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张学良将军幽居台湾 (10)

 

                   张学良谈“西安事变”

 

    有访问者对张学良说：“现在中国大陆有些人非议毛泽东。你不看报吗？报上都有。”

    张学良回答：“我不这么想。共产党之所以成功，毛泽东出了很大力量。不过毛泽东到了晚年不那么谨慎了，没有像诸葛亮那样‘一生唯谨慎’。毛泽东晚年失败在江青手里。”

    张学良多次表示，在中国现代，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来，可惜死得太早了。周恩来这个人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周恩来是人才，国家有为之人，既能治国又很谦虚。跟周恩来接触容易沟通，只要你点到，他顿时就都明白了。可以说，“西安事变”前他跟周恩来一见面，就答应了周恩来的所有条件。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爱国志士，千古功臣”，张学良非常感激。

    张学良说，他发动“西安事变”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家和自身均受损失。由于“九．一八事变”时未能坚持抵抗，不为国人所谅解，故内心承受双层苦痛，急欲抗日救国，以弥补以往的过失。

    二、为谋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张学良回忆说，1936年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他进行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曾讯问他有什么个人图谋，他感到十分恼怒。因为他的动机只有一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

    三、痛恨日本军阀，誓死雪耻消恨。

    四、基于人性、同情心和民族正义感，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当然，蒋介石办事不公，特别是重中央军轻东北军的倒行逆施，也是刺激张学良及其部属的因素。1936年“双十节”，南京国民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张学良；制定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张学良，充其量只让他充当后方“预备队长”，这一系列做法都使张学良愤怒不已。张学良晚年有一次对访问者说：“我率领的是东北军，我有两个师（指东北军110师和107师）都被红军歼灭了。折了兵没有补充，死了人没有抚恤。顶多开张白条，叫士兵回东北去领抚恤金。我们连老家东三省都没了，还到哪里去领抚恤？我手下有一个营长，打仗受了伤。他说，我家在东北，有家回不去，只能流亡要饭去。我听了真是伤心透了。你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东北军不可以，让我们自消自灭，枪械损失也不补充。谁也不是傻瓜，傻瓜才会替你国民政府卖命。”张学良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致使赵四小姐打断他：“别尽讲这个啦！别尽讲这个啦！”

    关于跟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他记忆中最初是由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牵的线，后来是由刘鼎担任他跟共产党的联络员。他记得跟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上海，“此人非潘汉年，恐即为饶漱石，如今回忆不清楚了”。但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上海跟他会谈的是原《新生周刊》总编杜重远。后来，张学良发现孔祥熙也派员赴延安洽谈贸易（如买卖食盐），更增强了他跟共产党接触的愿望。1936年3月4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就红军与东北军的67军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会谈。张学良回忆说：“李克农这个人好厉害，很会讲话。共产党人的嘴巴都会说。”不过张学良当时怀疑李克农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便提出愿跟毛泽东或周恩来直接会谈。

    1936年3月9日晚8时，周恩来跟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两人情投意合，一直谈到深夜。据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一文披露，这次谈判取得了八点共识（见《文史资料精华丛书》第2巷第635-63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但张学良回忆有九点（内容与上述资料不尽相同）：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作政治工作。四、国民党方面保证不缴械，不欺骗。五、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六、国民政府下令赦放被捕的共产党人。七、划陕北区为中共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员留居。八、抗战胜利后中共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九、准许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

    张学良和周恩来会谈之后，张学良原想将情况向蒋介石转陈，但未能遇到合适时机，特别是蒋介石在阅兵训话时，严斥共产党为“最大的汉奸”，“妄言容共，实为共产党张本”，使他的幻想迅速破灭，“甚为懊丧，曾自饮泣”。

    张学良向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倾诉了心中的苦闷，杨深表同情，劝张学良不可消极。杨虎城认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愿为抗日而死，不受剿共的活罪。”10月22日，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反共军事计划。张学良两次向蒋介石陈词，均遭斥责，张、杨遂决定于12月12日实行“兵谏”。张学良声明，此举只跟杨虎城及自己的少数从属会商，中国共产党无人参与。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彷徨无策，便邀请周恩来到西安会商善后事宜。周恩来及博古等中共代表也批评了张学良的行动过于冒失。

 

 

                    “口述历史” 2002年揭晓

 

1991年5月14日，因为得到贝祖怡夫人（她是赵四小姐的亲戚）的引荐，哥伦比亚大学女教授张之丙在曼哈顿中城的中国餐馆里设宴款待张学良。在宴会开始前，张之丙在客室里与张学良见面时，得空作了自我介绍，她说：“我在到纽约任教以前，在台北时曾经为张其昀先生做过两年多的中文秘书。”

    “哦？原来……张女士是晓峰先生身边的人！”张学良不能不重新注目眼前这位颇具外交才能的女学子。因为张学良与她所提到的浙江才子张其昀，早在大陆时就十分熟稔。张之丙这一句话立即将她与张学良的关系拉近了。

    席间，张之丙诚恳地对张学良说：“今天特备薄酒，一是为答谢张先生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与我们座谈历史；二是还有一件事情相求……”

    已经几杯醇酒下肚的张学良，面现兴奋的红晕。他将高脚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说：“如果我能够做到的，没有不尽力的。张小姐，有什么话只管说吧。”

    “张先生，您应该是知道的，”张之丙娓娓而谈，“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历来是收藏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档案资料极丰富的地方。在此以前，‘哥大’曾经有人创造了一个‘口述历史’的新办法，就是通过对那些尚健在的历史人物进行录音采访，为世界历史宝库保存下珍贵的活材料，它的用途就在于为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提供可靠的资料。从前，哥伦比亚大学曾经为在美国生活过的李宗仁、胡适、顾维钧等人，进行过这种‘口述历史’的采访。这次张先生来到美国访问就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只是不知道您是否……”

    张学良沉吟不语。

    张之丙说：“张先生作为1936年‘西安事变’惟一幸存的历史见证人，您如果留下‘口述历史’，将是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

    张学良为张之丙的真诚所感，但心里还有几分踌躇，点点头说：“哥伦比亚大学用‘口述历史’的办法来保存个人档案资料，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是，我从前对‘西安事变’这个事已经对记者们讲了不少了……”

    张之丙女士说：“您确实说了一些，包括对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和这次对《美国之音》的访谈。可是，恕我直言，我认为关于‘西安事变’，您仍然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没有对外宣讲。有些事甚至是只有您本人才知道的秘密……张先生已经91岁高龄，如果现在还不肯说，那么将来的机会也一定不会太多的。我记得张先生从前曾主张写回忆录，后来又发誓不写了。现在看来您写回忆录的事情是无法办到了，那么，我们哥伦比亚大学采用‘口述历史’的办法将您的话记录下来，不是一种可以弥补无法有《回忆录》流传下来的缺憾吗？”                              张之丙、张之于与张学良夫妇

    张学良为张之丙的这番话所说服，不过，他很严肃地说：“我有许多长期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在这次‘口述历史’中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你们说出来。但是你和哥伦比亚大学必须依从我一个条件才行，那就是这些‘口述历史’，在我张汉卿还活在世上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公开。一定要等我死去以后，才可以公开！这个请求张小姐能答应吗？”张之丙应允了这个请求。

    张学良又饮了一杯酒，说：“好，那么，我今天就可以答应下来。我的身体是上帝赐予的，什么时候我能离开这个喧嚣的尘世，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那是上帝所掌握的。我想，这份口述资料在2002年公开出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个时候不但我本人早不在世间了，而且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也会大大有所改变，那个时候去公开我所讲的话，也许不会惹来什么麻烦的！”

    张学良好像预感到自己会在2002年前去世，事实上，他果然于2001年在夏威夷去世了。

    从1991年的10月下旬起，张之丙带一位善于速记的女助手，开始了对张学良五年时间的马拉松式采访活动，张之丙采取边谈边录音的办法，将世人所关注的“西安事变”发动与善后的许多内幕，都一一收录。当然，张之丙也将询问的重点放在一些鲜为人知的问题上，诸如海内外史学家一直无法搞清的详细的囚禁生活。到1996年夏天，这项学术工程终告完成。同时，张之丙还给张学良带来一个好消息：以张学良和夫人的名字命名的“毅荻书斋”（张学良的号“毅庵”与“一荻”各取一字），将于1996年秋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开馆。

    1996年10月21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以庆贺“毅荻书斋”的正式开馆。专程从台北受张学良委托赶到纽约的基督教牧师周联华说：“张汉卿先生曾经告诉我说，‘毅荻书斋’即将开幕，应该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提供这么好的阅读室，来保存和展出1936年以后他自己尚存的文物。他说：‘现在所展出的是中国近百年以来，我所参与和亲身经历的事实的记录和我自己研读明史、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神学心得的一部分。其余的史料将在2002年，全部公开展出。希望这些文物和资料，能够供给国际上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参考’……”

    在展柜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份蒋介石发给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原件。

    其一是：民国十九年六月三日（即1930年)张学良在沈阳庆祝30岁生日时，蒋介石从南京拍发的贺电：

    汉卿兄及凤至夫人赏鉴：

    贤伉俪华诞，中正等远道未能趋贺，谨电祝福寿连绵，德泽广被！蒋中正、宋美龄同叩。

    其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由南京发给在北平的张学良授意“不抵抗”的电报原件（亦即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该电报1944年以后被于凤至带到美国纽约托友人秘藏在某外国银行的地下室内，如今得以重见天日，供后人赏鉴，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发人深思的历史见证。蒋介石《铣电》原文如下：

    北平。

    张副总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予不顾。蒋中正。

    《铣电》将为一度蒙受“不抵抗将军”屈辱的少帅正名平反！

    展柜内还有张学良在1995年1月28日亲笔写下的一首诗作：

        白发催人老，

        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

        富贵如浮云。

 

    1992年9月10日下午3时，张学良在台北宅邸接受了祖国大陆赴台记者的采访。这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采访张学良将军的祖国大陆记者。

    记者问：“两岸大多数人都想统一，您老人家有何看法？”

    张学良：“那是大多数，我也是大多数之一。”

    记者：“你对和平统一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得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张学良表示，他知道祖国大陆近年的巨大变化，“希望回祖国大陆，看看祖国大陆的变化，我这个人是好动的。”谈到家乡人民关心他时，张学良表示：“当然知道，我的家我是经常挂念的，台湾也是我的家，也是中国。可是一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老家，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

1993年4月在世贸大楼的那次会餐，参加者有吴大猷、袁家骝、梁肃戎、刘绍唐等人。张学良说蒋介石对中国的统一有功，但又指着王一方说：“王新衡就说‘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王一方苦笑着推了一下郭冠英说：“他说就他说嘛，引我爸爸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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