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2)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丁晓原：我们让刘教授休息一会儿。这两天，我和许书记陪刘先生，我觉得谈哲学、谈红楼梦、谈学问已经成为刘先生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一谈就是很兴奋啊。我是很不愿意给他设定讲演的时间限制，我也没有资格。我坐在这里离刘先生近一点，我看他讲演的时候，额头上渗出好多汗珠在闪耀，闪耀着很多智慧啊。讲座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好像这段时间还少有这种感觉，好像在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行走，在我们这样一个物化的时代来听这样一个高层次的讲座，真的是感觉太好了。大家很静，但是我想，大家一定很激动，有话要说，下面由你们来说。

 

下面我们安排一个互动环节，来向刘先生提问。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以刘再复先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叫李春红，下面请李老师先提问。

 

李春红：刘先生，您的一位朋友，刘心武，因为您刚刚提到的研究《红楼梦》。您研究《红楼梦》和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有什么不同？还有您认为李泽厚先生研究哲学和研究美学的思路对您研究《红楼梦》有什么影响？

 

刘再复：刘心武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研究《红楼梦》的路子不同。我们经常通电话，包括越洋电话。他搞他的考证，我搞我的悟证。基本方法不同，但态度都很认真。思考探讨《红楼梦》首先是我生命的需求，其次才是学术上的需求。就学术而言，我想把红楼梦研究从考古学、历史学拉回文学和哲学。

    在方法上，我用悟证来取代考证和论证。我也写论文，但这不是我的主要形式。我的主要形式是悟语，一共写了六百则悟语。《红楼梦》自然是可以考证的。像刘心武，他功夫很深，很有本事。秦可卿，她是怎么来的，生活原型是谁？她出现几回，怎么那么重要，死的时候为什么如此厚葬？原来她出身重要，是废太子的女儿。

    审美是一种趣味，考证也是一种趣味。当很多人批评我们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的时候，我心里就很不平。所以我当所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为俞平伯先生平反。他的文章很有趣味。我们不一定要求他提供实在性真理，比如说，探讨秦可卿和她公公的关系，不一定要说有还是没有，不要钻这个牛角尖。知识有两种类型，雅典与耶路撒冷。雅典的知识类型追求的是实在性真理，耶路撒冷追求的是启迪性真理。启迪性真理可以去悟证，用直观、直觉去把握。实在性真理必须用逻辑。禅法就是用悟证抵达启迪性真理。《红楼梦》中有些东西就没法证明，你说贾宝玉他梦中人是哪几个？妙玉是不是他的梦中人？鸳鸯是不是他的梦中人？秦可卿是不是他的梦中人？袭人算不算是他的梦中人？很难实证，也很难论证，但可以悟证。有一次，贾宝玉和林妹妹坐在床上，宝玉问黛玉身上是什么香味。她说宝玉我实话告诉你，我身上有香味，连自己都不知道。你说，这香味怎么考证呢，你要实证只好去检查身体。你没法论证，但我可以悟证，我可以悟证说，这是她灵魂的芳香。她的前世是绛珠仙草，可能就是仙草的香味。你说这有没有道理？我不可以完全证明，但是你也不可以证伪。还有“意淫”这两个字，难以论证，但可以悟证。蔡元培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我认为蔡元培先生可称作贾宝玉那种神瑛侍者。但是蔡元培先生的索隐方式，从文学的角度说，有问题。把红楼梦的自由时空，无限时空缩小成明代、清代的这种狭小时空，这就远离了文学。李泽厚拒绝研究《红楼梦》，但他的“情本体”思想对我有启迪。《红楼梦》把什么都看“空”看“透”，把功名、权力、财富都视为幻相，却把情看成最后的实在。曹雪芹为“情”而写，为心爱的“闺阁女子”而写。所歌所哭都是情。李泽厚说因为《红楼梦》亲情写得好，所以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爱看。这是对的。但我认为《红楼梦》在情感层面的突破是首次把恋情放到亲情之上，爱情重于亲情。比如鸳鸯死了，贾宝玉大哭，但哭的不是贾母，而是鸳鸯。他把恋情看得比亲情重。但是李泽厚先生强调中国亲情对我有启发，《红楼梦》的情写得非常好，友情、亲情、爱情、世情都写得非常好。此外，情毒、情邪、情艳等也写得好。还有一点，我在《红楼哲学笔记》(“红楼四书”的第四种)中讲《石头记》是“自然人化”的历史，贾宝玉原是一块石头，但他经历了一番情化人化。这一观点也受李泽厚的影响。

 

丁晓原：刘先生，我打断一下，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了。我们还是把一些机会留给学生。中文是我们学校曾经的光荣，我想现在也是。这学期我们安排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老馆长舒乙先生讲老舍的文学创造道路。还有作家苏童。今天又请到了刘先生这样一位大家，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次机会。下面请学生提问。

 

学生：刘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们带来这场精神盛宴。我想问您一个题外的问题。我是在我的导师李春红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拜读您的著作，包括您与李泽厚先生的对谈录。我也发现，您的很多评论都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的，我想请问您，对对话体批评是怎么看的。八十年代，对话体批评突然迅速流行，您作为亲身的实践者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谢谢！

 

刘再复：在我的《李泽厚美学概论》有一篇李先生的自向自答。一开始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哲学本是从对话、答问开始的，属于意见、观点、视角、眼界，而非知识、认识、科学、学向。不为繁文缛辞所掩盖。紧跟李先生追求学问、文采、思想三者在自己身上能够统一。但不是各种文体都能统一。比如对话体，就不是学问，而是思想。在学问的层面上，很难用对话体，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在哲学的层面上，大可用对话体。对话有个好处，就是容易引起灵魂的共振。灵魂相撞之后，会蹦出思想的火花。我很喜欢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思想者，不把自己说成思想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思想者部落》，我属于“思想者部落”中的一个成员。这个思想者的部落没有国界。

 

丁晓原：这样，时间有限，机会难得，这样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提一个问题。

 

学生：刘教授您好，刚刚在讲座中您提到，历史是语言不是概念。我想起前段时间，您在与李泽厚先生的对谈录《存在的“最后家园》中提到，二十世纪是语言学高度发展的时期。我们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那么请问您，作为当代大学生，如何能走出迷失，确立人的价值？

 

刘再复：我与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中有一个预言，二十世纪是个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教育学的世纪。我说语言学的世纪是指被工具统治的世纪，工具包括机器，也包括概念。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发生重大的异化现象。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变成概念的生物。我们这一代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每个概念都是个陷阱。比如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继续革命、斗争哲学等，一个一个概念都是陷阱。出国以后，我给自己一个使命就是，放下概念。这也是受禅宗的影响，禅宗有一种说法就是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有人说不用文字怎么可以呢？你总要写字的啊？其实是说，不要有概念的障碍，我们在面对真理的时候，首先不要想到概念。特别是从事文学批评，如果文学批评首先从概念出发，一定搞不好。文学批评一定要有艺术感觉。我们在座的林建法，就是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就不是从概念出发，他的艺术感觉很好。当下的文学批评是不是有概念的障碍，我不太清楚。

 

丁晓原：刚才我看到一个男同学举手的，那让那位男同学也提一个问题。

 

学生：刘教授您好！李泽厚先生曾经多次说过，哲学思考命运，文学表述命运。您是李泽厚先生的好友，您能不能为我们具体讲解一下这句话？

 

刘再复：文学和哲学不同，哲学重在发现真理把握真理。文学见证真理、见证历史、见证人性就可以了。文学最根本的使命是见证人性，见证人的生存环境。人性呈现得深刻就有价值。我们不能要求文学一定要抵达实在性的真理。这样会破坏文学的自由空间。这里我要顺便讲一下，昨天和朋友也谈到的问题，就是如果把社会批判作为文学的出发点，并非高境界。二十年前，我也这么鼓吹，但是二十年后，我觉得这样不行了。如果把批判社会作为出发点，最后将导致文学水平停留在晚清谴责小说的水平，达不到《红楼梦》的水平，《红楼梦》只是见证人性，见证人的生存环境。如果说，一定要在文学作品中展现某种真理，以批判社会为前提，那就会发生观念的障碍、知识的障碍，就会削弱文学的人性深度。

 

丁晓原：刘再复先生来我校讲演的消息，吸引了校外省外的诸多教授、学者。今天来了多位“外宾”，最后我想请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发言并与刘先生交流。

 

鲁枢元（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今天，我在阔别二十多年后再次见到刘再复先生，很激动。我能够走进中国学术界，是与早年再复先生对我的提携分不开的。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刚从一个中专学校调进郑州大学中文系，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才写了不几篇文章就引起当时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刘再复先生的注意，给我写信，帮我发表文章，并在《读书》杂志上对我加以表扬。不久，竟又邀请我到中国社科院讲学，我还真的去讲了。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是八十年代，是那个时代人与人、学者与学者之间的真诚关系。再一个呢，当然就是再复先生的个人情怀与人格魅力，是由他的道德学问决定的。

    再复先生离国后，不久我就自我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终到苏州大学落脚谋生，这二十年多年虽然没有和再复先生直接来往，但我时常地想念他。得知再复先生来到常熟，我就连夜整理了他在八十年代给我的信函，一共五封，短信也有四五页，其中两封毛笔写的竟长达八九页。这五封信我按原件制作成图片，今天送交再复先生，表明我始终在惦记着他。

    分别二十年后，今天听了再复的讲座。我感觉他的知识更渊博，见地更深邃，而且悟性更高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通灵的境界、圆融的境界。变化虽然很大，但是有些根本的问题他还是没有变。比如，还是一位顽固的理想主义者，严苛的完美主义者，一位追求大善大爱的人文学者。这些始终都没有变，而且他虽然是在海外漂泊，但是根还是深深地扎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甚至比我们始终驻守在国门之内的人还要牢固些。再复与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的说法，一度在国内引起强烈震荡。如今，靠革命起家的人怕也已经不再主张“闹革命”了。但看看如今社会下层人们，尤其是那些农民工们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我有时又觉得还真不能“告别革命”———这恐怕也是个悖论。今天再复对李泽厚先生的哲学进行了精到的讲解，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可谓广纳周至、言简意赅。不过，从我所关注的生态批评的角度看，似乎仍然缺少了一个方面的哲学，那就是“自然哲学”。这恐怕不是再复的疏漏，而是泽厚先生哲学中的欠缺。记得我在编纂《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时就隐约感到这一欠缺，这或许更是“实践哲学”自身的局限。既然主持人说交流，那么我也就奉上这一点疑问吧。

 

丁晓原：谢谢鲁枢元教授，鲁先生刚才所说的事让我们感到学术的温暖，我想我的总结已经多余了，鲁枢元教授所说就是这次讲演的总结。今天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开启我们的“东吴讲堂”，很有意义，令人难忘，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刘再复先生，谢谢他！

 

（录音整理 ,江苏常熟理工学院   王越    刘婷婷    严春霞    刘咪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