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地的悲剧》。文章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每户牧民都清楚知道草场上羊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如果牧民都从自己私利出发，仍然会选择多养羊增加自家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于是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故称“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见，因为早就被人类的智慧规避。避免“公地悲剧”有两套解决方案：

其一，让公地变成私地，用栅栏将牧场分割成一块块，分给每户牧民，牧民就会根据草地评估放养的羊群规模，这个方法难在界定权利，胜在一劳永逸。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让公共牧场变成私人农庄，于是生产效率大增，英国由此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其二，建立牧场公共管理机构，给每户牧民发放养羊定额，给每头羊发放许可证。这个方法比较繁琐，故效率较低。只适用于一些难以确权的资源，比如道路、空气和治安。公共牧场管理机构的成立、设置以及管理机制，是其能够正常运转的关键。它必须是由具体的牧民选举出来的，否则的话不会在乎牧场的长期收益。它还必须是唯一的，无可争辩的，否则多头管理，仍然会陷入“公地悲剧”。总之，“公地”未必“悲剧”。

《新快报》日前报道，科韵路旁边有一段绿化带被铲平，用作数码港国际酒店的停车场，至少存在已有四五年。这疑似“公地悲剧”，其实不是。

公共的意思是不排他，谁都可以进入。城市土地，公众早就失去了控制权。尤其是园林绿地，往往被设置围墙、篱笆将公众阻挡在外，需要付费才能游览。虽然绿地与公众的生活有关联，但是不能算作“公众利益”，至少在目前这种权力架构下不能算。正如走在街头的美女，谁都可以看多几眼，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下，但不能说见者有份，擅自将美女划入“公共利益”。

如果说公众还能从围墙外面呼吸一下园林散发的芬芳，分享一下绿地的利益，那么对绿地的处置权则彻底将公众阻挡在外。具体到某块土地该绿还是不该绿，是园林还是停车场，完全由市政规划部门以及更高层级的领导说了算，不容公众插嘴，一丝公共性也没有。

天河区农林水利局是绿地的委托管理机构，但是上级托管链条长，托管权益模糊化。于是被托管的绿地上失绿，托管人受惩罚的几率很低，于是农林水利局从从容容改变绿地性质。假如绿地属于自然人或者企业所有的私人土地，或者是作为公共绿地，由附近居民共同委托的托管机构管理，都不可能做出这等下作的事情来。

领导日理万机，个人精力根本无法应付所掌握的权力。其权力又不受市民呵护，领导权力被侵犯，市民或者不知情，或者知情不报。天河区农林水利局欺负领导眼线不够多，还欺负上级机关明知被侵权，可是工作效率低下，反应不够灵敏。

因此，此前有评论说绿地变停车场，这是权力侵犯公众利益，我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上级权力被下级公然羞辱。

假如有关方面无力维权，那么请将绿地处置权交还给公众，让权力失范的悲剧变成市民的喜剧。

（文章发表于2010.8.27《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