藏在背后的糊涂账，导致了国企一边嚷着亏本经营又一边毫无顾忌的增加职工福利的怪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严重反感。
要素垄断导致的另一后果在于民营经济由于缺乏资源开采权和经营权，不得不以高价购买国企低价获得的生产资料，从起点上就导致不公平。为了赢得竞争优势，民营资本只好在人力成本上节约成本，可以说私营企业职工薪酬偏低在一定程度上是面对垄断的无奈之举。
三、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的联动
当前国家为刺激农村消费陆续出台了“家电下乡”“建材下乡”“汽车下乡”“农机购置补贴”等多项财政补贴政策，但这种属于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范畴的优惠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过低的局面，相反可能透支农村消费需求，造成农民消费后劲不足，所以根本措施在于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
户籍制度的限制在法律上剥夺了农民工获得和城镇职工平等收益的权利，是解决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基本问题，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破在眉睫，但需要注意的是，单独改革户籍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农民有能力继续停留在城市，除了要“进得来”，更要“留得住”。如果只是进来了，却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就会导致出现类似印度和拉美国家大量贫民窟分布在城市的问题，影响社会安定。当前，过高的房价和持续上涨的生活资料价格已经造成了“逆城市化”趋势，近些年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典型的力证，农民工因为在城市生活水平过低宁愿返乡种田，导致大量工厂人力严重缺乏，影响生产。人力资源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但其增长幅度远远不够。政府应当抓住这种机遇将社保范围逐渐扩大到农民工身上，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合，进一步增强城市农民工的生活安全感。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不是政府需要直接干预的对象，政府应该做的是完善社保体系、改革户籍制度，这样，农村劳动力价格自然上升。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导致人口红利减少，刚性供给将变为弹性供给，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要求将远远超出其父辈，水电油气等能源价格的上涨也会增加城市生活成本，所以企业必须尽早面对现实，努力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水平。人力成本的提高将会给企业带来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压力，这就是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积极效应。
2010年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春节之后广东省用工缺口达200万人以上，其中电子、鞋帽、服装等制造业普工需求达80%。为了招聘到工人，珠三角许多企业都提高了工资待遇，许多企业将工人的工资上调20%左右，并对年龄、学历和性别等用工条件放宽。民工荒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过去30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储蓄率高。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然后大规模转向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在劳动力工资长期保持稳定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但是现在，在刘易斯拐点全面到来之时，经济将进入新的转型时代，中国的人口政策也将出现调整。面对人口红利不断的减弱，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民工荒 其实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一个契机，它直接反映了劳动力供需矛盾，倒逼企业提高工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企业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二是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民工的这种身份和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他们仍然不是城市居民，仍然像候鸟般迁徙，因此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比较残缺的和割裂的，没有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城市化的消费行为。通过促进农民工身份的彻底转变，以及通过城镇化，让他们长期居住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这可以拉动住房、汽车等消费，成为内需的新增长点。”
（二）土地市场——探索农地入市的有效渠道
首先要在法律上承认农民对自有土地的完全产权，借鉴林权改革的经验，使其顺利进入土地交易市场。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如果维持现状（不允许卖）肯定不行，相当于剥夺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权利，但允许的问题在于，农民如果一次性全部出售全部土地，成为城市人口，但却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工资性收入，想回乡重新种地却已无地可耕。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土地产权收益的长期化机制，可以采取土地入股或卖地受聘机制。2001年，浙江省绍兴县柯桥镇新风村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全村土地100％实现流转，结构调整面积达60％。土地股份设置分农户承包权股、村集体所有权股和现金股。最后的股权结构是：总共1万股，农户股占8.82％，村集体占31.8％，浙江新风热电公司占60％。土地的使用方向为：浙江新风热电有限公司经营土地149亩，建设一个叫“现代园艺园区”的高效农业园；3家大户承包经营土地203.8亩。这样农民以其对土地的承包权入股成为股东，农户在不投入、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得到土地出让金，同时可以安心外出务工经商。农民的承包权、村集体的所有权同时叠加到一块土地上，使其与现金一样，成了可量化可交易的股权，从而实现了土地的资本化，大大增加了土地的产出率，一石三鸟：农户得实惠并解决了后顾之忧，村集体增收入和经营者获利益。
（三）资本市场
一方面，在间接融资市场上，加快国有银行的信贷机制改革，建立与民营经济贷款配套的政策体系。尝试在管好对大型企业贷款利率的同时，适当放开对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形成一种类似"双轨价格"的利率体系，使中小企业和农村能获得其急需的外部融资，而不是被挤出信贷市场。另一方面，在直接融资市场上要降低民企上市的融资门槛，鼓励其上市投资，并适当降低对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昂贵的法律、会计、审计等中介服务费用。已经设立的创业板市场虽然为成长型的中小民营企业上市带来机遇,但因为证监会对创业板高成长性的市场定位，以及管理当局为控制和防范风险对拟进入创业板上市企业进行的更为严格的资格审查等，使之不可能为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所以必须降低二板市场的融资成本和限制。第三方面，要充分发挥民间信贷的作用。浙江省工商局制定并于
（四）资源市场
1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资源要素价格的上涨和资源税的开征势在必行。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向世界做出了负责任的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还需付出很大努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承诺逼迫我们必须在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出台具体措施。在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后，国家发改委
2.放宽民营资本进入上流市场，打破政府和国企对资源的垄断。许多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是依靠其对廉价生产要素的垄断地位获得的。而政府与国有企业是连为一体的，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获得了资源配置的垄断权，通过国有部门摄取社会其他部门的潜在利润，进而使政府得到了自身消费和控制国家的收入。然而，国有经济退出垄断行业，会遭致包括政府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还可能出现“临走捞一把”的腐败现象。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诸如制定开放市场的总框架，明确政府退出市场的顺序；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形式，为市场重组留有空间；政府管制机构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制的重点逐步缩小，逐步扩大法院对市场管制的介入；以及调整国有资产存量来补偿“触礁损失”等等。（10）
综上所述，成功的要素市场改革完成后将通过以下传到机制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国民收入的不均衡局面：
一方面，通过劳动力要素市场化和土地市场化提高农民和私企职工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化和资源市场化打破国企垄断，提高国企资源使用成本，相对缩小民企与国企在利用资源上的成本差异，从而增加民企利润。总体上，通过短期的通胀效应增加所有企业的用人成本和资源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结构上，国企资源成本增长大，结合预算控制措施，迫使其降薪裁员增效。而民企资源成本增长相对较小，使其有更多成本空间用于提高工人工资。最终达到使国民收入首次分配结构更加平衡，总量大幅增加，促进内需的效果。
资料来源：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72708.htm?fr=ala0_1
2、资料来源：陈丹丹，任保平：《中国经济转型绩效分析：1992——2006》
3、资料来源：鲁利玲《推进要素市场化》
4、资料来源：香港恒生证券交易所 “富士康国际”2009年财务年度年报
5、资料来源：许经勇，黄爱东《要素市场化滞后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
6、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部网站
7、资料来源：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080728/001030.htm
8、资料来源：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100416/n271546427.shtml
9、http://www.chinaacc.com/new/253_267/2010_3_8_zh802916485018301026716.shtml
10、资料来源：鲁利玲《推进要素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