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中国金融家的汇率构想与声音
央行副行长胡晓炼
2009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的一周内，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周小川建议通过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银行官员是理论结合实际阐述观点金融家，中国金融家的构想与声音引发回响，对周小川行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俄罗斯、巴西等一些新兴国家经济体表示赞同，而美国和欧洲等一些西方国家则表示反对更换世界储备货币，这是中国金融家的理念与政策主张在G20伦敦峰会之际的交锋，旗帜鲜明，荡气回肠。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连续挂出了关于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系列文章，《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均为央行副行长胡晓炼署名发表，胡晓炼在短短半个月发表了五篇关于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引发国内外媒体和市场人士热议。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也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汇率制度改革既要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要有前瞻性、国际化的视野提出重大政策思考和建言，作为央行重要官员，既有理论根基，又有工作实践，其权威性的构想及观点，当然值得海内外研究，倾听中国金融家的汇率构想与声音，有助于海内外对中国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演变的了解。
这些文章反映出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轨迹，文章洗练，既有货币政策历史的回响，又具有可读性和前瞻性，把胡晓炼文中观点梳理一下供参考：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既定政策》中的观点：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做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1994年以来的一贯政策。
汇率定价更加依照市场供求关系。1996年底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2001年以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融资等资本流动渠道逐步拓宽，外汇供求关系逐步理顺，贸易投资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更加便利，外汇供求关系逐步在市场中得到充分体现。
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从1994年之前的官方和调剂市场双重定价，过渡到银行间外汇市场询价交易和做市商制度，外汇市场加快发展，市场主体在汇率中间价形成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根据对外贸易和投资日益多元化的格局，汇率水平逐步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2005年7月21日起，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完善进程、金融监管水平提高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应当继续坚持。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是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根本要求。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发挥汇率浮动的资源配置作用，灵活调节内外部比价，引导资源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发展。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固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等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情况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刚性的汇率制既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国际经验表明，中型和大型经济体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盯住单一货币是难以持续的，容易遭受危机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汇率僵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这是继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重大举措，更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实现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
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供求大体平衡时资源配置有效性高。如果供求不平衡，资源配置就难以实现最优。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考察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应看经常项目是否平衡。国际收支中除经常项目外还包含资本项目，由于资本项目具有跨周期投资的特点，难免掺杂投机性活动。国际经验表明，以资本项目来衡量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代表性不强，直接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经常项目更具代表性。
从中长期看，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有如此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但是，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
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通过汇率调整，改变国民经济内外比价关系，引导资源在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优化配置，促进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这些变化反过来又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对经常项目收支进行调节，两者互相促进，实现经济均衡可持续增长。
汇率的调整也对资本项目收支产生影响。对此，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加强对冲的准备，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限制外债结汇，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
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发挥调节进出口、经常项目及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更能体现出汇率上下浮动的特点。人民币对单个货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整体上则是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稳定。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直是重点强调的内容。但是，仅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观念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其中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在不断扩大全方位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主要看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汇率形成机制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更加深化，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就十分重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更加重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目标。汇率政策不仅关系到达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还涉及国际竞争力、国际经贸关系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等。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灵活性，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实现对整体经济的调控。货币政策不局限于调控单一领域或行业，而是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各个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相对于汇率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有着更为全局性的影响和系统性的重要意义。
我国有些条件跟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特别是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并且处于改革转轨阶段，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宏观经济政策需兼顾改革和发展等多项目标。我国货币政策也采用多目标制，既关注通胀，又要考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等问题，还要推动金融改革。在这种现实国情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针对复杂变化的形势，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是现阶段摆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不仅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一个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以及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甚至会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防止产生高通胀的风险。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能力。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以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内容，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
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近年来，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广义价格水平，如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此外，随着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渐加大。
根据传统国际金融学中“不可能三角”的观点，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这三项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一般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
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和重要任务。为应对这一挑战，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近期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提高环境污染成本，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等。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必要对要素价格调整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是在正确方向上作出的必然选择。
我国存在的储蓄率过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应通过一揽子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由于汇率政策影响内外整体比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政策地位不应低于一般的产业政策。如果内外比价关系不正确，国内经济的价格扭曲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汇率政策与其他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套，可更好地发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
汇改在以下四个方面成绩明显：促使企业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和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扩大进口支持内需，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和更加平衡的发展；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有利于发展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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