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刚将08年未完成的论文写好，主要是解释一下地区之间存在的腐败程度差距，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好与坏的比较问题。单纯从1990-2004年这一时间段来看（因为2004年之后的数据缺失太多），1996年是一个分界点，1996之前出先了一个较大程度的下降，这里主要是指用GINI衡量的差距，而1996年之后又出现反复的变化，不太稳定。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部分好的地区在变坏而坏的地区又在变好，所以差距会有下降，但这是不稳定的。到了2004年，GINI大约回到了1993年的水平。这说明研究地区差距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表现好的地区可以为表现差的地区提供一些经验，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为什么有些地区做的比较好呢？在模型设计中，我们尽可能引入各种解释因素，包括经济、人口和制度的，考虑到分解技术的局限，我们并没有采用IV的方法，而是将可能的内生变量做滞后处理，并且采用固定效应去估计模型，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内生性。其实IV的方法也不是非常好，其前提是选择比较好的工具，这是非常难的，相反固定效应从适用性来讲，是较优的方法（这一点得益于和中央研究院林宗弘博士的讨论）。在估计中，我们采用从一般到简单的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最终得到可用于分解的模型，各项检验结果都较好。在分解中，我们利用SHARPLEY分解方法去地区差距进行分解，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是解释差距的最重要因素，而一些制度性因素（如立法、激励工资等）影响相对较弱，不过在制度性因素中，立法和工资激励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上面分析的是相对影响，从绝对贡献上来看，一些制度性因素的贡献率在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也说明未来的反腐败应该依靠制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