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实话，有时候我很不能理解记者找不到选题，或者作家写不出来东西这种事情，但凡对生活稍微上点心，对世界稍微留点意，笔下的东西就不会干瘪生硬，更不会枯竭。
我认识邓亚军已经很多年了。当时因为调查一起案子，司法部推荐我去找她。那时候她是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负责人，就这么一次合作，我们就成了很铁很铁的朋友。我是典型的白羊，她是典型的射手，天生的好友和搭档。我们俩之间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很多事情都观点一致；我们俩之间也用不着藏着掖着，有什么就说什么。
跟她有过几次工作接触后，我就告诉自己，这姐们儿猛，以后绝对要出来。果然，2004年印度洋海啸，她带着一队年轻得接机人员都不相信的DNA鉴定队伍赶去救援。那时候我还在做记者，她每天把在泰国的日记发给我，后来我做了好几个版的独家。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在我工作这10年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一次采访就成了长久的朋友，这些人几乎都有着一样的特点：简单，善良，热爱生活，朝着目标勇往直前。亚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
2005年，韩国KBS电视台一个朋友找到我，想合作一本书。当时韩国学界对中国的热度很高，也很希望了解中国的新兴力量。我们商量的结果是，采访30位中国各个领域青年代表人物，通过他们展现现在中国的变化和中国青年人的心态。韩国方面列出的名单有陈天桥、黄光裕、赵薇等人，而邓亚军是我推荐给韩方面的第一个人选。
韩国方面问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人，她好象不怎么有名。”我说：“在现在的中国，有名经常等于有钱，但在一个成熟社会，钱肯定不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邓亚军这样的人，身上有中国年轻一代的特质，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她，却想象不出5年后的她。”
韩国方面觉得这话很有道理，甚至问我：“你说，如果5年后的2010年，我们再把这30个人采访一遍，看看这5年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的变化，会不会很有意思？”我说当然可以，不过没准那时候名单上的很多人就采访不到了。当时韩国人还不大明白，不过这话现在已经应验了，中国的特点就是变化太快，比如黄光裕。
为了验证我的说法，KBS的美女主持方贤珠跟我一起采访了邓亚军。结果把方美女震住了，甚至在5年后依然对她记忆犹新：“真是个很棒的女孩子！”
不过遗憾的是，因为韩国方面的原因，这本书的计划最终搁浅了。不过那时候就给我心里留了个种子：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我自己来写。
三
邓亚军的身份转换其实比较有趣，1996年医学院毕业后，她分到了西安市公安局做法医。干了几年法医后又去读硕士，1998年来到北京，进入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先后参加了当时国内外新闻界非常关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和“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程，都获得了成功，其中后一项是由她负责，后来还在鼎鼎大名的《自然》杂志刊发了论文。
按正常轨迹，邓亚军应该成为一个以院士为目标的科学家吧。她在非典期间呆在实验室里三个多月，国内最早被分离出的SARS病毒毒株、感染者初筛试剂都是她的手笔。期间华大方瑞一个博士一个硕士在听说病毒到了研究所后不辞而别。非典结束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时候，瘦了差不多10斤。
这之后她的身份又变了，开始做起了DNA亲子鉴定，7年过去，现在她那个机构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亲子鉴定机构，每年要做好几千例鉴定委托。有时候我们吃饭，她会给我讲一些有意思的案例，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比如一个女孩子怀孕了，带着一个男的去给肚里的孩子做鉴定，结果不是，俩人就丧眉搭眼地回去了；一周后女孩子带着另外一个男的又来了，结果又不是，女孩子想想说，我知道孩子他爹是谁了。下一周她带了第三个男人来，果然是了……
我对她说：“有一天应该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其实很有现实意义。”她说她也想过，但是老觉得身在其中，无法跳出来，“要不我给你提供素材，你来写吧。”
四
其实我很清楚这本书不好写：DNA亲子鉴定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却又涉及到亲情、伦理甚至是道德，如何即讲清楚事情因果，又不落入枯燥乏味的专业术语俗套，对作者的专业理解和文字功底以及讲述能力都是个考验。
还有，这本书应该具备怎样的一条脉络？新闻报道需要的是一条主线，书籍同样需要主线，单就亲子鉴定案例来说，鉴定手段是一样的，鉴定原理是一样，甚至鉴定人员都是一样的，只有鉴定委托不一样。
翻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国内除了有限的几本专业书籍之外，几乎没有一本关于DNA亲子鉴定的社会记录文本。我的想法是，通过她这7年的职业经历，接触到的典型案例，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关系、婚姻忠诚以及血缘纽带的变化，特别是人口流动以及观念改变对中国人血亲观念的冲击。中国历来是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国家，但是25%鉴定结果非亲生的数字，足以说明这些年我们熟悉的国家有哪些我们不熟悉的改变。
亚军听了，眼睛一亮。她是亲历者，后来还做了母亲，她的感受更细致，更温暖，更人性化，“我也想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那些孩子真的太可怜了，别看他们只有两三岁，其实什么都懂。”实际上她的个人感受有很温情的一面，也是书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就是书的构想，一本通过典型亲子鉴定案例反映中国社会关系和亲子关系变化的“鉴证实录”。
五
今年初我们开始筛选案例。邓亚军从16000多宗案例中初选出了100个案例，我又再筛掉一半，最后权衡了半天，才定了30多个。
为了写这本书，哥这个地地道到的文科生，看了很多DNA鉴定专业书籍，期间过程真是苦不堪言，做笔记、问些很2的问题，再一个个跟邓亚军核实……终于有一天，邓亚军说：“你可以跳槽到我们这一行了。”
相比之下，资料和专业知识还算温柔的。真正的难题是采访。邓亚军的采访还好，但在试图联系亲子鉴定当事人时，不知道碰了多少次灰，有的费半天功夫做通工作，采访完了，后来又变卦了。没办法，只能一点点磨。很多当事人担心隐私泄露，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心，不过保护采访对象也是作者的责任，这本书里除了公共事件之外，所有鉴定委托细节，包括人名、单位、籍贯、时间甚至孩子性别都经过了处理，不可能对号入座对上。
采访差不多都结束后，才开始动笔。因为准备的充分，3个多月就结束了。这段时间正在跟出版社接触，商量结构和书名的调整。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稿子交出去后，这个工作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邓亚军当过3年法医，她的师父当过18年法医，记了好多本“法医笔记”，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案子。如果有一天，把这些案子都写成小说，是不是也很有趣？
生活里很多事情，看似困难，其实不然，缺的无非是两个东西，一是好奇心，二是恒心，有了它们，看似简单的生活就会生出无数可能和色彩来，那些普普通通的路口和相遇都可能变成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