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得知王石、黄怒波、孙冕、汪建四个奔六十的老男人登顶珠峰，我有些按奈不住了，四人中至少老孙头无论体能和高山反应适应能力皆不如我和王巍，这是我们同爬阿空加瓜时验证过的。与王巍商量，取消原订九月份冲击卓奥峰（海拔8200米）的计划，先提前一个月去登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圈内人都知道，如果无氧登至7500米以上，在海拔7700米以上开始吸氧，冲击珠峰是颇有胜算的。况且国外登顶珠峰者此前多数没有登过8000米海拔以上雪山的经历——甚至50年前中国人首登珠峰，也只是先登过慕士塔格。

于是心里比着老孙头四人，奔向慕峰前我发给山友的短信却是“蹓马慕士塔格”，煞是“豪迈”，“志在必得”。

但站在有着“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格之下真的豪迈不起来了，它坐落在帕米尔高原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交界处，纬度38.5，气候偏冷，因而雪线低到海拔4900米！也就是说从4900米到7546米皆是终年不化的漫长雪坡。去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山友死亡记录，且死因皆是心力衰竭——累死的。最典型的是去年，北京四十出头的女山友登顶回撤到大本营竟一觉未醒……

在大本营（海拔4400米）修整一天两夜，为赶时间我和王巍便开始了第一次登高训练，冲击海拔5500米的C1营地。到海拔4900米，换上沉重的高山靴，装上踏雪板，开始吃力地走太空步，到达C1营地用了两小时四十分钟，协作说比前天在此训练的A组14名队员整整快了一个小时——又是心里跟别人比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尽管当晚下撤进帐后我有些神情恍惚，却还是有心理优势。特别是次日与大队人马聊天时国都证券的朱彦认出我之后，我很快便不自觉地以登山“前辈”和业界闻人的口吻与新朋友们交谈，毕竟17名队员中只有我和王巍的登山记录高过大伙儿。

两天后随A组大队人马作第二次登高训练，先上5500米海拔的C1，不累，高反也不严重；宿营一晚再上6200米海拔的C2，漫长的目光所极总是白皑皑无边无际的雪坡开始让人烦躁，好在当天即下撤回大本营。到大本营后大伙儿都“劫后余生”似地觉得委屈了自己的身体，遂一起包车到海拔3200米的塔县“腐败”。尽管我告诫自己别乱吃拉条子等硬食，却还因多吃两块哈密瓜而跑肚——这让我意志暗消。

两天后重新开始海拔4400米——5500米——6200米——6900米——7546米的正式冲击，到C1和C2后不得不在寒风疾雪中完成“方便”程序，那是怎样的艰辛和尴尬呀！

从6200米向6900米C3营地冲击，狂风大雾中似乎已变成铅灰色的雪坡，走10步必得停下来喘20口粗气的似乎没有止境的雪坡，让我陷入一种烦躁和迷惘的心境。大概是海拔6700米处——半年前在阿空加瓜海拔6700米至6800米处我因失温而被勒令下撤——当全队小歇后重新挪动时，我突然特别厌恶白雪，“老子烦了！”这念头一出便不想再动，协作其美和王巍说你体力还可以况且顶多还两个小时就到C3了，我说不是体力和高反问题，就是特烦——有点像年轻时与人比试憋水或与人比试桑拿时间的那种憋屈。这时山友高文岩冲上来抓我的包：“方哥我帮你背！”。“真的不是体力问题”我扭身向下，似乎决绝地不想面对大家……而且感觉肚子咕咕叫特想找无人处“方便”一下。协作其美劝我不动便安排我照顾另两位远远落后于大队伍的队员一起下撤。

在大本营歇息一天，次日黄昏，王巍突然出现——他比预计时间早三个小时登顶回撤到大本营！二十个小时不见，他的长方脸变成了瓜子脸，两腮深陷——我即觉得我提前一天下撤并不是错误决定。最后一天的挑战身体极限的坚持实际上损伤身体最重！但他讲留下的14名队员全部登顶，且他作为年龄最大（52岁）的队员愣是按自己缓慢的节奏不停息地超过一个个年轻他十几岁的队友，最先登顶，我又有些不知所措。难道我不该与其他队员比试比试吗？明明有能力登顶却放弃，放弃是为了下一次的更高吗？

人比人……我们又何尝能杜绝与人攀比的心态呢？登雪山与人攀比是会比出人命的，而在其他方面与人攀比也是悲剧迭出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不与强于己者攀比，我们进取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毕竟这世界是成败论英雄的。

在返京的飞机上，王巍告我，护送队员五次登顶珠峰的藏族协作其美对他讲，他第一次遇到我这样体力正常时主动放弃的队员，他很欣赏我这样忠于自己在乎自己生命的人……不管是否算作安慰，我还是为此聊以自慰。不可能杜绝与人攀比的“逞能”或“进取”，但深知许多方面比不过别人，也算是一种“不惑”和“知天命”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