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共同富裕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公平分配，大家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很难很难的。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家里同弟弟邓垦进行的一次长谈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感慨：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985年，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到了晚年，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的问题更加关注。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江泽民等同志谈话时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胡锦涛主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提出要“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把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一定条件和初步手段，因此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方法措施，为促进社会公平，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开启了新的实践，开辟了新的途径。我国现阶段，城乡差距是最大的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说明历届领导都非常重视共同富裕问题。

　　尽管历代领导都非常重视共同富裕问题，但是实际我国共同富裕问题解决得并不好。《新京报》5月12日报道，中华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分析，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以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一项新的报告显示，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分配的显著特点是近几十年来，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则不断上升。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8%降至60%，政府和企业部门分别由16%和16%升至17%和23%。此外，再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9%降至59%，政府与企业分别由19%和12%升至21%和20%。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界八十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9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问题也却日益突出。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这说明我国的分配问题、特别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是为什么？

　　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

　　我们现在处在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以追求利润和效率为宗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初看追求利润、效率似乎与共同富裕水火不相容。其实利润与效率是商品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只有共同富裕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矛盾解决了，社会再生产才能周转不息。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必然导致共同富裕。市场经济是当今比较好的经济制度，竞争可以激发市场的活力，但是竞争有胜有败，分化是个自然现象，但不必然使分化向两极发展的，有制度因素，还有体制原因。

　　中国现在有三大造富工厂。一是房地产，二是股市，三是制造业。人称：我们现在的房地产是有钱人的天堂。供应有限，是房地产的基本特征。如果不加限制，有限制的房屋必然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为有钱的人利用，发大财。国外许多国家都有限购政策，有“限购模式”和“房产税政策”，从而淡化了房地产的投资功能。德国还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大力发展租房市场，有50%的居民租房，这一比例在大城市高达75%。并且出台许多法律来规范租房市场，比如：法律规定，所有由合作社建造的住房必须用于出租，而不能出售；德国地方政府还规定房地产开发商在建造住房过程中，必须把一定比例的住房卖给或租给低收入群体；德国还采取了房租金补贴制度，对房价也有限制。而我们什么限制都没有。于是，炒房客与官商勾结，银行发放低息贷款支持，有钱人放手发财致富，房价飙升，广大缺房户遭殃。我们的资本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设立资本的目的是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也给百姓一个分享产业利润的机会，但是事与愿违，因为我们采取了放任态度，现在的资本市场处在基金与股民经营短期投机势力的垄断之中。股市是零和游戏，你所失，是别人所得。其结果是大家都把企业作为经营的工具，不是服务的对象。企业和绝大多数股民都成为中产阶级的造梦工具，散户只不过是“中产阶层”的造梦的原料”！，两极分化在这里加速，而不是缩小！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几十年下来。我们的贫富差距比有些资本主义社会还大？除制度因素外，还有体制因素。现在已进入“金融经济”时代，发展离不开金融，致富也需要金融支持。看现实，虽然我们80——90%的劳动就业靠小企业解决，但是我们的银行体制是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而设，绝大多数的小企业长期被排除在门外。有说我们的股市也是为“不差钱”的企业设置的。房地产、股市都是为有钱人的天堂，有钱的人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园了造富梦。现行的一些规则也是对有钱的人有利。股权收益永远是在债权收益后的再分配，买卖股票就有“血本无归”的风险，国际股票市场还有做空的期权产品可以用来规避风险，国内A股市场是一个单边市。在目前市场只有做多才能盈利，大家一、二、三把股价抬上去，赚钱后再扔下来，抄底后再买上去。大小机构都只能在股市上涨当中赚钱，缺乏双向交易与对冲平衡机制，也就是说没有规避的对冲工具。所以中国股市换手率特别高，波幅特别大，亏损面特别大。国外股票分红制度比较规范，且分红比例高，我们则要听从老板的意愿。股市搏弈的结果80——90%以上炒股者亏损，只是极少数人发财。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成了少数人的“造富工厂”、两极分化的实验场，银行在社会财富转移中的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存款采取低利息甚至是负利息，用低利支持企业、支持大款炒房、炒股，成为“造富梦”的总后台。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创造的游戏规则，如果不予以改造，贫富差距扩大是很自然的。我们现在实行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这种体制有优势，也有致命弱点，权力与分配制度不恰当的结合，由此衍化出“分配不公”，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打造不出共同富裕，强大的有倾向性的融资体系严重影响了资源分配，也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架空了共同富裕目标。

　　由此可见，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导致共同富裕目标落空。

　　我们既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亦即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共同富裕也只能在市场化推进中实现。因此，从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入手，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才能落实好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是利用。因为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我们要利用市场经济制度，就是利用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激发人们创新精神，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我们应该为企业和个人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让大家都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包括受教育的机会、劳动就业的机会、享受同工同酬等的机会。要用法律、制度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妥善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让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我们还要千方百计拓宽就业门路。就效益来说，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但是就劳动就业来说，大企业就不如小企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保留一部分小企业，解决劳动就业问题。钟表行业是瑞士的主要产业之一，它至今还保留了很多小企业。我们一些地区集群经济搞得很好，既解决了集约化经营，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又解决了大量劳动就业问题，此类典型经验值得总结提高。我们应该有意识保留一部分小企业，推广集群经济建设，提高集约化水平，辅以更多的优惠条件，使小企业茁壮成长，进而为劳动就业让出更多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为个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第二改造。

　　二是改造。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即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具体来说，它是指市场机制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机理。要通过“剥离”，调节供求关系，使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比如房地产问题，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这几年房价连年飙升，搞乱了人心，吹大了经济泡沫；今年国家采取严厉措施抑制房价上涨，房地产市场稳住了，但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宏观调控面临着尴尬局面。高房价与交通拥堵、垃圾围城、弱势群体贫困和公共卫生安全等突发事件频发，增加了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大的压力。房地产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我们应该把福利性用房从市场中分离出来，通过增加福利房供给，保证中低收入者能买得起房或租得起房，至于高收入者住房问题则由房地产市场解决。使我国形成既有多层次的住房体系，保障各种收入阶层的人都“居者有其屋”，又保持一个稳健的房地产市场。顺着这条思路展开，在市场化过程中，类似这类问题——如医保，也可参照这个思路解决。股市的情况复杂一些，但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比如提高股金分红比例，拓宽企业债券发行范围，建立以股金分红为特点的投资公司以及完善双向交易与对冲平衡机制等，使分享产业利润的设想，落到实处，烫平股市波动波幅，使股市回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轨道上来。。

　　第三，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制度。它的核心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锐意创新，文化转型。包括思想创新、大小企业结构创新、金融体系创新、资本市场规则创新、分配制度创新；围绕共同富裕搞创新。关键是处理好“利润、效率”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当然要讲利润、效率。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两者并不矛盾。科学发展观则站在新的高度，对利润、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点明了我们所要的利润、效率不仅限于个人、企业，要站在全社会角度。既要讲个人利润、效率，更要讲社会利润、效率；要讲眼前利益，还要讲长远利益。衡量的标准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自然纳入其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对全国经济、大气、土壤、水、森林和自然资源造成的冲击与由此引发的人们的忿怒也是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更值得我们深思。实践告诉我们，利润与效率都不能图一人一时，凡事都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要充分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落实这一战略举措不仅需要一批具有伟大的思想和愿意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队伍，还需要相应的文化环境。有一时期在奉行GDP至上的日子里，一些地区干得不错，GDP上去了，就把这个地区领导捧为能人。结果生态环境破坏了，社会风气变差了，群众怨声载道，得不偿失啊！有些领导热衷于“拉大差距”，甚至不惜利用职权，为自己、为自己小圈子的一些人谋利，人为拉大管理层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损害了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有些同志喜欢高调与国际接轨，实则移花接木，为自己谋利开辟通道。实现共同富裕最一项神圣的工作，需要新的思想、新的人文环境，需要系统性建设。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提倡“共同富裕”，把实现共同富裕列入社会主义核心目标？这不仅仅是政治需要，更多还是出于经济需要。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由于生产与消费发展不平衡、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危机，所以就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再生产周转不息的灵丹妙药。只有共同富裕了，生产过剩问题解决了，社会再生产就可周而复始，永葆青春。我们的干部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领航历史的潮流，切不可掉进铜钱眼里、迷在GDP中难以自拔。大同世界是中国人的梦想，历经几千年历史，历朝都有先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终身，只是在今天被列入了我们的纲领，党中央发出了号召，全党、全国为之奋斗。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我们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完成这一宏伟目标，这本身十分艰巨的使命，需要有新的思想、新的办法来完成这一伟业，创新才是出路！我们不可能用资本主义那一套游戏规则建立“共同富裕”的伟业。为了共同富裕，我们要精心把市场化中“毒细胞“剥离”掉，使市场机制发挥正常作用，在市场化中完成神圣使命。（2010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