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上午，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向东博士，在黄冈作了三个小时的经济形势报告，作者有幸现场聆听。向东博士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系统地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迎击世界金融危机和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并分行业谈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方向。终生从事经济工作和教学、研究的作者，带着“赴宴”的心情，认真聆听了向东博士的报告。

 

听完报告后，初步感觉是：“很有味，不过瘾。”“很有味”，是指向东博士的报告，比较系统地谈出了中国政府的所思所虑。“不过瘾”是指他的所有观点听不出来其理论根据，只能体悟到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本人不一定认为正确）。经两天来的思考，总结成一句话：中国经济社会从根子上出了问题。从正面提出问题，就是：国家经济发展不一定正义，国家没有理论指导，就没有发展方向。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

 

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没有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中国经济落后状态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点与发展路径。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整体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三名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小平同志提倡“不争论”，猜想他老人家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什么体制能发展生产力，心里像明镜似的。并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这是建立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基础上的表述，防止由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耽搁了经济建设。这还是建立在经济落后条件下的政治决策。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其社会运作是有钱人的游戏。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孪生的社会制度，二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资本主义主张资本为大，资本主导劳动，社会主义主张劳动为大，劳动主导资本。这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所在。

 

社会主义政治观点之所以与资本主义呈现对立状态，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按自己的愿望建立的社会制度，是劳动主导资本的社会。虽然社会主义允许资本占有发展权，但是受法律制约，受劳动者的权力压制，其发展是有边界的。当社会赋予资本的权力超过劳动的权力时，甚至劳动的权力得不到彰显，法律对劳动权没有实现特别保护，反而让资本的的权力不加限制地扩张，社会主义就自然变质为资本主义了。

 

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社会是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共产主义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生产力之后，全人类逐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观点，说：“首先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突破，一国建成共产主义”。才有了目前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实，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同时代的两大阶级，二者是相互依存关系，对谁革命，都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利，只有在斗争中求共识，在共识下解决矛盾，不搞零和游戏，做双赢、互惠式的妥协，才能既让“资本”有限度地盈利，又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和“有尊严地生存”。

 

无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就消失了，因为过去的无产阶级也要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样其建立的社会制度才有意义。但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就变成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无产阶级主体就自然演变为劳动者阶级主体，这时的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并不是十分明显的，资本所有者也从事劳动，劳动者也可能演变成资本所有者，当全社会的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全部重合后，阶级对立性就减退，但不会减退到零状态，因为劳动能力与自然条件的限制，贫富差别不可能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建立照顾穷人的系统制度。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贴切的称谓应是“劳动主义”。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基本上让资本所有者、资本经营者、资本占有者（指国有大资本、垄断资本企业的高收入者）成为富裕阶层。也就是说，完成了小平同志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任务。下一步，就是要让劳动者富裕起来，大概时间是在2011到2030年之间，再下一步，就是让全体中国所有的人富裕起来，大概时间在2031到2050年前后。到那时候，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劳动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之后，就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按小平同志的设想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人均GDP达到多少。

 

近两年，尤其是2010年，社会劳动者与资本的矛盾、7月份的洪涝灾害引发的污染、爆炸等人与自然的矛盾凸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从技术角度看，也存在转向的客观紧迫性，其背后仍然是政治问题，即“GDP崇拜”。中国全社会要从追求GDP高速度转向“幸福主义”。中国急需转向“劳动主义”倾向的“幸福主义”的经济追求。但是，在向东博士的报告里，没有听到一星半点这方面的信息。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是在为谁发展的问题，并不明确。

 

资本和劳动，是社会生产力的两大基本要素。

 

二者的矛盾运动，在国家政治层面，是资本主义与劳动主义社会制度的选择与斗争；在社会经济层面，是资本支配劳动与劳动支配资本的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与斗争；在微观企业（或产业组织）层面，是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的社会制度选择与斗争。市场经济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反映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本质。

 

1、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层面的体制规范之一，另一个体制规范就是所有制。二者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小平同志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基本生活消费品生产满足不了消费需要阶段的管理社会产品分配的手段，当社会生产力具备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要，生产力需要继续发展时，市场经济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因为它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计划经济是在特殊条件不得已的选择，它有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的缺限。

 

所有制，是资本支配劳动，还是劳动支配资本的社会制度。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有制是劳动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私有制，由个人和家庭、家族所有制，发展到股份分散的社会大众所有占主体的私有制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决定的，其背景与控股权本质没有变化。公有制，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所有制，发展到股份分散的社会大众和法人所有占主体的公有制形式，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决定的，但其背景与公有控股权不能变成个人、家庭或家族所有制为主体。否则，个人、家庭、家族等利益集团，就会干涉、干扰国家政治、宏观决策，即国家政治生活可能滑入寡头政治，俄罗斯在“叶利欣时期”就是寡头政治，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本质上就是寡头政治。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通过地区代表（议员）来限制寡头的利益表达。

 

劳动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区别，就是所有制区别；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就是寡头政治与人民代表政治的区别。

 

2、在国家政治层面，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市场、政府、制度、思想文化四者成递进保障调控机制。

 

市场经济本身是有缺限的，市场失灵，靠政府来弥补（凯恩斯主义）。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有政府的缺限，政府失灵，靠制度弥补。中国的问题是政府不承认自己有缺限，而且始终在引导大众，政府是万能的。尤其是党的宣传机器，把党神化，只准表扬说好话，不准批评说坏话。把公共机构扭曲成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对制度采取摸糊、漠视策略。

 

制度的品质和品性由国家最高权利机构决定。品质是技术层面的质量，品性是政治层面的质量。品质不高，制度就有缺限，品性不对，制度就有方向性问题。当制度也失灵时，社会就会失范。这时，思想文化在其中也能取到一定的纠正、纠偏作用，但社会表达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思想文化只能通过个人行为发挥作用，其能量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国家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化高度统一，表达机制完善畅通，思想文化才能在国家政治层面发挥作用。

 

3、在微观企业（或产业组织）层面，市场经济反映在企业购销层面，也反映在企业管理方面，还反映在用人、工资待遇方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契约在企业是其核心内容。

企业购销层面以契约（订单、合同）为动作方式，维持企业经营。企业管理方面，也以契约为主体，维持企业运转。企业用人、工资待遇方面的制度，同样要通过契约形成机制，招聘、谈判解决。

 

契约的核心，就是订立契约双方，是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谈判订立，各自按契约履行合同、履行诺言、诚实守信过程。劳动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在微观层面，尤其要贯彻契约理念。

 

我国企业的契约运作模式，在经营上，基本实现了市场机制。在企业管理上，仍然延用管理者下达指令，被管理者无条件接受指令的模式，基本没有契约的内容，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微观层面的直接反应。劳动至上主义者，要把“资劳”之间“出钱使人给自己做事”的雇佣关系，改为契约关系。同时，在企业用人、工资待遇方面的制度，更要体现契约的力量，用工按合同，工资按谈判机制运作。但中国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劳动法》出台后，用工方面，相对有一定的进步，但工资谈判机制尚没有建立。这就是制度的缺失，制度缺失的前因，是政府失灵。

 

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足和失灵带来的。劳动与资本之间，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资本，劳动就成为空中楼阁，没劳动，资本就实现不了其价值。劳动主义社会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靠市场体制、所有制、政治保障系统和契约共同调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出现。

 

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资本、劳动、资本与劳的关系三个方面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定位，也不十分明确。

 

理论是行动的导向，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是有正式确的行动。

 

从向东博士的报告中，看不出中国政府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政府的理论与党的理论不是一个系统，它是相对独立的技术性理论系统。例如：财政部门有财政理论、金融部门有金融理论、社会保障部门有社保理论、教育部门有教育理论、卫生医疗部门有卫生医疗的理论等。

 

如果政府各部门没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没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理论追求，就成了瞎子摸象。即使经济发展了，也不一定是正义的发展，没有理论就没有方向，甚至可能走向自己的政治倾向的反面。

 

例如：中国的房地产业，就是房屋建设部门走向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反面的典型事例。

 

现在的中国房地产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他过去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讲不通的。尤其是出台的调控政策，允许炒房的动机暴露无余。如“第三套房暂时不允许贷款”。说明，第一，炒房，是与住房消费者对立的逆行为，政府没有禁止；第二，不贷款，只是暂时行为，说明富人剥削穷人、赚穷人的钱，以后还是要允许的；第三，抑房价，只是不许暴长，也不希望暴迭，其立场不是“居者有其屋”。

 

中国政府为发展经济，把住房建设当作发展经济的增长点，是完全错误的行为，是无人性的政策设计，缺德的政策方案。如果因为中国房地产业泡沫治理，带来整治体经济停滞不前，必须有人为其负责，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在18大以前没有解这一问题，必须向全党做出说明。

 

再如：中国的财政部门，只要国家是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实行公共财政体制，这是毫无疑义的。

 

可是，我们的财政部门始终没有明确自己的理论系统，完全按长官意志办理，把国家在财政上搞成“以党治国”、“以人治国”、而不坚持“以法治国”、“以理治国”。

 

2010年中国社会处于这么关键的转型时刻，财政部长仍然说要“稳定政策”。其语境是针对积极财政政策说的，但放在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中看，无异于在说，“财政部就是要坚决不移地守残抱缺”。个人所得税该不该改？房产税该不该对多套房开征？遗产税该不该征收？教育、医疗该占财政支出多大比例？社会保障支出该占多大比例？各级国有企业税后利润该如何纳入预算管理？财政在收入分配上应该有什么作为？等等这些，我们的财政理论是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我们的财政部说得出来自己的系统的理论不？

 

还如：中国教育部门，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我国的教育怎样培养人才，选拔怎样的人才、培养怎样的人才，都没有系统的理论。即使是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理论做指导，只能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政府所有的部门，都没有建立原理性的社会理论系统，没有“以理服人”的“理”，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不讲理、只讲权”、“没有法、只有仁”的国家治理落后时期。

 

中国落后，不是别的落后，是理论落后，理论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党和政府不把社会科学当科学，把社会科学当权力看，这是典型的封建意识遗毒。在这一意义上看，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国家治理上，仍停留在封建社会。

 

所以，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个“不讲理的社会”。因为这样，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这么大，成了非正义的代表才有可能。

 

没有理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一定正义，没有理论的社会，就没有发展方向，甚至会走向人民意志的反面。这就是我对向东博士的报告，产生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