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的文献综述
在当今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和贸易条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对价格指标，前者指两国价格水平的比率，后者指一国贸易出口和进口的价格指数之比。国内外有关汇率和贸易条件关系的研究很多，起初重点局限于贸易条件变化（改善与恶化）对一国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上，即贸易条件变动的汇率效应；但是随着欧元、人民币的强势崛起，近来研究一国汇率的变动（货币升值与贬值）对贸易条件影响也日渐增多，大多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上。
汇率变动与贸易条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我们从具体实际的生活当中发现，贸易条件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增长、FDI、关税、非关税壁垒等，同时还包括汇率等内生因素的影响。那么，前人在利用开放下的小国模型来分析对贸易条件的冲击效应时会发现，由于假定以外币计价的世界价格是固定的，因而贸易条件冲击所引起的汇率变化不会再对小国的贸易条件产生反馈效应，这也是众多学者侧重研究贸易条件变化的汇率效应的原因。但Robyn Swift（2003）的研究却认为，如果冲击的对象是多个开放小国的话，汇率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到世界价格的调整，进而引起贸易条件的变化，所以他指出，由于这种反馈效应的存在，汇率变动和贸易条件变动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即汇率也会影响到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与贸易条件（贸易收支）的研究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首先，我们还发现汇率变化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化，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决定了一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货币升值，本国商品销售价格提高，不利于本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二是汇率的稳定性，汇率的短期波动程度会对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物价水平及贸易条件等产生重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贸易参与者的实际收益。许多学者对汇率波动是否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Chowhury(1993)、Caporale、Doroodian（1994）选取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样本，指出连续、大幅度的汇率波动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但Ulan、Bailey、Tavlas（1987）、Klein(1990)、Daly（1998）、Chou（2000）认为，汇率波动的增加对贸易的影响，要视不同国家和产业、行业具体情况而定。
国内学者张学忠等（2007）运用两变量的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条件的关系，结论指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两者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张建华等（2004）认为，汇率本身是由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决定的，并且汇率的波动从短期来看会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但从长期来看汇率是要回归的，一国汇率不可能长期偏离其均衡位置，因此从较长期来看，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近似中性的，这与张学忠等的研究结论不大相同。曹阳、李剑武（2006）用GH—GARCH模型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之后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研究了其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从长期看，随着汇率波动率的增加，我国的出口量会减少，而进口量则会增加，而短期中汇率波动率的增加对贸易影响不大。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后，只有有效控制汇率风险，才能保持贸易收支的相对稳定。这同样与张建华等的研究结论也不趋同。谢建国对美、澳、泰等七国的研究表明，汇率变动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要取决于数量效应、结构效应和成本效应。刘崇献等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每贬值1单位，价格贸易条件改善6.8020个单位；人民币每升值1%，收入贸易条件提高0.5102%。
其次，最著名的“弹性分析法”也被广泛用于此。重点在于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更具体一点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例如著名的ML“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是否成立。Tinbergen(1937)、Metlzer(1948)的早期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不是有效分配本国和外国资源的有效手段。同时，“经济学家们完全意识到了，ML条件并不一定成立，尽管这个假定非常重要且在理论上正确与否还不明确，但很少有关于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Boyd，2002)”。所以由于进出口需求弹性极低，不能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ML条件)，一国汇率贬值不能有效改善贸易收支，从而出现了弹性悲观论。后来的研究主要对进口和出口方程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价格弹性，但也无法解决“弹性悲观论”。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证明以前收集数据的不可靠，表明以前的数据“非平稳性”，并没有很好的处理。近来的研究基本上都采用协整的方法来估计长期的贸易弹性，其结论仍然是不确定性的。如Bahmani—Oskooee(1998)、Bahmani—oskooee和Niroomand(1998)的研究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成立。而Rose(1991)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1974—1986年的数据的检验表明，上述国家的进出口与实际汇率及国内外产出(工业增加值代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ML条件不成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对于汇率变动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观点并不一致。
国内学者罗忠洲（2005）利用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指出，贸易条件会以汇率波动的一定比例发生变化，他实证研究了日本的贸易条件和日元兑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查贵勇(2005)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外贸条件变动具有正相关性: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则外贸条件改善；而人民币汇率实际汇率贬值则外贸条件恶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为改善目前日益恶化的外贸条件和避免“大国贫困化”的增长现象，可通过实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达到。黄瑞芬等(2005)指出贸易条件与中长期以及短期的实际汇率存在显著的关系，贸易条件的恶化或改善是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或贬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还有就是琼·罗宾逊夫人(J.Rbojnson，1937)认为货币贬值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取决于进出口的供求弹性。汇率对于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影响，短期内，国家1货币贬值将绝对地增加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而以本币表示的出口价格将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该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如果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与汇率贬值的程度完全一致，这种情况就称为完全的嫁祸。事实上，完全的汇率转嫁一般很少发生，因为在长期内，出口商为保证一定的市场份额或者其他原因一般会调整出口品的价格，而消费者也会因实际收入的变化调整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因此供需双方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均衡。此取决于两国的出口供给弹性和进口需求弹性。Christina Borda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和汇率制度，得出弹性汇率制比固定汇率制在淡化贸易条件的影响方面更有效的结论。
国内学者罗忠洲对日本的研究表明，在日元升值期间（1971年1月至1995年4月），日元的升值导致贸易条件改善，而在日元汇率平稳期（1995年4月至2003年12月），汇率波动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大。罗认为，汇率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应取决于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进出口价格的转嫁率，以及贸易条件和汇率的原有基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2004)在分析中国的贸易条件时，划分了两个阶段。在1993—1997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国内商品价格水平相对于美国是上升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而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通货紧缩，价格相对于美国下降，就出现了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由此得出中国近年来的贸易条件恶化，是汇率扭曲和通货膨胀水平相对较低造成的。
前人所作的这些研究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对如何看待汇率变动与贸易条件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思路，这些想法都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二者关系的平台和条件。这正是对于汇率与贸易条件研究的深远意义所在。
二 贸易条件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贸易条件的研究
对贸易条件的研究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基本上与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同一时期，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又从不同角度对贸易条件问题进行研究，大体经过是起源、争论以及逐步深入发展这三个阶段。主要围绕贸易条件的起源、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以及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贸易利益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普雷维什—辛格“贸易条件恶化论”、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理论”、刘易斯“贸易条件决定论”、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论”等。
1. 起源阶段：传统贸易理论对贸易条件的探讨
最早的贸易条件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s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证明了在国际贸易发生时，均衡的价格贸易条件将存在于两国的比较成本比率之间。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本身并不能决定贸易条件，而只能确定贸易条件所处的上下限，故而不能充分解释贸易利益在贸易对象之间的分配。后来，相互需求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和阿弗里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分别用相互需求强度和提供曲线对贸易条件的决定和变动进行了解释。穆勒认为：“当两国相互交换两种商品时，这两种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将按照两国消费者的爱好和境况而自行调整，……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所不能超出的限界，是这两种商品在其中一个国家生产费用的比率和这两种商品在另一个国家生产费用的比率。”马歇尔运用提供曲线说明两国贸易均衡时的贸易条件是由从原点到两国提供曲线的交点画出的射线的斜率给定的。如果某一国的提供曲线发生变动，则贸易条件就必然随之变动。这是马歇尔在继承和发展了穆勒的思想后而提出的。
但是，通过我们所学发现，传统的经济学还是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决定了国际贸易方向，同时也构成了贸易利益的来源。这也包括后来的赫克歇尔一俄林(Heckschor—Ohn)要素察赋论。那么，我们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总结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出口初级产品，然后再进口制成品这样的贸易中获利，从而促进该国经济的发展。原因在于初级产品的生产依赖于有限的自然资源，长期来看，按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增加，自然资源将供不应求，初级产品的价格应该趋于上升，而制成品的价格由于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等原因则会趋于下降。这样该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长期处于上升阶段。
2．争论阶段：“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提出以及争论
20世纪50年代，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汉斯·辛格 (Hans Singer)分别独立地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趋势的观点，即“贸易条件恶化论”。
普雷维什(1950)在提交给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考察了1876—1938年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以1876—188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计算出以后各年的原材料价格和制成品价格之比，即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结果表明，除了1881—1885年的价格比稍有上升外，其余各年份的价格比均呈下降趋势，到1936—1938年已经降至64.1。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一定数量初级产品所能购买的制成品，只相当于同等数量初级产品在19世纪70年代所能购买的制成品数量的64.1%。这就意味着，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长期趋于恶化。同时，德国籍经济学家汉斯·辛格 (Hanssinger，1950)从其他角度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因此，普雷维什和辛格关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论断，被后人称为“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P—S hypothesis)。他们认为原因无外乎一下几点：第一，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下降。第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分配。第三，经济周期对中心与外围国家的非对称影响。第四，世界经济动力的中心由高进口系数国家转变为低进口系数国家。
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世界性的广泛的争议，不断有经济学家出来质疑、反驳。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elbeigcr，1956)等人认为当时普雷维什等人选取英国为研究对象没有代表性，他们通过计算除英国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贸易条件得出结论: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呈现出像英国那样显著的上升趋势。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 (Jacob Viner，1950)是指出，贸易条件恶化论中所暗含的把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等同于贫困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农业不等于贫困，工业也不等于富裕。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工业或农矿业的比较优势状况，而不是取决于它所从事的产业部门的特性。西奥多·摩根(T.Mogen，1959)认为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趋势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以英国在1876—1939年间贸易条件变化的情况来概括出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它们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走势，显然是“以偏概全”。美国哈佛大学的戈特弗里特·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959)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英国的贸易条件并不能作为其他工业化国家贸易条件的指标，而且英国的贸易条件不能作为英国与之贸易的原料出口国的贸易条件的倒数，因为英国的进口价格是到岸价格，出口价格是离岸价格。同时由于商品质量的老化和新兴商品的出现，贸易条件数字都有强烈的偏离。
针对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解释，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例如，Ellsworth(1956)认为，在普雷维什所考察的时期内，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有三次明显的下降，但每一次下降的原因都明显不同。关于普雷维什提出的初级产品需求不断下降的论点，H·迈因特指出：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初级产品都是低收入需求弹性，而且，从个别不发达国家的观点来看，它增加某种初级产品出口的前景并不取决于总的世界市场需求的收入弹性，而是取决于它所面临的需求的价格弹性，而这又取决于该具体出口产品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以及该产品与竞争产品相比其价格竞争能力如何。其次，即使初级产品的需求疲软，也不能就此得出“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因为决定价格的不仅仅有需求，供给在其中同样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普雷维什—辛格命题”提出之后，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和机构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化进行了研究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54)认为贸易条件主要是要素贸易条件和商品贸易条件，他指出长期内，发展中国家是欠发达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商品的贸易条件；19世纪初以来，生产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化严重地影响了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制止这种趋势的最基本方法就是持续不断地提高欠发达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国内市场生产的生产率，从而提高出口作物的供给价格。法国经济学家伊曼纽尔(A.Emmanuel，1969) 用不平等交换来解释穷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论证了贸易条件恶化确实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应当和出口产品的类别联系起来看，而应当和国家类别相联系，即发展中国家即使出口加工工业品也会遭受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而发达国家即使出口初级产品也会从贸易条件中获得好处。因为低工资生产产品时，其剩余价值通过商品出口被富裕国家占有。他认为国际剥削来自于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价格差别，价格差别来源于工资差别。从此，国际经济学界围绕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总之，虽然经济学界对“普雷维什-辛格命题”仍有争议，但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化趋势，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初级产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
3．发展深入阶段：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经济增长）的关系
贸易条件被认为是衡量一国获得贸易利益多少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贸易状况以及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状况，反映一国的实际福利变动。哈勃勒（Haberler 1955）在对这一问题作出的特别深刻而审慎的讨论中指出，“与商品贸易条件改善等价的其他情况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巴格瓦蒂（J.N.Bhagwat，1950）的“贫困化增长”理论是在“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的基础上延伸和发展而来的。在巴格瓦蒂看来，贫困化增长最初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场合：由于技术进步或要素积累增加所导致的实际产出的增加有可能使价格贸易条件不利于正在增长的国家，而且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产出增加带来的收益，最终使该国的景况不如从前，使之产生“贫困化增长（或悲惨的增长）(Immiserizing Gorwht)”。之后，约翰逊（Johnson，1967）等后人进一步指出：贫困化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及要素贸易条件全面恶化，从而造成了福利水平的下降。贫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扭曲的存在，只有消除各种内生的和政策性的经济扭曲，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化增长”。即使对于面对不变贸易条件的小国来说，在关税保护条件下进口部门的扩张同样可能导致贫困化增长。约翰逊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第一，关税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生产的低效率；第二，贸易量的减少损失了部分贸易利益，两者之和如果大于经济增长效果，则使得净福利水平下降。
对于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界大体共有两种观点。由于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趋势的变动和波动性，所以第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长期趋势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的长期上升类似于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快速的积累和增长。贸易条件的上升，一方面通过影响投资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贸易条件的上升带来购买力的增加，可以增加那些有助于生产率提高的中间产品和技术设备的进口，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例如，Basu和Mcleod(1992)发现，12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拉美国家）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Blattman、Hwang和Williamson（2005）发现1870－1939年间，贸易条件增长和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长期趋势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例如，Hadass和Williamson（2003）发现，从1870年到一战期间，虽然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初级产品出口国有利，但是，仍然降低了它们的增长。
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贸易条件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进行的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何廉领导的南开大学研究团队在历年海关关册统计数据基础上，经过繁杂的计算，以1913年为基期，编制了一套1894-1928年中国进口物价、出口物价、进口物量、出口物量及物物交易率(即总易货贸易条件)指数，而这套数据就被称为“南开指数”。根据指数结果，何廉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自1867年以后60年来总易货贸易条件“渐趋有利”。袁欣（2004）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研究》一书中，应用南开指数对中国1867—1936年间的贸易条件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近代时期的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19世纪下半期，中国的贸易条件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20世纪上半期的下降速度则要快一些。张烨（2002）对1980—2000年间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论是：20年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波动中略有下降，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下降10.4%，平均每年下降0.55%；由于出口量的快速增长，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我国的单要素贸易条件大幅度改善；虽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有一定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
2.对中国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的研究
吴建伟(1997) 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一书中，对1970-1995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对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贸易条件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起南北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经历了新的变化，南方制成品贸易体条件有所改善，而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是由于南方出口国以价格竞争机制推动制成品出口的结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研究员赵玉敏、郭兴培和王婷（2002）对1993-2000年中国贸易条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各项指数的编制和计算指出，1993-2000年中国整体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13%，其中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更整体趋于恶化，其中高技术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甚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制成品分类产品贸易条件几乎全部恶化。而且，文中还指出，制成品贸易和条件的下降是导致中国整体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龚家友、钱学峰（2003）用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的前提条件与中国近二十年的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总量指标相比较，认为两者条件基本吻合，从而得出中国对外贸易基本是属于贫困化增长，或者说面临贫困化增长的危险。但是李志弘（2002）、林丽（2005）、黄满盈（2006）都对近十多年的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各类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贸易条件虽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中，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在总体上的快速增长，即我国并未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局面。可见，争论仍旧存在。
3.对贸易条件比较系统的研究
王如忠（1999）在《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一书中，对各种贸易条件在衡量贸易利益方面的特点和缺陷，及贸易条件的变动原理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研究，围绕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增长发生的原因、避免贫困化增长政策措施作了深入的讨论。
尽管关于贸易条件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充足的进展，但是我们发现经济学界对于贸易条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过于偏重与价格贸易条件，而要素、收入贸易条件涉及很少。尤其是在分析方法上，很少有人能够运用弹性分析法去分析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并且能够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社会环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对贸易条件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拓展，而且需要将贸易条件的研究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结合起来，在理论指导下，去使政策的选择更全面、也更具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