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朋友约了个歌友会，空闲了，就聚到一起唱歌，是娱乐，也是消遣。同辈人，年纪大小差不多，刚退休或者接近退休了。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大体上就是这个年龄。我们熟悉的歌曲，大多也都是“老歌”，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间段的群众歌曲。

　　聚了几回，一开唱，从《抬头望见北斗星》《八月桂花遍地香》《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到《东方红》《妇女自由歌》，再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三面红旗迎风飘》《人民公社就是好》，“文革”中间的语录歌、样板戏，会唱的就更多了，不过也就是两个种类，其他的不会了。

　　有一天歇下来，我提了个建议，唱了这些天，翻来覆去都是这些，咱们能不能换换口味，唱一些政治色彩不那么强烈的抒情歌曲？山水风光、生活爱情一类的，行不行？

　　大家都同意，可是在记忆里搜来搜去，找不到，不会唱。最后勉强找到几首，也就是电影《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太少了，架不住唱。

　　我们已经搜尽了枯肠，看来不是我们的问题。在座之中有几个“歌曲篓子”，会唱的歌曲出了名的多，各个历史阶段的歌曲都难不住。看来不是我们没有学会，没有记住，而是几十年历史生活中，红歌以外的抒情歌曲，原本就很少。到“文革”时代所有的抒情歌曲统统打成封资修黑货，那些旋律优美动听，和宣传当时的政治任务无涉的歌曲，就绝迹了。

　　唱歌，本来就是放松身心，休息娱乐。只有林彪，才会说这样的混账话：唱好一支歌儿，也是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而多年以来，我们的确是把唱歌当作政治教育课来上的，我们大唱的歌曲，绝大多数都属于意识形态化的歌颂或者号召。至于宣传某一时段的政策法规，甚至某一时段的中心工作，事过之后就更加可笑。

　　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歌唱是历史放浪的书写，我们演唱曲目的贫乏，大体上还是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关。

　　多年以来，我们的历史就是革命史。古代史是农民革命史，近代史是工人阶级革命史。大学近代史教科书，一开始就叫中共党史或者《中国革命史》。80年代以降，史学界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才发现世界上除了革命史还有社会史。大量的小民，更多时期还是生活在“社会史”里边。也就是说，除了打杀拼命、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斗走资派，更多的还是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之类庸常的生活。社会史研究一时大昌，很快就推进到区域社会史，“碎化”到小专题。更多的人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社”与“会”，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研究主体，我以为，这是社会生活的正常状态。

　　不过我们这几代人，生活中革命的声音一直很强大。从二三十年代的“闹红”，到几次大的国共战争、打日本，好容易天下太平，自家革自家的革命运动又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经历的歌唱，也就变了味。早年的一些表现和平生活的抒情歌曲，早已尘封在历史的犄角旮旯，现在需要钩沉搜求才能出土。革命之风大炽以后，抒情歌曲一直被限制被压抑，这就难怪我们不会唱这一类柔软一些的歌曲了。我们的歌唱，属于偏食，是一种导致精神营养不良的歌唱。

　　在一种大历史背景规定下，个人记忆被限制的情况常常可以看到，但表现在歌唱，就尤为突出。因为唱什么，在歌唱者选择之前，先由作词作曲的音乐家为你筛选了一遍。这种二度选择，注定范围更窄。我们的记忆，很早就被固定了方向，记忆首先被遮蔽，接着被规训，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纵情歌唱，实在太难。

　　留给我们的，是已经修改过的歌唱史，我们的记忆，是几经规范过的记忆。想起来，不觉悲从中来。

　　现在外地唱红歌，我们这里也有组织的。问我，我说不用号召唱红歌，对我们这代人，只要号召唱歌就行。因为除了唱红歌，他就不会唱别的什么。

　　◎ 毕星星 山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