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没能力写引言。只是从技术角度摘录了朱将军打U-2的一些历史。和其它的历史描述有不太吻合的地方，也鉴别不出谁是谁非，有些无奈和叹气。不过，还是能看出基本的事实。暂留存，待条件成熟时再修正。
朱虚之少将（1912-2000），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传奇式将领。他出身于黄埔之家，十九岁时两次随蒋介石的剿共大军主力毛炳文第八师征战江西，结果连同他的电台一起，都成了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利品。参加红军后，在七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先是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八路军出征抗日的前几个年头中，担任八路军总部的无线电大队长和通信营长，充当了朱德总司令的千里眼、顺风耳；后随罗荣桓将军转战山东，又从东北打到华南，负责整个野战军的通信工作。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次年爆发了朝鲜战争，新生的人民空军也出国参战。1951年的国防费用支出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48%，人民解放军总数达到六百十一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空军的通信工作亟需加强。此时，四野老参谋长刘亚楼又想到了朱虚之，坚请朱虚之加入空军，出任空司通信处长。而萧华，则是朱虚之参加红军第一天与他谈话的红军营政治委员。朱将军不负重托，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勇于开拓，勤于思考，使空军司令部的通信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1953年，军委成立总干部部，各军种也从政治部中分出干部管理工作，单立干部管理部；在老首长总政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有丰富组织工作经验的他又担任了空军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空军干部管理岗位上一干就是七个年头，并且取得了在空军内外上下有目共睹的崭新业绩。也是在这一岗位上，他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行政七级。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金门炮战结束，1958年底人民空军夺取了福建、粤东地区制空权后，国民党空军停止了对沿海地区轰炸、袭扰，开始了以对大陆实施侦察为主的骚扰活动。人民空军的国土防空作战也转入了以反侦察为主的阶段。
国民党空军间断了二年三个月对大陆的高空侦察骚扰，于1962年１月改用U-2型飞机恢复侦察活动。U-2飞机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二万二千米，续航时间八九个小时，航空照相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目标，并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系统。U-2型飞机在美国情报机构控制下实施从高空进入大陆侦察，是为美国提供战略情报的一种空中间谍活动。是美国和台湾之间最重要的一项合作侦察项目，每次飞行都要美国总统（先是肯尼迪，后为约翰逊）和蒋介石签字后才能起飞，国民党军飞行员拍摄的全部照片都要交给美国。U-2型飞机闯入大陆一百一十架次，被击落五架，生俘飞行员二名。从1968年起，国民党空军停止派遣U-2闯入大陆活动。
1960年1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朱虚之将军为空军技术部政治委员。朱虚之将军迅即到职，从那时起他就全身心投身到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中。1960年4月，空军技术部部长一职暂缺，部党委书记由政委朱虚之兼任。
十年中，朱将军的履历表上有空军技术部政委兼党委书记、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兼党委书记等职务，但办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用地空导弹把敌高空侦察机揍下来。他的“高射炮”最多时为十六门，每门“炮”由一个营（实为一个团的军官，而且是有文化懂技术的干部。这些干部都在原来的职务上降了二级，即营长原是团长，连长原是营长）来操作。
尽管技术部有部长（后空缺）、副部长，高射炮兵指挥部有司令员、副司令员（第二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空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线，办自己的事，地空导弹部队专职最高总指挥官总是朱虚之少将。对外宣传中的“解放军空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经办人”，那就是朱虚之。他们的战绩是击落U-2五架，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三架。
朱将军为对历史负责，特意撰写了二万多字的《六十年代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成长纪实》一文。这份《纪实》是将军晚年心血的结晶，它的最初文稿是1989年，未定稿于1991年10月印出，最后定稿时间为1994年5月10日，前后经过了四五年时间。为了《纪实》，将军多次住进了医院。
1957年10月，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协商苏方帮助我国建立地空导弹部队及其有关事项。1959年3、4月间，空军三个地空导弹营的组建工作基本就绪，营职干部都是选调团职干部担任，其馀类推。空军党委决定组建空军技术部、空军第三训练基地和空军技术学院。其中空军技术部是管理地空导弹部队和技术学院的全部业务工作的部门。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销帮助我国建立地空导弹部队的协议。从那时起，地空导弹部队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刘亚楼司令员指示，首先要巩固好现有的三个营，作为“种子”来培养，使之成为今后建立地空导弹部队的样板；没有装备的五个营回到各军区空军，解散后另行分配工作；技术部保留三十人维持工作，并与高射炮兵指挥部合并。合并后的高射炮兵指挥部仍由周彪同志任司令员兼部党委书记，朱虚之任政治委员兼党委副书记。朱虚之认为高炮指挥部的机构很健全，已有较长的历史，思想业务工作都有较好基础。各高炮师都是从战争中实战锻炼出来的，领导力量都很强。而地空导弹方面一切都是新的，组建以来时间仅一年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朱虚之有长期做无线电通信工作的经历，懂得电子方面的知识，应当集中精力抓好地空导弹建设方面的事情。经过审慎的考虑，向刘亚楼司令员谈了自己的思想，当即得到应允。这样就放手去抓地空导弹方面的工作。
1962年上半年，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以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经常在东南沿海、福建和江西一带侦察飞行，搜集我军情报。
军委意图，必须打击美蒋高空侦察机，决定动用地空导弹部队。此时空军仅有三个导弹营。第一、二两个营归第三训练基地建制，驻北京；第三营归空军技术学院建制，供教学之用，驻陕西。遂决定调第三基地所属之第二营执行这一任务。该营即1959年10月首都国庆防空首战击落美蒋RB—57D型高空侦察机的岳振华营。二营以最快的速度经铁路公路摩托行军，到达湖南长沙附近设伏。朱虚之和三基地参谋长张建华，“高炮指挥部”处长王路和二营张副营长等先于部队到达阵地。
在设伏之初的半个月里，凡有警报，我们就立即到航空兵××师指挥所，看敌机U—2飞行航线标图，而U—2都不到江西西部上空来。多次看到这种情况后，朱虚之和张参谋长、王路处长分析研究后认为：敌机的侦察目标是在江西东南部，蹲在长沙地区是不会有战机的。向成副司令员报告，要求将二营调到江西南昌以南向塘附近地区设伏，待机歼敌。成副司令员来到长沙，朱虚之又口头陈述。后决定调二营到江西樟树地区设伏，即随机到达江西樟树机场。次日离开樟树地区，飞机上成副司令员同意在向塘设伏的意见，即在向塘下机，选择阵地。
下午就出去察看了多处，条件都不具备。次日又找，在离向塘南约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块丘陵地，地形条件好，经目测估计可行，即派张副营长带人去实地丈量。结果是：如按苏军战斗条令规定，阵地圆周半径及各发射架之间的距离都稍短了一些，经大家一起研究，认为这样条件的阵地，不会妨碍作战，不必拘泥于苏军战斗条令，且这块丘陵地无遮蔽角，伪装也有可以利用之处（一个角上有些灌木），地上没有种庄稼，离村庄也较远，宜于保密，决心设伏阵地就设于此。确定后即报告空军首长并得到批准。二营遂于8月底进入阵地，制订作战方案的同时，检查了兵器，加强了伪装，即进入战前练兵。同时军区派来了高炮连掩护。
设伏十馀天后，9月9日上午，美蒋U—2型高空侦察机入窜，营部发出警报，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只见标图板上敌机飞行极为狡猾，时东时西、忽南忽北，战勤人员认真操作，营长看准时机，一声令下，三发导弹呼啸而起，直冲敌机U—2，荧光屏上立即曝出几点亮点，目标高度迅速下降，显示敌机已被击中！阵地上一片欢呼之声响彻田野。营指挥所立即将这一战果报告上级指挥所。老表们正在田野里干活，忽听三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仰天一看，只见三条火龙，划破蓝天奔向远方，极为壮观。大家联想那次夜间看见的汽车队伍，都认为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到了美蒋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的新闻传开后，才知道它是一支空军部队。
这次作战的战法问题，朱虚之后来概括为“近距离开制导雷达天线，迅速的战斗操作，歼灭敌机。”（见《1962年地空导弹部队，技术学院工作总结和1963年工作任务》），后称近快战法。
朱虚之陪同刘亚楼司令员，曹、成副司令员看望指战员。刘司令员祝贺全营同志们击落美蒋高空侦察机的伟大胜利。在岳营长简要报告击落敌机战斗的经过时，刘司令员称赞指战员们机智、灵活的指挥操作和顽强过硬的战斗作风。指示要用棺木妥为敌机飞行员安葬，立坟碑，并写明死者的姓名、死亡的年月日等。
1963年8、9月间，空军决定将四个营分别布署于陕西咸阳、户县和凤翔、宝鸡两个点上，伏击U—2侦察机。一天午夜，敌机果然来了，我接到通知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从敌机轨迹的标图看，敌机在接近我三、四营火力边缘时，立即改变航向，这样反复几次，即逃脱伏击。我和在标图桌旁的同志都觉得这次敌机的飞行有些蹊跷，和往常不一样。不久，陕西方面来电话，报告U—2飞机一遇到我导弹制导雷达开机，立即改变航向，和我们在标图桌边看到的情景一样。由此判断，U—2飞机已具备识别我制导雷达信号的功能，并能据此测定我导弹阵地的位置。
经过反复思索，白天黑夜想对付敌机的办法，在朱虚之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思路：如我抓住敌机，敌机发现我导弹阵地但又来不及躲避的瞬间将其击中是否可能。要达此目的，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如何做到能在“暗中”跟踪敌机的飞行轨迹。这里的“暗中”是指敌飞行员不察觉的意思。其二是，掌握好敌机进到距离我多少公里发射导弹为宜（即U—2发现我制导雷达后想逃也逃不了的距离）。一形成这一方案，非常兴奋，当即赶到技术勤务处。正好文绶、王路两位处长在办公室，朱虚之把“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想法告诉他俩，并画图说明之。他们都表示这个设想可行。接着带王路去二营找岳振华商量（当时二营在北京）。岳振华说这一设想很好，可行。请派一架飞机，飞几个架次，测出一些数据。
经过试飞，取得有关数据。根据更近快的要求，时间观念不是每分必争，而是每秒、每微秒必争。须在口令、动作上提出新的要求。口令既要快又要清楚。操作更要准确无误，并采用暗中跟踪U—2的办法辅助跟踪，形成了一套战术。二营在营长亲自带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想、苦练，终于把设想变成了符合实战需要的战术、技术方案。全营接着练这一新的战法。不久其他各营也都学会了。
1963年10月初，空军遵照聂荣臻元帅对四个营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拦截火网的指示精神，空军遂以四个营的兵力部署于浙江、江西两省之弋阳、上饶、江山、衢州一线，拦截美蒋U—2型高空侦察机。朱虚之带领训练基地主任张伯华、高炮指挥部王路处长等分头到上饶一线勘察阵地。这次部署兵力的特点是拦截正面宽大，战术是贯彻“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超近快战法，只要敌机窜入我防线，一定可以击落它。当时还临时成立了群指挥所，由张伯华主任指挥。
敌机又入窜侦察来了。它进来时未经过拦截线，提心吊胆地飞过去了。我方也没有惊动它。群指挥所估计它返航时可能会经过拦截线，部队严阵以待，不急不躁的监视着敌机。敌机返航时，果然以为这条航线安全，大摇大摆的略偏移原来的航线，正好进入二营的拦截圈之内。早已严阵以待的二营指战员，在营长的沉着指挥下，用新的战法一举击落敌机。时为1963年11月1日。
这次战斗的胜利，二营荣立集体一等功，
1963年12月26日国防部授予地空导弹二营以“英雄营”称号，授予岳振华同志“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1964年6月，导弹二营机动到福建漳州地区设伏，漳州距台湾约一百七十海里，离敌占岛屿大小金门近在咫尺，部队行动很保密，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阵地。台北方面或许获得一些不甚确切的情报，RF—101多次来漳州侦察。
1964年7月7日，美蒋高空侦察机来闽西上空侦察，二营又以“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战法，沉着应战，一举击毁敌机。在全营会餐那天下午，朱虚之和刘司令员在院里树荫下乘凉，后又一起散步。我谈起去年8、9月间某夜在陕西拦截，U—2能在我制导雷达开机时逃逸的事，说明敌机已能侦察到我导弹阵地；我们也研究出“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办法，这次漳州之战，二营也是以此战法取胜的。刘听罢很高兴，嘱今后要从研究敌情，摸清敌机战术的变化研究对策，求得多打胜仗。
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导弹二营并和全体官兵合影。朱虚之参加了这次接见。
上饶之战后，朱虚之考虑到敌情是多变的，需从电子技术上解决问题。为此，拟请四机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门）协助解决。1964年初朱虚之去空军技术学院检查工作，正好四机部王诤部长在西安召开工厂领导同志会议，便前去请教红军时期就认识的王诤。介绍了去年8、9月间敌机在我制导雷达开机后的瞬间改航的情景。他当即同意给想办法，并说三四个月后即能制好一个装置供导弹部队使用。回京后，王部长又约朱虚之参加他们的部务会议。会上王部长布置×××厂制作照射天线并尽快交付使用的任务。朱虚之代表地空导弹部队的指战员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但导弹一营在第一个照射天线使用中出了事。1964年8月9日，美蒋高空侦察机绕道大陆西南去我西北战略要地侦察，飞经正在广西宁明设伏的导弹一营上空。然而这很有利的作战机会，却因该营制导雷达短路（习惯称跳高压），造成战斗失利
当时朱虚之因病后身体未愈而在疗养院养病。兵器跳高压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装上了照射天线的缘故还是制导雷达本身有故障而造成的？当时有个别同志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失利是制导雷达上加照射天线所造成的。就拆下照射天线。这在高科学技术的地空导弹部队里是一种鲁莽的作法，是非常不应该的。朱虚之下决心要把战斗失利的原因查清楚。养病中给空军党委写了战斗失利报告，并提出让一营到青海湖实弹射击以检查装备的建议。请临时调回在杭州编写组工作的原技术部副部长杨文安负责指挥。有人建议把制导雷达上的保险丝换成双股的。杨副部长以电话告朱虚之。朱虚之当即答复不能更换，兵器原是怎样的现在还应怎样，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出制导雷达跳高压的真实原因。
实弹射击结果，制导雷达没有跳高压，兵器一切正常。“八、九”战斗失利的原因不是因为加上照射天线，而是因为维护兵器不细致，没有发现保险丝上有隐患而造成的。是一次责任事故。
不久，一营奉命机动到内蒙古萨拉齐地区设伏。约经一个月，1965年1月的一个午夜，美蒋U—2型高空侦察机窜入一营火力圈内。朱虚之在空军指挥所注视敌机飞行航线的标图。在一营火力圈内，U—2航迹中断，旋即得到报告，敌机被一营击落了！
汪林营长汇报了战斗经过，提到活捉飞行员一名，现场保护完好。朱虚之立即派文绶和王路两位处长去审问飞行员。飞行员叫张立义。当夜发现我雷达信号后，辨别不清。信号好像飞弹雷达，但又好像是防空警戒雷达的信号。正在举棋不定的瞬间，飞机突然一震，知是被导弹击中，立即跳伞。这口供证明制导雷达上加照射天线达到了伪装信号的目的。
高指实验室张置树等同志从敌机残骸中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可以自毁的装置，不知是什么。朱虚之即派人当夜驱车去附近某军，请求陆军同志派工兵帮助拆卸自毁装置。拆去自毁装置后，大家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电子干扰装置，标号为十三系统。其所以没有自毁，是因为导弹爆炸后，稍大的碎片将其自毁装置的电源线切断了。
回京后，朱虚之立即给四机部王诤部长写了一封感谢信。
1965年上半年，第三训练基地改建为指挥机构独立第四师，师长张伯华、政治委员贺芳齐、参谋长张建华、政治部主任张思聪。重新组建第三训练基地，设于河西走廊。基地主要担负新组建部队的接装训练。基地主任邵殿奇，政委龙治国。1965年下半年第五第六两个营就是在这里接装训练的。
1966年上半年，前与高射炮兵指挥部合并之空军技术部又从高指分出来，成立了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收回原技术部暂调出的人员。当时第二高指司令员暂缺，朱虚之任二高指政治委员兼部党委书记，副司令员杨文安。不久独四师师长张伯华调任第二高指副参谋长。
1967年7月间，空军首长命令兰州军区空军派两上导弹营和独四师之二营机动到青海格尔木地区设伏。二营的阵地离另两个营的阵地有一段距离。9月初，美蒋U—2型高空侦察机去大西北侦察，航线飞经设伏在格尔木地区的两个营的火力圈内。两个营先后开制导雷达，抓住目标，发射导弹。U—2飞机施放电子干扰，因这两个营的抗电子干扰操作技术不过硬、不沉着，造成战斗失利。
朱虚之带高炮指挥部的张置树和林中民等同志马上从北京赶到格尔木战斗现场，兰州军区空军杨司令员也到，召开了技师、排长以上干部的现场会议。总的是应战不沉着、操作技术不精密、细致。部队平时缺乏严格的训练。会上杨司令员和朱虚之都谈了一些问题，促这两个营好好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严格训练，抗电子干扰的操作要一丝不苟，沉着应战。
会后朱虚之将战斗失利的原因和主要经验教训电告空司，并告第二高炮指挥部（此时地空导弹部队管理工作已从原高炮指挥部分离出来，成立了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简称二高指）牛德山，要他把这一经验迅速传达到各导弹营，要精练抗电子干扰技术，沉着操作。
在格尔木战斗失利后的第七天，窜入浙江嘉兴地区上空之美蒋U—2型高空侦察机，为我地空导弹独五师十四营所击落。这一仗是十四营夏存风副营长指挥的。格尔木战斗虽没有击落蒋帮U—2，但飞行员被打得昏头转向，胆战心惊，馀悸未消，忽又报嘉兴上空U—2飞行员丧命，活着的U—2飞行员也沮丧极了。
等不到祝捷大会的召开，1967年9月17日，导弹六营在广西武鸣地区击落美军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一架。朱虚之即由嘉兴乘机直飞广西武鸣，到达六营阵地。
这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三次击落美军DC—34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前两架分别是三营和二营在1967年4月底和1967年6月击落。待机打击无人驾驶高空飞机是在1966年下半年开始，先后派出三个地空导弹营赴中越边境，规定凡是美军高空侦察机越过中越边境，到我方一侧上空，立即给予打击。无人机是按预定的飞行侦察计划，用程序控制的，在飞行时不能任意改变航线。只要部队训练有素，沉着应战，就一定能击落它。
“文化革命”给导弹成套设备的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好的情况下一年能出厂一套，否则一套也困难。1969年后，工厂生产秩序转好，出厂成品逐步增加。到1970年年底，国家新建的地空导弹工厂建成投产，并于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的日子里生产出地空导弹及其成套设备，从此地空导弹兵器生产情况就大大地改观了。
导弹部队指挥机构自1965年成立独四师后，相继成立了若干独立师，后由师改设独立团。1971年导弹营的总数已发展到双位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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