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音优越感

           沈东子

看了几集台湾脱口秀《康熙来了》，看小S和蔡康永说着温软的国语，忽然想起小时候说的桂林官话。说台湾国语是大陆普通话，这样说没错，但台湾国语也不完全等同于大陆普通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分隔，国语在变化，变得越来越软，普通话也在变，不过普通话的变化过程比较复杂，前三十年越变越硬，特别是文革鼎盛期，说话要有硬度，似乎这样方能显示刚强，连以温软知名的苏州话都有雄起的迹象。后三十年反过来了，也想变软些，但适度很难把握，往往硬不起来也软不下去，为了填补中间空悬的部分，要增加很多废话。

台湾人说话是很容易听出来的，除了声音有变化，用词和语气习惯都有微妙差异，记得以前看小人书，说几个台湾狗特务泅海过来，打扮成我军指战员走进村庄，没说几句话就被识破了，因为他们居然不说领导，说长官。前段时间朝鲜边防军开枪打死我国边民，据说也是同样的原因，那几个走私的边民居然用韩语搭话，自然会吓着朝鲜人，以为韩国特务来了，拔枪就打，要知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分离，朝鲜语与韩语也是有区别的。

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的富庶程度有关系，通常来说社会越富裕，规矩越多礼节越多，说话的口气越软，用词的分寸也越讲究，如同以前啃红薯，现在要把红薯做成糕再吃。语言的讲究决定着教养的高下，所以有钱人家要把孩子送进所谓贵族学校，送去干什么呢，去学如何说话，如何掌握优雅的谈吐。说起来真是好可笑，以前把这一切视为繁文缛节要灭掉，现在又拣回来了，不但拣回来，还要发扬光大，历史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个圈。所谓讲究无非是语言的细化，可以细到化为无形，追求意会和言外之意。在英语世界里，最讲究语言的当属英国人，往往不经意间已经表达了轻蔑，流露出贵族优越感，也是美国人、加国人、澳国人或南非人受不了的地方。外国人学英文，要学到萧伯纳式的幽默才算学到家。

在以前的中国，江浙是最发达的，江浙人说话也是最讲究的，外省人会觉得江浙人斤斤计较，抠字眼儿，可在江浙人看来，抠字眼儿才是文明的体现——在西方社会最抠字眼儿的是律师——看不起什么事都大而化之的内地人，比如买菜不看秤，吃虾不吐壳等等，尤其是好吃肉的湖南人，一口一块大肉，肉汁顺着下巴流。粤语的变迁很典型，广州人觉得自己说话很好听，比什么清远、茂名、雷州半岛那边好听多了，至于广西听都不要听，土得掉土疙瘩，可是在香港人听来，如今的广州话也是蛮土的，相比之下香港话跟香港点心一样，要更软更细腻，自然更洋气。

说了这么多，还得说回桂林话。如今来桂林生活的人，为了融入本地人圈子，都喜欢说桂林官话，但在我听来口音都有点怪怪的，大概洋人听我说英文，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童年随父母来桂林，住杉湖旁的小院子里，我们小朋友把桂林分为南区中区和北区，认为北区的孩子最能打架，人家军分区在北区哈，有枪杆子撑腰，南区的孩子也能打，但比北区差一点点，多半出身于卖肉卖豆腐的人家，家里最多只有两把菜刀，曾见两边孩子在各自老大的率领下，混战于湖中央的小岛上，双方不分胜负，留下几块倒悬的桥板。我们中区的孩子比较有教养，从来不打架，因为几乎所有的官员、干部和有文化的人家都住中区，而榕湖和杉湖又在中区的中央。我在杉湖路小学念书时，坐我背后的就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只不过那时不叫书记——叫革委会主任。

住城中央未免会有优越感，看不起北区和南区的孩子。中区孩子说的桂林话，语速快，用词轻巧，夹杂大量随时变换的流行语，几乎每句话里都有性暗示，平日遇上谁，只需说上几句话，一个字，一个用语，一句黑话，就能甄别出他来自北区还是南区，北区有灵川或兴全灌的口音，所谓兴全灌指的是北面兴安、全州、灌阳等县份，那边深受湖南影响，有霸蛮之气，南区的孩子生活在漓江下游，说话带阳朔、平乐的口音，人都比较朴实平和，但惹急了也会发飙。一旦判断不是中区的孩子，比方我们把一万说成一方，对方若是说不准，那就要嘲笑一番甚至欺负上去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仗着嘴快老是恶骂对方，对方忍无可忍忽然回骂：你嘴贱，老子手贱！抓起一块砖就拍过来，于是我们抱头鼠窜作鸟兽散。那可是硬邦邦的砖块哦，那时到处是断墙残垣，别的捡不着，捡块砖还是很容易的。

当然这都是前朝旧事了，凭口音确定优越感，那是封闭社会的特征，如今这年头城市就像没门窗的房子，谁都可以进出，想要优越感得有钱有势，有钱有势再加上有貌，那更不得了，只不过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有钱有势，就不可能有貌了，这是命运的平衡——君不见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个长得歪瓜裂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