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有个段子，大致是这样说的：“都说讨厌上海，但是从来不妨碍他们来上海的。”他说这段话，是为了驳斥那些对上海颇有成见的“外地人”。听他这样一说，好像还颇有一番道理。但如果外地人，尤其是占外来务工大军主力的农民工兄弟都不来了，那么经济快速发展但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城市将会怎样？

　　综合近期媒体报道，今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大规模用工荒：其中“珠三角”缺口超200万，东莞90%企业普工缺口，深圳80余万，沪苏浙闽、广西北部湾，甚至是人口大省四川等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工问题。部分内地省份不得不通过限制劳动力外流，以满足本地企业用工需求。招工不足直接导致了电子、鞋业、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陷入窘境。

　　这是个颇为奇特的现象，这壁厢是媒体不断报道大学生就业难，那壁厢却是东部沿海招工难。一时间，舆论对于“民工荒”众说纷纭。在浙江一些企业家网络论坛上，投资者纷纷表示，农民工每年节后返厂时，都会趁火打劫，漫天要价，要挟用人单位。他们的口气仿佛是为天下芸芸众生创造饭碗的救世主一般。

　　善哉，善哉！这些驰骋商场多年的老板们，难道还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尘世间，若能用钱办到的，就不能算是难题。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企业尽管集体提高薪水，江浙一带的企业甚至将工资涨到了4000元，超过了博士生的工资，但还是难招到工人，这就足以说明提高薪水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一个将勤劳、艰苦奋斗视为箴言的国度出现劳工荒，恐怕要从整个中国社会层面来寻求问题答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对人本身的关注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将人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而农民工被定义为廉价劳动力。

　　“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恐怕也是“中国一绝”。为何农民非要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呢？究其原因，中国发展极不平衡，而快速发展的东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所谓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中不少是因为失去了原来的土地，不得不放弃故乡建设，转而为其他城市和地区发展去做贡献。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每天忙碌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不欢迎他们，因为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他们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最大，却因经常灰头土面，处处遭城里人嫌；在媒体的负面报道中，他们经常是以“XX省无业来沪打工者”的固定句式出现，尽管贪污腐败等涉及整个城市利益的大案要案，却从来没有他们的份；在企业，他们更是被视为老板发财致富的工具，他们在缺乏安全保障，甚至是有毒物质的环境下工作，老板对他们随意处罚、动辄恶语相加，而所需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无从谈起；他们被“呼之即来，挥之即去”，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多少农民工被企业毫不留情地辞退，而某些地方为了迎合投资者，保证投资有收益，不惜降低最低劳动者工资水平；为了争取最起码的权益，农民工要通过“开胸验肺”这样极端的方式。这样的城市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解决民工荒问题首先要留住劳动者的心，让农民工对所居住的城市和地区逐步形成归属感，我们能够做的是帮助他们实现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并给与他们应有的尊严。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并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现在，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已经能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就近入学的便利，社会也在激辩是否要废除户籍制度，而该项制度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工兄弟挡在福利制度之外。

　　目前，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卸甲归田”，我们希望国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让这些为共和国繁荣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老有所养。与此同时，我们要努力留住新生代的农民工。对于像上海这样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城市，这项工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和父辈不一样，第二、三代农民工已脱离了老一辈“挣点钱回乡养老”的归根祈愿。他们对故土情结较上一辈人更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希望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有更好的发展。要留住他们，我们首先要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给于外来务工人员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与城里人一样的福利。对于用工企业，应该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给与他们新的专业技能，这样劳动者的能力得到了发展，让他们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怀，而企业最终也能从他们所学的技能中获益，至少不愁找不到需要某种技能的熟练工了。

　　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更是应将他们视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员，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生活。他们可能衣着没有城里人光鲜，但是他们大多淳朴善良，工作勤奋，任劳任怨，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新城市的认可，这种草根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过义务教育，不少还受过高中甚至更高学历的教育，因此他们也懂得遵守法制以及文明规范。在上海的地铁里，已经经常能看到年轻的外来务工者主动给老人让座，主动向我们表示了他们的诚意，那么我们呢？当他们真正融入我们这个社会中，那么就不再会像周立波说的那样，讨厌上海，却又不得不来上海讨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