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魅力在于盛开在土地之上娇艳的花朵，文化的魅力在于渗透在文化血脉中闪光的精神。所谓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中具有决定力的核心价值系统，它包括该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内在精神品质，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文化主体的态度、评价、情绪倾向和行为方式等外在风神。例如“敢为人先，务实进取”是对当代广东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则是对深圳文化精神的总结。2004年4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王生铁同志的论文《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文中列举的楚文化四大精神特质即：一是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笔者非常赞赏王生铁同志的精辟论断，但是，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楚文化渊源之一的汉水文化不仅同样包含了上述四种文化精神，并且，这些文化精神的渊源因子来得更为悠久、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水文化巨大的文化魅力就在于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因为汉水文化精神是汉水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所在。

提起汉水，谁都不会忘记神农架。在这里，一代神农不畏艰险、踏遍神农架山山水水，降青牛、收药狮、斗群蛇，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制麻为布，制作衣裳；削桐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之琴。是神农披荆斩棘，划破了愚昧落后的漫漫长夜，将文明世界的第一抹曙光带到了汉水之滨。他所体现的是典型的开辟创新、奋发图强的精神。以汉水为主要根据地起家的楚庄王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更是这种开辟创新、奋发图强的精神的典型体现：“不飞则已，飞将冲天；不鸣则已，鸣将惊人”。楚庄王在位时期（前613-前591），曾问鼎周室（前606年），饮马黄河（前597年），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使楚国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无论是铜器冶铸、丝织品、竹简、帛画、编钟音乐、漆器、哲学、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天下第一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

汉水文化奋发图强、开辟创新的精神最典型的体现还在于她的一系列重大创造和突出成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在这里，从汉水的纵深腹地莽莽林海走出了一代神农炎帝，成了中华农业、医药、纺织的开山祖师；春秋随国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大型编钟,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公认是代表春秋音乐文化的绝响；鬼谷子揣摩天文地理、世风人情，穷尽人心机变，写就一部《鬼谷子》，玉成张仪和苏秦，搅乱战国走势，撼动天下风云；以楚辞及鲜明的楚地浪漫奔放民风为代表风格的汉水流域文化独领风骚,则构成先秦华夏文明色彩斑澜的一大板块。为发展农业,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兴修了与都江堰同时代的伍子胥堰,至今仍在完好有效地发挥作用。西汉的张骞，从汉水边的城固踏出了第一条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东汉的蔡伦封侯于汉水边的龙亭铺，发明了造纸术；张衡发明了浑天仪，率先揭开了中国地震科学和遥测技术的篇章；刘邦崛起汉中,刘秀兴起南阳,诸葛卧龙腾起于襄阳、南阳之间,鞠躬尽瘁于汉中。张骞走出汉中,张衡跨出南阳,王粲求学于襄阳、南阳,随征于汉中,“丝绸之路”、“地动仪”和“建安文学”是他们留下的历史丰碑。滔滔东逝的汉江水将这三地的文化血脉溶通在一起,形成了两汉三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丞相萧何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华阳国志·汉中志》)刘邦正是以汉中为基地,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击败项羽,建立西汉。逐渐形成汉水—汉中—汉朝—汉族—汉文化—汉学。这一系列“汉”之根就扎在汉水文化之中。

一位前西德的流域经济专家，在全面考察了汉水流域之后，禁不住地感叹道：汉江是中国的莱茵河。这条河流不仅拥有农业文明的辉煌，它也同莱茵河一样，孕育过人类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雏形。事实上，这是一条能不断生长和繁荣的文化河流，其魅力是无穷的。尽管它不曾有过工业文明的辉煌，但它具备了工业文明的活跃因素，它以其特有的流域性格，最大限度地推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而这也正是汉水文化伟大牵引力、生长力、凝聚力和强大推动力之最典型的体现，同时，也是汉水文化的独创性和生长性之所在。[2]

 

而在汉水流域中游，传说黄帝时大臣容氏由河北容城逐步移民，形成庸国；周朝时对殷商遗老遗少进行移民，秦朝时对吕不韦部族移民神农架，唐代有皇亲国戚移民房县和郧西，明清两代受李自成和白莲教起义影响，大批流民移民汉水流域，解放后，随着开发建设大三线的需要，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大批移民十堰，形成了历史上第六次移民高潮。

对于连绵不断、多次大批的移民，就像汉水汇融流域内千川百溪终成滚滚洪流一样，汉水流域敞开了博大宽广的胸怀，一律容之纳之，承之载之，使他们既来之，则安之，并与他们和睦相处，共同繁育生息，最终历时历史地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五方杂处、八音相谐的民族存在、繁衍发展的文化生态和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移民标志着文化的迁移和流动，移民的频繁和移民成分的复杂则意味着文化变迁的频繁和文化构成成分的复杂。由于多次大批的移民，使汉水流域文化积累深厚，层次丰富复杂。不仅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融汇集，而且，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闽浙文化、江淮文化，甚至域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都在这里有典型的碰撞、沉淀和遗存。层次的深厚累积和来源的广泛复杂，使汉水文化极富开放性与兼容性、普适性与代表性。

三，公而忘私、牺牲奉献的精神。西汉《淮南子》上说：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处处体恤民力，从不挥霍浪费，其“为匏居之台……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被史学家称为楚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廉吏”令尹子文，比孙叔敖早两个朝代。刚上任之时，令尹子文看到楚国百废待兴，财政极为困难，于是，“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毁家纾难”这一成语，就是高度赞扬令尹子文（斗谷於菟）自愿、主动地献出自家的私财来缓解国家的困难，而不惜自己“有饥色，妻子冻馁”（《潜夫论·遏利》）。这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被楚庄王破格重用的令尹（宰相）孙叔敖曾被司马迁尊为“古来第一循吏”，《韩非子》称孙叔敖当了令尹之后，出行是“栈车、牝马”，食用“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常常“面有饥色”；孙叔敖死后家无余财，其妻子负薪以自给。正因为楚庄王以“身治为国治之前提”，才有了楚国的强大、楚民的富殷。[4]

公而忘私、牺牲奉献的精神，既体现在历史上精英人物和领导阶层身上，同时，也更广泛、更突出地体现在汉水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之中。在我们生活的当代，提起汉水，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襄渝铁路、丹江口水库。为了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支援三线建设，数十万汉水流域人民，义无反顾地捐献出上百万亩良田，砍毁了上百万亩森林，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祖屋，迁移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创业。如今，将改变中国北方未来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战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启动，数十万汉水流域人民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二次移民，又将第二次离乡背井！为了国家战略，为了全局利益，他们无怨无悔！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典型的公而忘私、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使汉水文化极富凝聚力和亲和力、牵引力和推动力。

太和博爱、厚德载物首先就要体现在对人民的观念上，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民为邦国之本，能够做到爱民，才是抓住了厚德载物、太和博爱的根本。五千年前的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耕；搭架采药，疗民疾患，一日而遇七十毒；制陶器，创纺织，兴集市，一心为民造福，“由是民居安食力，而无夭札之患，天下宜之”（《随州志》摘自通鉴前编等）。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鬻熊被周王室封于楚，成为楚国的最早缔造者。鬻熊提出的治国之道就是“以民为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则提出了“民生”、“民欲”、“民和”、“和众”等治国方略，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楚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令尹子文（斗谷於菟）也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的执政方针。贤相孙叔敖处处为民着想，一心为民造福，兴水利，救民困，“不得罪楚之士民”。正是在这批历史精英人物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重民、爱民才在汉水文化理念中蔚然成风，形成为强大悠久的传统。[5]

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也体现在汉水文化哲学上。提起汉水，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巍巍太和山和武当道教，是巍巍太和山和悠悠汉水直接承载和浇灌了中国道教，而中国道教也正是从这里兴起，然后播撒全国。道教文化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太和！太和首先强调的是一种和，即崇尚天人合一，强调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道家也追求贵人重生，要求世人关注苍生万有、热爱一切生命，普施人间大爱。其实，武当山的别名“太和”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太，至高至大至重者也，和，和平和谐者也，“太和”，即至高至大至重的价值，就是和平和谐，此其一；如果直接按字面意思来解读，那么，“太和”，即太平和谐也，——世界太平，社会和谐，此其二。在这里，道教把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给我们昭示得实实在在、旗帜鲜明！这种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使汉水文化极富人文性与和谐性。[6]

“孝”字源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原义为“奉先思孝”。儒家道统认为“孝”是百行之首，《论语》载：“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舆!”在古代中国的二十四大孝子中，汉水流域就有五大孝子。其中，老莱子扮童娱亲出自荆门城西象山的老莱山庄，丁兰刻木像事亲出自襄樊的南漳县；而仅汉水流域孝感一地就独占三孝：汉代“卖身葬父”的董永和“扇枕温衾” 的黄香，三国时“哭竹生笋”的孟宗。孝感，真可谓“孝子之渊薮也”。在孝感，上自耄耋老者，下至懵懂学童，问到“孝感”地名由来，都能娓娓道来，“因为古代这里出了几个大孝子，孝行感天，所以叫‘孝感’”。孝感在1500年前建县时定名“孝昌”，乃“孝子多矣”；而后改名“孝感”，乃取董永行孝感天之意。“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织线偿债主，孝感动苍穹”。这是《二十四孝》中董永一节的记述，也是千百年来流传不息的“董永与七仙女”神话传说的古文记载之一。根据这一美丽的传说，人们创了楚剧《百日缘》、黄梅戏《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更是传唱于民间的经典唱段。这个神话故事，反映了汉水流域人民对孝行美德的推崇，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7]

除此之外，还有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大孝女木兰、被传为千古佳话、弃官事母的大孝子徐庶都生活在汉水流域。

演唱丧歌是汉水文化习俗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几乎伴随着汉水流域民俗大礼——丧礼形式的每一过程。作为一个典型的汉水文化事象，汉水流域丧歌中蕴涵着丰富而典范的孝文化、乐感文化和伦理习俗文化等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核。迎来送往、养生送死、慎终追远、追根溯源等传统道德标准是汉水流域丧歌创作和流传的最深刻文化动因，而其巨大的习俗传承价值、伦理教育价值、历史认识价值、社会心理价值和美学认同价值则是其长期而广泛流传的最直接的现实动因。[8]这种注重孝道，道德至上的精神使汉水流域孝子密布、孝风浓重，使汉水文化极富传统伦理性和世俗持久性。

 

哲学精神是文化精神的灵魂。作为汉水文化哲学代表的道家文化除了被道教迷信化、宗教化的部分内容之外，其主流精神是指向独立性、求真性和科学性的。主要理由有：第一，从道家立家创派的宗旨看，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生规律是其根本的目的。《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记事之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术也。”第二，从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对“道”的定义上看，道家认为，道是自然宇宙和人间社会最高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生规律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为万物之所从来者，德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者”。在这里，道是世界的本源，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作为前者，道生万物；作为后者，道法自然。第三，与中国主流代表文化儒家相比，道家更富于批判性、叛逆性、挑战性和标新立异性，总是“反”字当头，“异”字领先：反传统、反世俗、反权贵、反压迫、反权威、反异化。[9]与中国主流代表文化儒家相比，道教文化这一特性可以得到泾渭分明的印证：在功用上，儒家的积极进取、脚踏实地、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是中国人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挣扎的精神动力，而道家委运乘化、投身自然、隐逸出世、不求闻达的思想则是中国在人生战场上掩护退却的盾牌。儒家激人奋发向前，“知其不可而为之”，强调责任感、义务感、使命感。道家要人安于现状，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知其不可而安之若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强调人的自然性、自由性、自在性。在表现形式上，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在心理和灵魂的构成上，儒家及道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前者使中国人成了好商人---斤斤计较；而后者则使中国人成为大诗人，富于幻想，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在精神取向上：可以说，道家肯定着放弃，儒家肯定着追求；道家是退守自保的哲学，儒学则是进取奋发的哲学；道家的精神实质在于放弃，也即道家所标榜的倾向自然、投入自然、回归自然的自然追求。在文化传统构成上，林语堂认为：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与天然的经典风尚，个人、文化思想亦然。道家哲学为中国文化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文化思想之经典派。在哲学的出发点上，儒家重人事，着重于探讨社会人生的规则规律，其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为核心内容，以义为人格理想，企求建立一个和 谐的大同世界，而道家则崇天道，着重探讨解破自然宇宙的奥秘，其以自然为行为规范，以道为核心内容，以自由逍遥为人生的理想境界，企求回归到人类的童年时代：小国寡民，无知无欲，无礼无法，朴纯自然的原始浑沌状态。儒家崇尚文饰、文明，道家伍自然，服饰上，儒家峨冠博带、文质彬彬、斯文有礼，道家则一无所忌，一任自然。儒家创造社会文明体制，礼义制度，道家全盘否定人类的一切文明礼制。儒家尚刚强，道家贵柔弱。处处都在标新立异，处处都在挑战权威，处处都在昭示着高度的独立自持和自尊自信！[10]这种独立求真、探索真理的精神使汉水文化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自由性和独立性。

在当代，提起汉水，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代哲人杨献珍。在那个个人崇拜、迷信权威、谎言横行、真话敛声的时代，只有他，不畏君、不畏上，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畏上大人之言，敢于坚持己见，独立探究，追求真理。当毛泽东同志“一分为二”的理论和个人的迷信崇拜压倒一切的时候，他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合二为一”的论断，表现出了一个思想者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和一个真理探究者对真理的痴迷！这里所体现的是典型的独立求真、勇于探索的精神。

综上而述，汉水文化具有的开辟创新的精神、牺牲奉献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太和博爱等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性、持久性、共享性、和谐性等特征，与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所有人类文化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方向性、支撑力、凝聚力、推动力的作用，不仅是汉水流域人民战天斗地、开辟未来的精神法宝，也是全国人民走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源泉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全面展开，汉水文化及汉水文化精神势必随着北流的汉水，会迅速地在广袤的华北中原大地乃至首都北京和天津播撒并蔓延开来，产生更为直接广泛的交流和巨大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要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进行积极地、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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