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淮河是我一生的事业


  摘要:淮河水污染不仅仅是水本身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沿岸村庄癌症等恶性疾病高发、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增高。农村环保是一个缺口,如何把环境保护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淮河卫士”希望通过以清洁饮水来凝聚人心,带动村民开展求证、求解、求助、求变的乡村环保行动。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淮河一定能够重现碧水蓝天。  

  我的环保之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组织  

      我的环保之路,经历了从一个人的淮河之行,到一个家庭的投入,再到成立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发展历程。十多年中,很多艰辛。回忆起曾经遭遇过的种种考验,想到今天我们已经把种种不可能变为了一个一个现实,这些年走过来唯在“坚持”。

      我是一个摄影记者,最开始去做淮河水污染治理考察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一定要用自己手中的镜头,把淮河治污的真实情况报告给高层,为淮河治理决策提供依据。因为在当时,淮河水污染治理过程中高层的决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国家明确规定九七达标,九七达标根本没有完成,而我们却对外宣布达标了。没有完成的原因,主要在于高层和基层对于环境信息的掌握和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不一致。基层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环境保护放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所以治污力度很欠缺。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造假。很多次上级领导来检查,下边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从上游水库放清水冲刷河道,把污水冲淡。这样的信息领导并不知情,因此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打通信息通道。况且淮河水污染不仅仅是水本身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沿岸村庄癌症等恶性疾病高发、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增高。这些情况都需要有人去反映,让全社会来关注。所以我1998年从报社辞职,从淮河源头而下,开始进行淮河流域的生态环保摄影考察。

      我把拍摄到的照片资料制成展板,自费到郑州、北京、安徽等地展览。渐渐地,我一个人不够用,家人被我“拖”了进来。这其中经历了很多困难,经费的问题,社会的不理解,来自各方面的阻挠……记得2000年是最艰难的时候,我被人打过,相机被人砸过,经常接到匿名恐吓电话,还经常被公安局找去谈话。有一段时间,我的精神压力很大,一度怀疑有人在我家里装了摄像头和窃听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翻箱倒柜地想把它们找出来,精神几近崩溃。加上那时候家庭财政被我弄得入不敷出,多年的积蓄也搭了进去,所以家里面也有很多争论。有一次我要办一个宣传环境保护的摄影展览,头一天晚上和家人商量这件事,但遭到了他们的反对。第二天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办,找车子把展板、梯子等等拉到了现场,当我爬上电线杆去捆绑铁丝挂宣传条幅的时候,突然发现铁丝被人在晃动,一看全家人都来了。因为头天晚上为这事有争吵,所以大家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挂展板、捆铁丝。后来那个展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共鸣,到撤展的时候人们都意犹未尽。家人从大家的反应中看到,社会是需要这种投入的,心里也有了一些安慰。家人对我的担心,其实主要还是在安全方面。有时候我一个人出去办什么事,他们就跟着我,开始是我的爱人跟着,后来儿子担忧家里的情况从深圳辞职回家,就变成儿子跟着。现在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而且也都加入了我的组织。

      随着工作的深入进展,建立一个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需求和想法产生了。2000年,淮河的污染仍很严重,但我们却向外部宣布治污达到了总体目标,淮河水质已基本上变清。这样不行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人去投入到淮河水污染治理的监督中。于是我从2001年开始筹备,2003年注册了“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简称“淮河卫士”)。

      “淮河卫士”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参与淮河治污监督的平台,自从它建立以来,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壮大。今天,从淮河的源头河南桐柏到安徽的蚌埠,这800公里的河段上我们建立了八个自然生态保护站,形成了淮河排污口的公众监督网络。过去有水污染发生,我去跟踪要跑很远的路,调查污染源很费事,效率也不高;现在由公众监督当地企业的排污口,发生了污染,几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知道污染源大概在哪里。2008年7月,淮河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水污染,当时河里又漂了死鱼,有很多泡沫。发现情况之后,我们立刻启动公众监督网络去查,很快就找到污染源在上游许昌的一个地方。当地的一个水闸由于长期滞流,八个月没开闸,那些天降水量大,一开闸,就把高浓度的污水排了下来。我们很快把问题反馈到淮河水利委员会,他们闻讯后马上行动,并让我们帮助做调查。淮委那次的整个行程,我们一直陪同做向导,我们把调查到的情况、拍的照片、证据都拿给了淮委,他们很受感动,评价我们反映情况“及时、真实、有力”,“是真正的环保”。这八个自然生态保护站现在都在工作,将来发展了,每一个都可能成长为当地的环保组织。  

  与企业从对立、对抗,到对话、合作  

      2005年以来,“淮河卫士”与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成功的合作,被称为“莲花模式”。

      莲花味精过去是淮河流域的排污大户,一天排放12万吨污水。我们曾经在新闻媒体上给它曝过多次光,也和它面对面进行过多次对抗,都没有效果。2005年,莲花味精领导班子大洗牌之后,终于开始接受我们的环保主张。他们要对企业排放的污水做深入治理,诚恳地邀请我们进行监督。其实,很多地方我们双方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但大家找到了一个合作的基准点,就是它的两万多名职工包括职工的家属(共有20多万),和淮河沿岸的村民一样,都需要干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大家对美好环境的需求是一致的,我们就为这一点进行合作,治理污水。莲花味精通过改进工艺,把污水里的有机物做成了有机肥。那些以前被排掉、造成了很大污染的物质被“资源化再利用”,成为了一种新产品。现在每年仅这一项,企业就达到了净赢利2200万。过去都认为环保就是朝水里扔钱,而莲花味精的环保已经从投入型转为收益型。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NGO与企业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有人提出质疑:与企业合作,“淮河卫士”怎么倒退了?我认为,这不代表着NGO的倒退,反而是一个升华。因为通过这样的合作,环境改善了,企业也赢利了,达到了共赢。莲花味精过去每天排放12万吨污水,现在每天才排放几千吨。每天减少了十万余吨的负荷,淮河在那一段的水质有了明显好转,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贡献吗?味精行业一直被认为是高污染行业,莲花味精工艺改革的成功,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形象。经过处理,莲花味精现在排放的污水中每升的COD浓度在70毫克以下,氨氮浓度在1.5毫克左右,均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现在国家正在用莲花味精的排放标准来制定整个味精行业的标准。

      在与企业从对立转为合作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NGO的目标定位一定要明确,要坚持。企业在为地方创造经济效益,处于绝对优势和强势的位置;NGO处于弱势,那就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准合作点,来促使企业的环保措施走向正轨。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熬过了很艰难的一段时间,没有坚持就没有“莲花模式”;没有坚持,莲花味精的污水治理也达不到现在的成果。

      与污染企业从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我认为是NGO的环保工作向高层次发展的标志,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妥协和倒退。因为我们从它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是非常让人乐观的。我们也会在其他地方复制“莲花模式”,既能使环境治理得到改进,又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何乐而不为呢?  

  现阶段工作重点:清洁饮水救助  

      “淮河卫士”的宗旨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向政府说实话,为老百姓讲公道话”。几年来,这种责任感我们从没动摇过。“淮河卫士”主要做三件事:第一,对淮河排污口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和监督;第二,对沿岸村庄进行清洁饮水救助;第三,对水污染造成的癌症村实施医疗卫生救助。这几年我们一共募集到100多万元的治疗药物,救助癌症患者200多名,还为28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找到了救助资源,做了心脏手术。这三件事仍在继续做。

      现在及今后一段时间,我主要想把清洁饮水救助做大、做好。在清洁饮水救助方面,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打深水井,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但是相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量来说,深水井的推进速度太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资不够。打一眼井需要60万,加上配套设施,差不多100万。我所在的一个县,它需要打500多眼深水井,那得花多少钱?而且深水井打得太多会引起地质问题,会形成漏斗区,引起地面沉降、地层下陷。考虑到持续发展、考虑到农村的特点,必须要有一种简单、易行、高效的清洁饮水救助方法。

      我们现在做的是用生物装置来净水。它通过一个自动运行的装置来对地表水进行处理,不加任何药物。这个技术是一个留日华侨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华侨是做技术工作的,2004年他和家人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知道淮河周边很多村民饮水极其困难、疾病高发,全家都哭了。他说他没有钱,但有技术,愿意把技术免费给我们。得到技术之后,为了把它本土化,适合于农村应用,我们从2004年开始试验,到2008年,四年中经过五个版本的升级,终于试验成功。通过这个装置净化的表层地下水(10米左右),达到了国家最新的饮用水标准;而且2.5万元就能建一座,可供一个村庄使用,冬天不会停水,停电的时候也不会停水。我们在癌症高发村做了试验,用了这个水之后,村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提高,疾病减少了,一年中没有新增一个癌症患者。我们这个装置获得了国家专利,2009年还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奖”和“康师傅水创意金奖”。

      从对水知之不多,到深入了解,到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我们花了几年工夫,现在做起来已经比较自如。我们已经在11个村庄建造了这种生物净水装置,使用效果非常好。我们的愿望是让它尽快覆盖我们当地的村庄,进而覆盖淮河流域。这当然是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也希望它能从民间项目扩大为国家项目,由国家投资去做,将它纳入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范畴,这样经费的问题就解决了。经费问题解决之后,发展起来会很快。

      现在农村环保还是一个缺口,如何把环境保护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成功的经验不多。饮水的问题要是解决了,就能够为解决其他问题提供一个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以清洁饮水来凝聚人心,带动村民开展求证、求解、求助、求变的乡村环保行动,建设生态文明健康村,探索农村环保新思路。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已经在做,但刚起步。  

  我们的“幸运”环保  

      过去每次说起淮河,说起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自己所看到的,我都忍不住心酸,因为那里面悲情的故事太多太多。但现在我总结,其实我们是幸运的环保,因为不论是我个人的投入,还是一个组织的投入,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幸运——我们的工作有了回报。

      我们所反映的情况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重视,对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说淮河的治理,现在的力度明显加大了。2007年国家开始进行淮河流域限批,限制新的污染企业数量;那一年也给了我“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荣誉。淮河过去污染那么严重,而现在,好的时候(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水真的出现了清澈的状态。淮河在好转,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过去让我最痛心的,是淮河污染造成的生态灾难和癌症高发。我们反映了问题之后,卫生部也来关注这件事。2008年,卫生部启动了淮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治工作项目,我们原来的民间项目转化成了国家项目,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认可。清洁饮水救助也是一样,国家启动了安全饮水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家、决策者、相关部门都和我们做过一些交流和沟通。国家打了那么多深水井,村民有了干净的水,身体变好了,我去做回访的时候,有些人我拿着照片都认不出来了,变化非常大。还有那些我们救助过的癌症患者,有一部分人被治好了;而那些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做过手术之后,回到学校和其他孩子一样做游戏,一样健康成长,有的还成为班级里面最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幸运的!

      现在环保的大环境真的改变了,我们宣传的一些东西已经被普通老百姓所接受。比如现在说起生态,村里人人都知道什么叫生态。很多村民也说环保使他们进步了,对公众参与他们充满了期待。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来采访,村民都抓住机会发表一大通演讲,对于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感到很高兴。过去我在河南的高校办展览,那些大学生有的已经去国外留学,他们来信说以前看我的展览很多问题不懂,而现在明白了,说自己今后也要为治理淮河做一些贡献。这几年,“淮河卫士” 还有了队伍庞大的年轻志愿者,我对他们提的要求是:有情、有义、有担当;有勇、有谋、有思想。他们都很努力,成长很快,而且很有社会责任感。这都是让我非常欣慰和感动的。

      我的遗憾在于,民间组织的声音在地方仍然得不到重视。这么多年我们最大的体会是,民间组织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两头”的认可——高层领导非常支持,所有能够给予的奖励都给了环保民间组织,社会同样也非常认可;而中间层,也就是和NGO直接面对面的地方政府这一层,由于之前的发展观念有问题,因而对待民间参与和民间活动,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而且很多地方至今认为环境保护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是一个地方形象问题。一说到政治问题,肯定就没辙了,这对环境保护的发展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在前两年提出过一个建议:在进行科学发展观培训的时候,光培训环保组织恐怕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还得培训基层政府。最近几年,随着大环境的改变、科学发展观的逐步深入,地方也有所转变,但大体而言他们并不希望有一个组织站在监督者的位置上。

          守望淮河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生长、生活在淮河边,对于淮河水污染所带来的灾难,我有着切肤之痛。我总结过,我们这个家族近些年死于癌症的人一共是18个,其中包括我的母亲。第18 个是去年去世的开会。开会十多岁的时候流浪到我们村,当时生产队正在开会,队长说,这个孩子流浪到我们这儿,大冬天的别冻死啦,谁把他领回去,以后就算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啦。于是我的一个亲戚收养了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开会”。开会成人后在我们那里有了家庭,他操持家里的一切,吃苦耐劳,对养父母十分孝顺。五年前,开会患上了肝癌,生病的四年里把打工挣的钱全花完了,病却没治好。他走的时候55岁。

      农民是水污染最大的受害者,一个癌症患者就会把一个农村家庭彻底拖垮。也许正是想改变淮河沿岸农民这种境遇,让他们都喝上干净水、少生病的愿望,让我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这份工作,这份事业,是我半辈子的投入;我要用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心血去赌。我坚信,淮河一定能够重现碧水蓝天,恢复到过去原生态的状态,即便我看不到,但经过两代人或者三代人的努力,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