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胜流画赞》辩误
刘 星
内容提要：《历代名画记》辑录之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中赞 “《清游池》，不见金镐，作山形势者，见龙虎杂兽，虽不极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一条中，明代王世贞编著《王氏书画苑》时，将“不见金镐”改为“不见京镐”，以为《历代名画记》本“金镐”乃“京镐”之误。从此以后，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俞剑华《历代名画记注释》、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等皆沿袭《画苑》说而以讹传讹。本文以为，“金镐”本原是无误的，而将“金镐”改成“京镐”正相反改错了。如果将“京镐”还原为“金镐”，那么“清游池”与“金镐”，以及与后续之表述之间的“语无伦次”现象就顿然消除了。
关键词：历代名画记 王氏书画苑 金镐 京镐 辩误
顾恺之的三篇画论，最早收录于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第五》，其中《魏晋胜流画赞》与《论画》两篇俞剑华先生以为篇目倒置，画赞之内容应该是论画之内容，而论画之内容应该是画赞之内容[①]，本文从俞剑华此说，因此，本文所说《魏晋胜流画赞》，指《历代名画记》所录之《论画》。全文摘抄如下：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小列女》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又插置丈夫肢体，不以自然。然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且尊卑贵贱之形，觉然易了，难可远过之也。《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伏羲神龙》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芒，居然有得一之想。《汉本纪》，季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细美。至于《龙颜》一像，超俗高雄，览之若面《孙武》，大荀首也，骨趣甚奇。二婕以怜美之体，有惊剧，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醉客》，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醉神，多有骨俱；然《蔺生》变趣，佳作者矣。《穰苴》，类《孙武》而不如。《壮士》，有奔勝大势，恨不尽激扬之态。《烈士》有骨俱，然《蔺生》恨急烈，不似英贤之慨；以求古人，未之见也。于《秦王》之对《荆卿》，及复大闲。凡此类，虽美而不尽善也。《三马》隽骨天奇，其腾罩如蹑虚空，于马势尽善也。《东王公》如小吴神灵，居然为神灵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七佛》及《夏殷与大列女》，二皆卫协手，传而有情势。《北风诗》，亦卫手，巧于精思名作，然未离南中；南中像兴，即形布施之象，转不可同年而语矣。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或以众论。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夫学详此，思过半矣。《清游池》，不见金镐，作山水形势者，见龙虎杂兽，虽不极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七贤》，唯《嵇生》一像欲佳，其余虽不妙合，以比前竹林之画，莫有及者。《嵇轻车诗》，作啸人似人啸，然容悴不似中散。处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调畅，亦有天趣。《陈太丘二方》，《太丘》夷素似古贤，《二方》为尔耳。《临深履薄》，兢战之形，异佳有裁，自《七贤》以来并戴手也。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成书大概在唐大中十三年[②](公元859年)，此事距顾恺之去世时间（约公元407年）大概过去了452年。张彦远辑录《魏晋胜流画赞》依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而从《旧唐书·崔龟从传》中我们知道，唐宣宗大中年间，张彦远曾与韦澳、蒋偕、李荀、崔瑄等人一起编撰《续唐历》。作为参与过朝廷史学著作编撰的张彦远，其辑录《魏晋胜流画赞》时的史料来源绝对不可能是那些民间传抄本，而应该是宫廷所藏御用图书，这一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据《隋书·经籍志》载，顾恺之的著作在隋朝时仅剩下《启疑记》三卷，另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辑录了顾恺之的一些只言片语，这说明《魏晋胜流画赞》的原出处，有可能就是顾恺之这三卷本的《启疑记》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收录的《魏晋胜流画赞》，就是顾恺之的传世文本。
然而明代王世贞在编撰《王氏书画苑》时，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辑录的《魏晋胜流画赞》的准确性就表示过怀疑，他第一次对《魏晋胜流画赞》中的一些用字作了修改，认为张彦远辑录的文本可能因为时间久远而书籍传抄错漏。俞剑华先生在编辑《中国古代画论类编》时，对王氏所改之处已一一标注得很清楚。正因为这样来回改动，所以，多年来关于《魏晋胜流画赞》的真伪问题，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本文立论之根本，是首先承认《魏晋胜流画赞》为顾恺之的传世画论。但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张彦远辑录之《魏晋胜流画赞》（即《论画》），在赞《清游池》时所说之“不见金镐”，在王世贞的《王氏书画苑》中却被改成了“不见京镐”，很显然，王氏认为《历代名画记》本《魏晋胜流画赞》中的“不见金镐”应该是“不见京镐”之误。清初，由王原祁等人编辑的《佩文斋书画谱》采纳了王世贞的说法，也以为“金镐”乃“京镐”之误，所以在该《书画谱》辑录顾恺之的画论时，将“金镐”改成了“京镐”。此后人们基本上认为“金镐”就是“京镐”之误了。如俞剑华先生在《历代名画记注》中说：“金镐，应从两本作京镐，即镐京”[③]。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亦从此说，他在注释《清游池》条中说：“金，《王氏书画苑》、《佩文斋书画谱》均作京。可从。”[④]潘运告辑注之《汉魏六朝书画轮》也一样，在《清游池》条特改“金镐”为“京镐”。作为国家艺术科学“九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的《顾恺之研究》，作者袁有根等在采用《魏晋胜流画赞》时亦说：“‘金’，应从两本作‘京’。”[⑤]笔者认为，张彦远辑录的《魏晋胜流画赞》中“金镐”一词并没有错误，而是从王世贞将“金镐”改成“京镐”后就大错特错了！上列几位理论家为何以讹传讹，原因就在于他们对“金镐”一词不求甚解，或者说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金镐”一词是什么意思；对“清游池”为何地之何池？也不了了之。只是由“金镐”而臆度为“京镐”之误，由“京镐”而臆度“镐京”，再由镐京臆度清游池就是西汉时的昆明池，甚至还有臆度清游池为镐池的。如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第52页在解释《清游池》条说：“金：《王氏书画苑》、《佩文斋书画谱》均作京。可从……又，镐京有镐池，可能即清游池。”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版之潘运告注《汉魏六朝书画论》第277页讲：“京镐：《历代名画记》作金镐，《佩文斋书画谱》作京镐。今依后者。京镐，京师镐，即镐京。故址在今陕西西南。周武王始营之，又名西都。诸家皆言，自汉武帝凿昆明池后，镐京故基皆沦入于池。独《十道志》云：镐池一名元址，在昆明池北，始皇毁之。《清游池》大概以后说为准，表现始皇的残暴，故画面上‘不见京镐，作山形势者，见龙虎杂兽’。”袁有根《顾恺之研究》第313页则说：“《清游池》画家没有去过镐京，不知镐京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在画面上只画了些山川形势。山中又可以见到龙虎杂兽……”可见各家说法莫衷一是，千奇百怪，简直让人哭笑不得！究其原因，就在这“金”“京”之一字之误上。
据《历代名画记·卷第五》记载，晋明帝司马绍好文艺，擅书画，曾经画过一幅作品叫《清游池》[⑥]。而顾恺之所赞的《清游池》是否就是明帝所画的《清游池》？俞剑华先生在注释“清游池”时，只说“明帝有《清游池》”，而没有肯定说顾恺之所赞的《清游池》就是明帝所画的《清游池》。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今天就不追究了。我们的兴趣，就是要问清楚清游池究竟是何地何池？它是指汉武帝时在长安所造的昆明池吗？笔者的答案：不是。
清游池却有其池，其旧址在故都建康（今南京）之西南。据南朝宋·山谦之所著《丹阳记》[⑦]记载：建康“其宫城西南角外，本有池，名清游池。通城中，有乐贤堂，并肃宗为太子时所作。”元人張鉉所撰的《至大金陵新志》绘有古建康府城图，在关于建康府城的说明中说：“宮城西南角外有清游池，通城中樂賢堂。”另外清人张英、王士慎等所编撰的《渊鍳类函·卷三十三》地部十一中，也说：“东晋有清游池、流杯池。”根据这几条史料我们可以断定：东晋有清游池，其在东晋京畿建康城之西南也。明帝画《清游池》，自然会画他身边的清游池，断不会臆想着画一个昆明池来命名一个《清游池》的。再者，昆明池地处长安，而长安此时期正处于前赵刘曜的割据范围。刘曜属汉室后裔，收复东晋领土，再起大汉时代的领土范围一直是刘曜的政治野心，故而他曾多次对东晋发动战争，在晋明帝时代，东晋与前赵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此，画昆明池对于刘曜倒是有政治寓意的，而对司马绍来讲，画昆明池寓意何在？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故而，明帝所画的清游池，绝对不可能是昆明池。所以，陈传席、潘运告将清游池推测为长安之昆明池，实在是荒唐可笑！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王氏书画苑》将《魏晋胜流画赞》中之“金镐”改“京镐”这“金”、“京”一字之差所造成的。
那么，清游池与“金镐”是什么样的一个语言逻辑关系呢？
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豪爽》篇记载：“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也就是说，晋明帝司马绍在做太子的时候，很想恢复孙登在东吴时所造的西池之秀美景象，但元帝不予支持，于是，他便发动他身边的武士，趁夜里动工，到第二天便修成了。晋明帝作太子时修建西池的神速，一时间成为流传民间的佳话。而“金镐”一词，同样蕴含着另一个佳话：相传屈原在小的时候家里很穷，连一面镜子也买不起。有一天他陪姐姐在村旁的小河边洗漱，姐姐出于女孩的天性总爱在水面上照自己的脸，但河水是流动的，人脸总是晃动着看不清楚，于是屈原表态要给姐姐挖一口井，井水是静态的，好让姐姐照“镜子”。于是他们俩就用锹子在平地上挖井，但挖呀挖呀，很是吃力，但屈原很坚持，于是感动了三星岩上的山神，山神便递给屈原一把金镐，屈原手持金镐，一个动作下去，一眼汪汪如注的泉井便出现在屈原姐弟面前，这个奇迹使得屈原非常惊异，看着屈原的山神便笑眯眯地吟咏到：“金镐一点石岩开”。从此，“金镐”不仅成为神速地达成某种理想的秘笈的象征，而且，也和“照面井”的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而照面井的背面含义，就是汪洋清澈的水面的象征。考虑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以“金镐”之美丽传说赞清游池，再结合晋明帝造太子西池的传说和晋明帝曾画有《清游池》一画的记载，我们推论清游池就是太子西池。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话，那么，长久以来关于顾恺之对《清游池》的赞文的疑惑就可以烟消云散。顾恺之所说的“《清游池》，不见金镐，作山形势者，见龙虎杂兽，虽不极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就可以这样翻译：“《清游池》这幅画，画家没有用金镐这样的神器，却画出了清净明澈的池水的感觉；所画的山，山势变化诡异，若龙虎杂兽；虽然我说不出它是哪家画法，但是，画面的章法和变化，确是很丰富的。”很显然，这样的解说非常合乎艺术评论的逻辑。需要说明的是，要正确理解这段话，出了上面所说的“清游池”、“金镐”外，还有这么几个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体”，一个是“势”。在汉魏时代的书画评论中，“体”和“势”是最常出现的两个概念。如蔡邕撰《九势》，成公绥撰《隶书体》，卫恒撰《四体书势》。《四体书势》在评论魏文帝曹丕至晋开元时代考古发掘出来的一些前代书法时说：“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就用到了“势”和“体”这两个概念。在赞隶书时说：“鸟迹之变，乃惟佐隶……修短相副，异体同势。”也用到了“体”和“势”这两个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势”和“体”这两个概念更是全书中的关键词，如《风骨》篇讲：“昭体，故意新而不乱。”《定势》篇也讲：“苟异者失体成怪”。《文心雕龙》还专设有《定势》篇，并提出“循体成势”之说。黄侃、姜亮夫关于“体”和“势”两个概念的阐发是很精详的，总而言之，“体”指艺术作品前后统一的某种语言形式风格；而“势”乃作品中前后呼应、收放开合、抑扬顿挫之节奏联系。现在回到顾恺之在赞《清游池》时所说的“虽不极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就很好理解了，它不外乎是说《清游池》一画“虽然个人风格不怎么明显，但是，画面的收放开合、抑扬顿挫之节奏变化却非常明朗。”这样一来，我们顿然就解消了长期以来关于“清游池”与“京镐”联系在一起时所造成的语焉不详和穿凿理解。
赵孟頫说：“大凡读书不能无疑，读书而无所疑，是盖于心无所得故也。无所得则无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读书之大患也。善读书者必极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因其疑而极其心思，则其有得也。”[⑧]《魏晋胜流画赞》因“金”“京”一字之差造成了理论研究界长期的认识错谬，现在终因还原“金镐”而得到纠正。可见，在做学术研究时，一字一句的考证功夫是多么重要啊！
[①]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二编品评章中，在《魏晋胜流画赞》后面之按语中写道：“《历代名画记》在顾恺之传中云：‘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摹写要法。’在《论画体工用拓写》中云：‘顾恺之有摹拓要法。’但是在顾恺之传后附载顾恺之著作时，却将第一篇《魏晋胜流画赞》题写为《论画》，而将《论画》之‘摹拓要法’却题写为《魏晋胜流画赞》。文不对题，自相矛盾。今为免除一误再误起见，特说明于此，并加改正。”
在《历代名画记注视》<论画>条，俞剑华说：论画，依照传文及文中性质，此篇题目应为《魏晋生流画赞》，张彦远在传文中不错，在录原文时错了。
[②] 依据许祖良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张彦远评传》。见该书85页。
[③] 见俞剑华《历代名画记注》，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132页。
[④] 见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52页。
[⑤] 见袁有根、苏涵等著《顾恺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13页。
[⑥] 见俞剑华《历代名画记注》，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114页。
[⑦] 《丹阳记》，南朝宋·山谦之所撰，原书宋佚，现存有清顺治刊本，收于江西人王谟所辑编的《汉唐地理书抄》中。
[⑧] 见《四库全书集部·松雪斋文集·卷第六》《叶氏经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